老兵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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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不死,只会逐渐凋零。
1
人生的际遇宛如在山路上行走,一会儿平坦开阔,一会儿蜿蜒曲折,你不知道会看到什么景致,也不知道会遇上什么人。与罗老的邂逅,不,不能叫邂逅,因为只见过他的照片……其实源于很偶然的一件事,我却走进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孩子马上要上小学,须要买一套学区房,才能读到好的学校。有个好哥们是做房地产中介的,这天上午给我打电话,叫我去看房。
在一个陈旧的小区巷口,做房产的陈哥在等我。他是个大胖子,像个弥陀佛似的,看到我先笑了,夸张地大叫:“王哥,这个房子你买赚啦,咱们是哥们,专门留给你的,不然好多人想要呢。过完户你必须请我好好喝一顿。”
我也笑着说:“那还不简单?一会儿就可以去海底捞整一箱啤酒,涮他一锅。”陈哥马上接上来:“海底捞不行,必须得大餐,也不用整什么路易13、拉菲之类的,皇家礼炮就好了……”
我俩边开玩笑边走,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这是一位老人留下的旧房子,老人原来是中学老师,已经退休三十多年了,刚去世不久。老伴五六年前就走了,自己一个人过日子,几个月前生病,邻居送到医院,在医院里住了一两个月就走了,儿子多年前就移民在美国定居。
拐进一条狭窄逼仄的小巷,是一幢很陈旧的旧楼。房子在二楼,踩着嘎吱嘎吱的楼梯上楼,打开房门,有一些灰尘掉了下来,掉在陈哥的头上。
他回头看到我皱眉头,笑着说:“不要皱眉头,房子虽然旧点,过一两年要拆迁了,给你换一套新房,而且你只是为了孩子读书,房子过完户把户口迁过来,搬张床进去,只要学校认可,就能读上小学,今后即使要卖也有一个好价钱,包赚不亏的事。”
里面非常陈旧,墙皮斑驳脱落,一股霉味扑鼻而来,客厅有一张供桌,摆着两个老人的照片,放着一个香炉,已经没有香火。陈哥从桌上拿了几支香,点着了后对着照片拜了拜,嘴里喃喃有词:“祝两位老人在西天极乐世界,快快乐乐,保佑子孙后代香火繁盛,个个幸福健康。”
拜完后看到我在笑,他不好意思地说:“就求个吉利。”他介绍道,这个老人只有一个儿子,平时很少回国 。老人家去世没有回来,委托亲戚帮助料理完后事,留下一套房子。所以委托他们帮助出售,也没有回来打扫整理。
他专门强调:“他的儿子只要全款,不接受按揭,而且马上要付,所以价格比较合理。我觉得你买最合适,反正你也不是要住,只是为了儿子读书,而且你资金充沛。”
除了客厅、厨房和卫生间,一共两间房间,一间是卧室,放了一张大床一个柜子,其他别无长物。另一间是书房,整个房间堆满了书籍。我问陈哥,老人的东西怎么处理?陈哥说,老人去世时,处理后事的亲戚把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衣物不要的已经丢弃,只有这些书没人愿意整理。
问过老人的儿子,说我们全部处理掉就行了,不想留什么东西了。陈哥叹了一口气:“现在的孩子都是这样,我做过这么多年房产中介,碰到这种事多了。老一代认为重要的东西,后人大都当做垃圾,只要有钱就好。”
看了一圈,基本没有太大的问题。我委托陈哥帮我办理过户的手续,因为老人的儿子已经把美国方面相关的委托文件证明都寄过来,其他手续等办差不多了,带上相关证件去房产交易中心办理过户就好了。
陈哥先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转了一下。走进书房,简单看了一下,书架上堆的书,还有地上堆的书,大多是学校教学方面的书。
我听陈哥说过,老人退休前在中学当老师,所以这类的书很多,还有一些是历史方面的书,加上一些不值钱的文学作品。我抽出几本翻了翻,都是些很陈旧的书,价值不大,如果当废纸卖也不值几个钱,心想如果值钱,他那些亲戚应该也不会留下来,早就拿走了。
有一个铁匣子,打开看一看,是一些颜色发黄的老相册,底下还有些笔记本。翻开一页掉了一层灰尘,飘得整个房间都是粉尘,于是就赶紧把铁匣子合起来。房间里面有一张书桌,桌上有一架老式的拨号电话,旁边有一个笔记本,虽然非常旧,边上都卷了角,但是灰尘不多,显然老人生前经常翻的。我拿起来看了一下,上面记着一些电话号码。
其中中间一页有一个折痕,一翻就翻到这一页,有一个电话号码,名字后面有一个括号,注明是远征军战友,我心中突然引起了兴趣。
因为我在政府方志办工作,今年省里统一修编军事志。我们这个地区当初是远征军征兵比较多的地区,也是建国后抗美援朝征兵比较多的地区。我这一段时间撰写了一些关于远征军和抗美援朝的文章,可是这方面的资料比较缺乏,正在组织力量搜集调查,整理资料。难道这位老人当过兵吗?
这个老人叫罗国安,按道理他既然参加过远征军,我们方志办应该有所了解,可是我的记忆里没有罗国安这个名字,不禁引起我的好奇心。
我把那本电话号码翻了一遍,老人记录的电话号码不多,刚健有力的笔迹非常清晰,每一个电话号码都注明姓名,原来什么单位,家庭住址在哪里。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类:除自己亲友外,主要是远征军战友、抗美援朝战友、学校同事、邻居及其他朋友。
我拿起电话,想试一下能不能用,按照他记的号码的第一个试拨了一下,那个电话标着“江志雄,远征军战友”,地址就在我们邻县不远。
听到那头的铃声响起了几声,突然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老罗你这个锤子,怎么这么久没有电话嘛?干什么去啦?”
我赶紧对着电话说:“您是江老吗?”“是啊,你是哪个?”“我是老罗的朋友,能去拜访您一下吗?”那头犹豫了一下才回答:“这个老罗搞么子鬼哟!……你明天来喽。”
2
车子开出城市外环路就上了高速,我开车,还带了同事小张,她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子,大学毕业后考进我们方志办一年多。这次撰写军事史,与我分在一个组,我们一起去拜访江老。事先向他们县方志办电话了解过,江老曾参加过远征军,解放后也是教师,已是九十多岁高龄。
在一个破旧的小区,一幢六层的旧楼房,江老就住在一层,敲开他的房门,老人已经在等我们了。他身材瘦小,佝偻着身子,走到我面前跟我握手时,突然挺起胸膛,来了个立正姿势,瘦骨嶙峋的手握着我的手非常有劲。
坐下后,他老伴端来了茶水。接过茶水喝了一口,他就问我:“罗国安呢,为么事不来,是你们来?”我回答:“罗老一个多月前已经去世了,我们是要来向你了解罗老的一些事情的。”
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突然用手捂住双眼,浑浊的眼泪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我们不敢再多说话,静止了一会儿,他的老伴拿着一条冒着热气的毛巾递给他:“莫哭莫哭,你的战友过世又不是第一个啰。”这位老太太看起来比他年轻,但也有七八十岁的样子了。
过了一会儿,在我的追问下,他慢慢地向我们讲起了老罗。
他跟老罗都是1941年10月参加远征军的。那时两人都只有17岁,在川东师范读书。日军入侵缅甸,中国唯一接受外援的通道滇缅公路被切断,抗战进入危难时期。当时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作为热血青年,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入伍后,驻扎在四川万县训练,配备武器,然后经滇缅公路,进入缅甸。
我们随着他的讲述,进入了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当时乘坐南洋机工团的汽车沿滇缅公路进入缅甸。他们编入新22师,3月份进入到缅甸的同古,参加同古保卫战。
同古是仰光北面一个战略要地,城市不大,但战略地位重要。他们刚构筑了简易野战工事,日军的飞机就前来轰炸,由于缺乏对空火力,敌机飞得很低,轰炸很准确,一波又一波的轰炸,把阵地工事炸得一塌糊涂。
炸了几天,敌人的部队已经开始与我们的前沿防御阵地接触。敌人的重炮开始炮击,在炮火的掩护下,日军开始冲锋。他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日军的火力极其猛烈,而且准确,完全压倒了我方的火力。
江老眼中含着泪水:“我们连的机枪阵地被敌人掷弹筒命中,机枪手牺牲了,罗国安扑上去,继续用机枪扫射敌人。一天下来,打退了敌人十一次冲锋,阵地前尸横累累,我们的伤亡也非常大。”
天黑后敌人的进攻停止了。赶紧修复战壕,抢救伤员,补充武器弹药,简单地吃了点东西就休息。
大约下半夜三点多钟,突然间一阵急促的哨声,把在战壕里酣睡的人吵醒。官长们大声喊叫:“防毒警报,防毒警报……”一阵刺鼻的气味袭来。大家赶紧摸出防毒面具戴上,没有防毒面具的拿出毛巾撒尿后捂在鼻子上,动作慢的人已经倒下一片,有些人在地上打滚,有些人已经不会动了。
利用毒气攻击的效果,一批日军趁着夜暗冲杀过来,还能战斗的拿起刺刀跟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一直拼到天蒙蒙亮,支援部队赶上来,才把日军打退。
江老接着叙述:“我和罗国安身上都被捅了好几刀,还好没中要害。连长已经牺牲了,接替的副连长命令我们两个都下去,到团部卫生所包扎养伤。”
到后方养了十几天的伤,部队已经打了好几仗。英国军队并未与敌人发生大规模战斗就放弃了仰光。坚守同古的意义就不大了,在给敌人重大杀伤后放弃了同古。紧接着打了个仁安羌大捷,掩护英军撤退,给敌人重大杀伤。
江老与罗国安伤好后,重新投入战场是在腊戍保卫战。那是在同古保卫战一个月后,英军主力已退往印度,留下远征军保卫腊戍,这是滇缅公路的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战斗在4月26日打响,极为激烈。”江老昏花的眼睛充满了浑浊的泪水,他有点哽咽了。
因为英军逃跑得太快,日军的主力都压到腊戍来,每天的飞机在天上狂轰滥炸,大炮在地上猛烈射击,坦克、装甲车引导步兵攻击。坚守几天后,孤立无援的远征军终于不支,被日军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向曼德勒撤退。
“我们向野人山撤退。一路上,毒蛇猛兽出没,虫蚁遍布,瘴疠横生呀。”通过江老的讲述,让我们仿佛经历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溃退。部队在荒野、丛林、沼泽中通过,饥饿难忍,霍乱疾病蔓延,尸横遍野,九死一生才回到祖国。
他讲起罗国安,眼睛就亮了:“我得了痢疾,拉得整个人都变了形,又没有药,多亏了他背着我,才走出了野人山呀……”
“罗国安这个锤子呀,怎么就走掉了呢?说好我们要同生共死的呀……”江老又哭了起来。他老伴又拿来热毛巾给他擦泪,我们劝了半天,说好今后再来看他,才告辞离开了。
路上我开着车,我们俩沉默不语,心情很沉重。还是小张打破了沉默:“这个罗老是英雄呀,我们军事志的人物编里应该补进去。”我点了点头说:“我们再沿着线索寻找下去,把人物形象补充得完整一些。”
3
回去后跟我们方志办主任作了汇报,他同意我们进一步采访了解罗老先生的情况,如果确实有价值,可以补入军事志人物篇里。
第二个电话号码是在省城的一位刘白先生,住在军区干休所。联系好了后,第二天一早就驱车前往。
到了干休所,所里的政委陪同我们,到了刘白的家。刘老先生是一位将军,住一幢两层小楼,站在小楼外面迎接我们。老将军八十多岁,中等身材,身子骨挺拔刚健,还保持着军人的身姿。见到我们,伸手跟我们握手。
进去坐下后,老将军对我们说:“听说你们要了解罗国安同志的情况,非常好,老罗完全可以进入你们的军事志人物篇。”老将军担任过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对相关政策的了解比我们更深,他这么说,我和小张相视一笑,点了点头。
刘将军看了看我们的采访提纲,放在一边对我们说:“不按这个提纲了,按我讲的吧。”
老将军简要地介绍了罗国安的战斗历程。罗国安是在1947年定陶战斗中,从国民党军队投诚加入我军的,编入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从此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历经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一系列战役战斗。1950年入朝参战。
刘将军说:“我是1948年底认识罗老的,当时我刚入伍,来到罗老所在的部队。他是团里的作战参谋,我是团警卫排战士,经常跟随团首长冒着炮火到前方勘察战场,每次都是罗参谋陪同。”
我插话:“您知道他参加过远征军吗?”“只听他说过一次,但是不太清楚,因为他从不说自己过去的事。”刘老将军回答,然后他接着说下去。
“1949年2月我们部队被编成华东野战军第9兵团20军,上海战役结束后,我们就留在华东地区强化训练,准备解放台湾。1950年11月入朝。入朝前在山东典阜集结,团里进行了一次动员大会,请罗老上去讲了一段,我们才知道他参加过远征军。”
刘老将军接着说:“他介绍了与美英联军共同作战的过程,仰光战役英军不战而逃,使坚守同古的部队遭受巨大损失。曼德勒战役中美英联军又是遇敌即溃,让远征军在腊戍腹背受敌,最后只能退走野人山。他讲了美英军队铁多气少的性质,鼓舞了全团官兵的士气。”
随着刘老将军的讲述,把我们带进那个冰天雪地,血与火的战场。
部队跨过鸭绿江后,第一次战役已经打响。部队昼伏夜行,向朝鲜东北部的盖马高原连续急行军。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雪下得特别大,盖马高原的海拔在1000多米以上,气温比平原要低十几度,夜间可以达到零下40度左右,而且朝鲜东海岸袭来的东北风直接扫过来,真正是滴水成冰的地方。
当时罗国安已经下到连队任连长,刘老将军刚提干,在那个连队任一排长。罗国安久经战阵,虽然只是连长,但是在团司令部干过很长时间,作战经验非常丰富。还在安东集结时,就安排司务长去买了几匹白布,一个排发了一匹,每个人多发了两双袜子。
在行军中,一人发五尺白布,在雪地里就是很好的伪装,而且可以御寒。后来师长看到这点,叫后勤紧急调拨白布过来,但是其他单位行军中因敌机轰炸遭受了损失。袜子更重要,在雪地行军把所有袜子都套上,御寒效果很好,他们连队因冻伤减员的大大减少。
在长津湖地区,利用夜间向敌人发起了偷袭。当面之敌是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是一支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精锐部队。那是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各突击队利用夜暗接近敌人的防御前沿,这时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一群群炮弹在敌人阵地前爆炸。
突然一组组照明弹射向天空,将战场照得如同白昼,敌人的各种火器猛烈地向我冲锋队形扫射,官兵一茬一茬倒在雪地上。罗国安立即下令停止冲锋,他冲到机枪阵地,夺过一挺机枪亲自射击,压制对我威胁最大的敌火力点。
突击队在他的火力支援下,突破敌防御前沿,扫掉周边几个火力点,全连冲了进去,肃清了残敌。接到团里命令,就地转入防御,等待下一步命令。他立即命令在搜集敌人武器的同时,搜集皮靴和御寒衣物用上,防止进一步冻伤减员。
第二天一早,副团长亲自赶到他们阵地,宣布命令,要求他们营立即赶到几十公里的水门桥,支援兄弟部队夺桥的任务。营长教导员已经牺牲,命令罗国安为代营长兼代政教,率领营队执行这项任务。
全营官兵集中一下,扣掉牺牲和负伤后送的伤员,仅余不到两百人,自己原来的一连人最多,六十多人,但干部仅剩自己和一排长刘白。其余三个连每连只有三四十人。他向副团长建议,由刘白代理一连连长,副团长同意了。
冒着漫天的大雪,全营避开公路,沿着山脊线向水门桥附近的古土里出发。
几十公里的路程无比艰难,除了本连防寒工作做得好,冻伤的比较少,其他连队的冻伤都非常严重。官兵们凭着顽强的意志,走了一天终于到达预定位置。
兄弟团队的团长见到这支队伍非常高兴,他们已经发动数次进攻,无法突破敌人的防御,到达水门桥。
当天晚上,他们加入兄弟部队的攻击队伍,利用夜晚向水门桥发起了攻击,终于突破敌人的防御,炸毁了该座桥,但是罗国安也负了重伤,被担架队送回后方医院。
老将军擦了擦眼角的泪花,接着说:“后来我就跟他失去了联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到这个省担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才跟他联系上。虽然我担任领导职务,但是他从来没有向我提过任何要求,或者受过任何帮助……”
4
找的第三个人,是曾任友谊中学党委书记的高林老先生。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与罗国安是同事。
高林八十多岁,是个慈祥的老人,开口就说:“老罗蒙受了很多冤屈呀!”
高书记介绍,1953年,罗国安因受伤后身体恢复不太好,从部队转业回来,在友谊中学的前身崇仁中学担任副校长。不久后因为曾经在国民党军队,加上平时的一些言论,在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免掉了副校长。
虽然担任普通教师,罗国安还是在本职岗位上兢兢业业地教学,做出了很多成绩。那个特殊的年代到来之后,他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被打倒批斗,他的老伴也是老师,一起被批斗后下放农村。
在运动中,大儿子因为不堪凌辱自杀身亡,只有小儿子跟着他们到农村,后来在农村的学校读书。
当中国政治迎来了春天后,他们夫妻回城恢复了教职,儿子后来考上了大学出国留学,就在国外定居了。
高书记跟我们说:“由于曾在国民党军队的经历让他受到残酷的对待,蒙受了巨大的痛苦,还失去了大儿子。改革开放后,经过拨乱反正,平反了冤案恢复了名誉,但是他对这段历史始终讳莫如深,从来不愿提及。我们单位除了我知道,再也无人得知。社会上除了他的战友,知道的人也极少。”
与高书记辞别,我们找到了秦婆婆,她是原来的居委会主任,说到罗国安夫妻,她就赞不绝口:“罗老师两个是我们居委会的好人,住在这里四十多年,从来没有跟邻居红过脸。只是他不太跟人说话,见面最多点点头而已。”
我问她:“你知不知道他以前当过兵?”秦婆婆说:“知道呀,他在社区填过表的,所以我们知道,但是一般的人不一定知道。”
我又问她:“他们跟儿子关系不好吗?”秦婆婆回答:“谁说不好的呀?”“为什么不去跟儿子住一起呢?父亲去世了儿子也没有回来呀?”我接着追问。
秦婆婆回答:“你问的问题我倒不知道,但是他儿子出国后,以前一两年会回来一次,后来就少了,这十多年来大约只回来过两三次吧?不过每次回家,见到左邻右舍也是和和气气,也没听到他们家里有吵架的声音。而且,前些年老太太还在,走的时候老太太还会送到机场呢。”
“那他这么多年都忙些什么呢?”我接着追问。“还是教书呀,都在启智实验学校帮助孩子呢。”秦婆婆回答。
按照秦婆婆的指引,电话联系后,我们找到启智学校。校长在门口迎接我们,这是一位看起非常善良的大姐,慈眉善目的,未说话先笑。见面握手后,她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楼道,楼道两侧布置了许多专栏。
其中有一个专栏,中间上方是一张黑色剪纸花环绕着的照片,这张大幅照片中是一位微笑的老人,原来是罗国安的遗像。底下写着“罗国安爷爷千古”几个黑体大字,然后整个专栏贴满了一张张五颜六色的小纸条,有画画有写字的,仔细看了一下,是些孩子稚嫩的笔迹,分明都是追思怀念罗国安爷爷的语言。
我和小张双手合十默默拜了几下,回过头看到校长的眼眶已经湿润了。她指着那些小纸条说:“都是那些孩子们写的。”
校长把我们带进一间教室,有二三十个七八岁大的孩子在上游戏课,见到我们进来,老师喊了声起立,孩子们放下手里的玩具全体站起来了。校长对孩子们说,这两位老师是来看罗爷爷的,教室里鼓起掌来了。
我扫了一眼教室,孩子们乍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眼神看起来要迷乱一点。我先说了句:“孩子们请坐。”等孩子们坐下后,我就问了一句:“孩子们,你们都认识罗爷爷吗?”“认~识!”孩子们拖着长音回答。
“为什么会认识罗爷爷呢?”回答就五花八门了:“教我们读书”、“买东西给我们吃”、“给我们讲故事”、“陪我们打球”……校长也笑了,整个教室一片笑声。我轻轻跟校长说:“让大家继续上课吧。”
校长跟老师点点头,老师就对大家说:“同学们,继续上课,坐好了。”我们走出教室,我觉得这位老师的眼神也有点异样。
来到校长办公室,我们聊了起来,小张拿起本子记着。校长告诉我们,罗国安从退休开始,就在学校当义工,一直到去世为止,干了三十多年。她深情地说:“罗老师余生全部的身心都扑在这个事业上了。”
她告诉我们,这个学校主要靠政府拨款和社会慈善力量捐助,已经办了三十多年,前身是民政福利特殊学校。罗老退休后,他和老伴都是学校第一批义工, 他们不仅教学,还是学校收到工薪族里最大的个体捐款者。罗老夫妻个人生活非常简朴,把退休金收入的大部分都捐给了学校。
她接着说,学校的经费虽然有财政拨款,但是经费不太充裕。还有一些学生并没有送到福利院抚养,而是在各自的家庭里生活,也送来读书。这一部分孩子有些费用是需要自己付的,有些困难家庭,罗老师常常用个人的钱来贴补他们。
我点了点头,看过他的家庭,确实是非常节俭。校长接着介绍,学校主要招收一些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许多孩子,虽然生下来智力有一些缺陷,但是通过后天的教育是可以弥补的。有些人虽然无法达到正常人的智力水平,但通过教育可以学会一些生活的技能,也能融入社会,实现自食其力。
学校还办有医疗所,自己有一些专门的医生,同时聘请一些社会的医疗力量,给予这些孩子一些必要的治疗,来改善孩子的病情。有些孩子长大后能够进入社会工作,有些可以留在学校工作。比如,她介绍刚才上课的老师就是在学校长大的孩子。我心想,难怪看她眼神有一点怪。
她看出了我的疑虑,介绍说,这些老师只能上一些辅助的课,主课还是需要像罗老师这样专业的老师来上的。她解释说:“我们也不能误人子弟。”其他的孩子长大也可以留在这里做一些其他工作,比如说后勤杂工等等。
她接着说:“从学校建立,已经换了八任校长,教出了一茬一茬的学生,只有罗老一直在这里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的眼眶又红了。她看着我说:“听说你们要宣扬他,这太应该了,真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前辈呀!”
我和小张含着眼泪告辞离开了学校。路上小张跟我说:“真没想到,罗老的事迹太感人了……”我点了点头,心里同样非常感动,老人真是一个好人,他们生命的最后一程,帮助了多少孩子呀!
晚上下班后去了罗老的老房子,拿出铁匣子打开,把里面一本本相册和笔记本上的灰尘擦掉,拿起笔记本读了起来,读着读着,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5
我和小张向方志办打了报告,经过办公会研究,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同意增设条文,将罗老列入本市军事志中特殊军事人物篇。但是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的落实,我们必须联系他的儿子。
他的电话簿中有儿子的电话,我们联系上了他。按照约定的时间,跟他儿子接通了视频电话。
他儿子在电话里出现,是一位清瘦的老人,眉眼有点像罗老。我告诉他因为他父亲曾经在战争年代作出过贡献,我们地方志准备把罗老列入地方志军事人物篇,需要通知家人。他儿子表示谢谢地方志编纂委。
然后我告诉他,罗老有些遗物具有文物性质,希望能够捐赠给我们地方志编纂委,但是我们可以制作复制品还给家人。还有一些东西希望家人能过来一趟,我专门讲了一下,有些东西很有价值,家人可以收藏的。
他也表示谢谢,我们想怎么处理都可以,如果可以,把有价值的东西留下。他的女儿在北京清华大学留学,放假时可以抽时间回故乡一趟,交给他们就好。
一个月后,罗老的孙女从北京来到这里,我和小张到机场去迎接。罗老的儿子告诉过我们,他的女儿汉语不太行,还好小张的英语不错,准备由她客串翻译。
在机场的接机口,我和小张举着大牌子在等待,没想到两位金发碧眼的洋人走到我的牌子前面。我推着小张向前,面前是一位漂亮的女孩子,虽然是个洋人,但是眉眼中还有一点东方人的痕迹,原来罗老的孙女是个混血儿。
她看到我们的牌子上都是英文,就讲了一串英语,小张一下没听明白,有点发窘。旁边一位洋小伙子用标准的中文对我们说:“你好,她是罗国安先生的孙女,叫爱琳.罗,我是她的男朋友,叫保罗。”
我伸出手跟他们俩分别握手,后面有点尴尬的小张也上前握手。我问保罗:“你的中文为什么这么好?”保罗笑了:“我在北京已经留学三年多啦。”爱琳也用不算太流利的中文对我说:“谢谢你们来接我们。”
我诧异:“你的中文也不错呀,你爸说你中文不行?”她笑了:“我本来就是中国人,从小爸爸就教我,又留学了几个月,还学不会几句?我爸以为我来北京是光吃烤鸭的呢!”
我们几个都笑了,我对小张说:“对不起,你失业啦!”小张也笑着说:“让我虚惊一场,刚才听不太懂,衣服都汗湿了呢。”
我们一起到他们下榻的酒店,安排好住宿后,已经到了吃饭时间,陪他们到门口餐馆吃饭。
我们边吃边聊,我先简单地把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说了一下,我对爱琳说:“你的爷爷是一位英雄呀!”她的蓝眼睛中闪着泪花:“我的爸爸没有告诉过我。”
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爸爸没有回来参加葬礼?”她的神色有点黯然:“他不久前中风了一次,虽然恢复得不错,但是行走还是不便。”
“你的爷爷为什么不去跟你们住在一起呢?甚至一次都没去过?”我又提出一个问题。“他有病,你们不知道吗?”爱琳瞪着大大的蓝眼睛看着我。
“什么病?”我有点语塞。爱琳讲述了爷爷的故事。听她爸妈讲,她出生的那一年,爷爷和奶奶来到美国,爸爸接他们出了机场,走到广场上,见到星条旗,他突然高喊一声:“卧倒~”自己就卧倒在地上,而且迅速滚到水沟里,两眼发直,高呼:“机枪班、炮班,快射击!”
赶紧送到医院,医生说是“战场创伤应激综合症”,属于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在美国很常见,中国不多见。他的病因来自于星条旗,见到就受刺激,情况稍好转后马上送回国内,再也不敢让他去美国。
爱琳说:“爸爸告诉我,他曾经因精神病住过两年医院,所以不敢刺激他。”我不禁感到很惊讶。
晚上回到家里,我给友谊中学的高林老书记打了个电话:“高老,关于罗老的情况,您有个事情没有告诉我……”他问什么事,我说罗老住过精神病院。
他沉吟片刻才说:“我本来不想说,人已经不在了……他确实住过精神病院。在那个年代,他们把他打成‘美国特务’,画星条旗做成高帽戴在头上,还披在身上,天天批斗凌辱,终于有一天人被逼疯了……后来治疗好了出院,恢复了正常,只是不能拿星条旗刺激他,刺激后容易复发……”
放下电话后,我心中想着,其实不是战场创伤应激综合症,我们的老前辈在战场上的心理素质比大洋彼岸的同行强多了。应该叫政治运动创伤综合症,《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在渣滓洞中坚持了400多天,在政治运动中只坚持了6天……多么好的一位老人家呀,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凌辱呢?
尾声
第二天上午,我和小张陪着爱琳和保罗来到老房子。进到书房,我之前已经请钟点工打扫过了,但还是感觉灰尘满地。
我郑重地打开铁匣子,将几个相册打开来,里面是一张张泛黄的照片,有罗老穿着远征军的制服,英姿勃发的照片,有坐在坦克上的照片。打开第二本,有在解放战争不同战场的照片,也有在朝鲜战争中的照片,后面还有几本厚厚的罗老及家人在不同时期的相册。
相册底下是几本厚厚的笔记本,爱琳和保罗拿出第一本,是布装封面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远征军战歌》:
“弟兄们,向前走!/五千年历史的责任,已落在我们的肩头。/日本强盗要灭亡我们的国家,/奴役我们的民族。/我们不愿做亡国奴,只有誓死奋斗,/只有誓死奋斗,只有誓死奋斗!”
翻开一页,刚健有力的字迹,上面写着:“西历1942年2月11日,我们底队伍高唱战歌,跨过滇缅边境,前路茫茫,但是我们充满信心,将与侵略者作拼死底战斗,以争取光荣底胜利及民族底解放……”
再拿起一本,随便翻开一页,那个字迹有点颤抖歪斜:“公元1950年11月25日,我们又冒着漫天大雪前进了一个夜晚,天亮时才展开露营。天气极其寒冷,已经是连续第五天强行军,每天有不少敌机在空中侦察,还不断俯冲下来扫射。现在已接近长津湖地区,连队有不少战士冻伤,但是大家的士气依然高涨。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爱琳看不太懂中文,保罗悄悄地在耳边告诉她。后来保罗轻轻地说,他的爷爷就是陆战一师的战士,也参加过长津湖战役。他接着说:“爷爷从小就告诉我,中国军队是由一些勇敢的年轻人组成,打起仗来奋不顾身……”
大家眼中的含着泪花,心情都很沉重,沉默良久。我才打破沉默,征求爱琳的意见,希望她能把日记本捐给我们市的军事博物馆,我们会制作影印件给家人,照片我们翻印一些有用的,然后再一起寄给她。
她含着眼泪点点头,我准备了一份历史文物捐赠同意书,她在上面签了名:“Erin Luo”
我们顺着吱吱作响的楼梯走下来,相互握手道别。街头上行人匆匆而过,阳光明媚,鸟儿在树上欢快地鸣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