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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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12日，胡适先生的《容忍与自由》一文，随后发表。本文开篇即这样写道：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我们谈到英国史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写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由此观之，“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句话的发明权属于布尔教授，但经过胡适的一番思考，又增加了丰富的人文内涵。在此文中，胡适还说，“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因此，“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
老航将胡适此文附后，供文友君们品鉴。除学术外的胡适思想、人文文章，一般地说，不论他写于五六十年前还是近百年前的白话文，对今天的人来说，几无阅读障碍。他有许多篇章，若不署他的名，甚至可以让人认为就是今时某人针对当下的大作。文章好不好，有没有传承价值，就看跨时代的阅读体验。我发现一些朋友甚至至今没有读过胡适文章，建议最好花费少许时间补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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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生追求并笃信的就是自由，那就是独立精神与自由人格。因此，他一生不党不私，对政治有“不感兴趣的兴趣”，并将之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胡适一生，被人各种骂，其中鲁迅骂胡曾是最激烈的一位，用过“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为虎作伥却又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等恶语。胡适对鲁骂，一般不予回应。1936年，鲁迅去世，同样被鲁迅骂得很惨的苏雪林来信如此评述：“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其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胡适在回信中却说：“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可见，胡适对人的宽容，是透在心骨里的，并非晚年才有的人生醒悟。一个人如果真正理解自由，那就必须理解并珍惜宽容和妥协的巨大价值。对此，老航自认为个人修为还不够，尽管自己一直比较温敦，却仍然做不到对极端派的凡事拱手相让。不过，有时我与某些人“怼”，不过闹着玩的。多数时候，还是能做到对事不对人。面对无聊的辱骂与纠缠，胡适先生不予以理睬与回应的做法，应是最好之法。话不投机，说多了无益，不如不说。被骂、被侮辱、被恶意攻击又怎么样？我的独立精神与自由人格若经不得某些人的骂，那我岂不太脆弱了？那岂不是表明，我对自由的认知还浮于表面呢？所以，深刻理解容忍，并努力践行之，是提升我们最可宝贵自由价值的一个大法门。
生活中，处处需要宽容与妥协。生活中的主要矛盾，一源于面子，二源于利益。面子，有许多是浮表的尊重，迂腐的礼。到一个饭桌上，啥主位不主位的，真有什么特殊的价值么？利益，实际谨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规则就可以了。利益不仅包括财富，也包括权力、名望。不该你的你不去伸手，别人侵犯你的，依法依理捍卫即可，也就没有那么多枝节。小利益可以不计较。菜市场差了几块钱，耸耸肩，不必当回事。根本利益，讲得过理，依理办；对方实在横蛮，争也无用，依法办；法院不公正，评估一下，莫被一个案子将自己余下的人生拖进去，先生活，再等机会寻求公道就是了。我们需要对别人容忍，也需要对自己容忍。一时之失，不必着急。有时候，有些事，要给点自己的时间。
在政治上，在思想层面，得明白没有理想化的政治。再说，每个人的理想也不一样。各人坚持自己的理想，互不相让，那就不可能取得共识。我们好些时候，都只有自己的管见，我的理念与设想，我以为绝对正确，其实，很有可能不正确，或只有部分正确。那么。大家相互妥协，就很有可能取一个至少不太糟的协商成果。政治，只应有妥协的政治，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政治。不然怎么办？就只好你死我活决一死战了。而观历史那些对异见进行肉体消灭或白色恐怖大迫害的政治，又有哪一个不是反人类、反文明的野蛮事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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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胡适《容忍与自由》全文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 。我们谈到英国史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 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写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 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共产党自己主张无神论，就要消灭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绝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态度了。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且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了。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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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原载1959年3月16日台北《自由中国》第20卷第6期）
【本文节选自《容忍与自由》，载于《问题与主义》（胡适作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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