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生命中的达人们（15）

15.高、李、杜之三：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752年秋，高适杜甫再聚于长安。此时，与他们在一起的人还有岑参、储光羲、薛据这三个人。不知道怎么聚合在一起，也不知道谁发起，他们五人相伴登上了登慈恩寺塔，无人各写了一首诗登慈恩寺塔诗。是个有个共同的调子：悲！

这种悲，是国家的悲。李林甫当政，妒贤忌能，擅权误国，排斥异己，屡兴冤狱，把好端端的朝廷弄得乌烟瘴气，把好端端的河山弄得民怨沸腾。最高统治者唐玄宗却兀自躲在深宫，陪着贵妃，赏花听曲，醉生梦死。

这种悲，是个人的悲。

高适辞了职，跑到了大西北，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里做掌书记，这次随哥舒翰入朝，回到长安。“掌书记”不是今天的“书记”，那只是一个小小的机要秘书。此时，高适已经年过五十。

岑参呢？他同样在更遥远的安西四镇做掌书记，同样满面风尘地从西域归来。此时，年近不惑。

此时，杜甫刚刚四十。

国家的不幸，个人仕途的蹭蹬坎坷，怎么会不在每个人心中投下浓重的暗影？五位诗人同登慈恩寺塔，同题赋诗，本是诗人的盛会，文坛幸事，正像王勃所写：“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

其实，杜甫已经守在长安七年了。他比其他的人更绝望。

五年前，公元747年的制举，杜甫已经经历了一场恶梦。李林甫为了永远垄断权力，不仅制造了“无一人及第”的丑闻，而且炮制了使天下士子蒙羞的“野无遗贤”奏章，杜甫似乎隐隐看到了强盛的王朝被严密遮盖着的丑陋与龌龊。但杜甫并没彻底心灰意冷，他仍然守候在长安，就象一只看见老鼠钻进了洞里，却不知道它又从另一个洞口钻了出去，却苦苦地守候在洞口的老鹰一样。

守在长安，需要一日三餐。杜甫自己三餐难继，遑论养活家口。他给斗鸡小儿当啦啦队长，他时不时地去他的老朋友郑虔家里蹭食蹭食，已经筋疲力尽。

杜甫想过改变吗？不用猜，想过，但他无法舍弃功名。“功名”二字，对杜甫来说，不只是个人的官爵利禄（当然，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在古代，读书人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异常逼仄，不能经商，不会抗蒙拐骗，甚至没有谋生的一技之长），不只是为了光宗耀祖，更主要的是他报国的理想。这是儒家思想千百年来熏陶的结果，如果忽视了或者不理解这一层，古代好多文人在我们眼里可能只是小小的可怜虫！

于是，虽然痛苦地煎熬着，虽然绝望地挣扎着，他仍然不肯放弃。

此时，李白离开长安已经八年，长安城里当年李白留下的的风流余韵，已被长安的乌烟瘴气淹没埋葬。长安，已经没有李白那样横空出世，飘逸不凡的人物，连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那种横放挥洒，豪气勃发的盛唐精神！

其实，六年前的746年，杜甫重回长安，就开始寻觅李白的踪迹，回味品咂李白的精神。

贺知章见到李白，读了他的《蜀道难》，惊呼为“谪仙人”，他“金龟换美酒”招待李白的旗亭，尚在否？如果在，那旗亭每一张座位，每一块墙壁，甚至亭外街道上每一棵古槐树，每一株垂柳都应该萦绕着二人豪爽的笑声……

李白的神一样的才华，令杜甫神往。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写道：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这是对李白最高礼赞。

不知道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描写的故事，比如“龙巾拭吐，御手调羹”、“杨国忠捧砚，高力士脱靴”、“乘醉草就吓蛮书”在当时的长安是否流传开

来，但新旧《唐书》和《唐才子传》都初具梗概。那三首暗讽皇帝荒淫，贵妃不端的《清平调》应该妇孺能详。李白傲视权贵的伟岸气魄，一定会令杜甫赞叹不已。

那首《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就是在向李白致敬。

但长安城里，再也没有贺知章。皇帝还是那个皇帝，但却更老迈，更懒惰，更昏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