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莫高窟和王道士时，余秋雨一句都没提的“敦煌守护神”
一
飞机开始在敦煌下降的时候，我一直心存疑惑，从高空俯瞰地面，唯有大漠黄沙，戈壁纵横，难道飞机要降落在这茫茫荒原中？等到终于看见零星的几片绿色时，才终于相信，敦煌真的到了。
我知道，莫高窟就藏在这一片荒芜里。
前尘往事已随大漠风沙远去，今天，当我们谈论莫高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点，不然络绎不绝的游人，不会千里迢迢地踏上这片遥远的西部大漠；我们脑海中多半还会浮现出“佛教圣地”、“艺术殿堂”一类的词语，但这还是过于抽象，除了让人心生敬畏，不能有更多鲜活的印象。于是五湖四海的人，不顾朔风凌冽，不顾长途颠簸，风尘仆仆地朝莫高窟而来，要看看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将时间往前推移一下，1911年，国外的探险掠宝者，单从兰州到敦煌就用了足足54天。今天的交通大为改善，从北京、杭州、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起飞，不到五个小时便可到达敦煌。于是这个西域小城开始热闹起来，四方旅人来往不绝，沙洲夜市彻夜不眠。想必在公元三六六年，乐樽和尚云游到此时，大漠深处的这座边城清冷孤寂得多，他见到的，应是准备西出阳关或者东入洛阳的驼队，是镇守玉门关的将军与士兵。
二
在莫高窟细细看了几个精美的洞窟，走出来时，黄昏将近，大漠上的热度与光线柔和下来。于是便走远些，走到莫高窟对面的戈壁。周围是历代僧人的圆寂塔，立在一片荒芜的沙山上，似乎有史以来他们就立在那儿，还要继续伫立下去。远处就是三危山，矮矮的一带，冷峻，光秃，仍然荒芜到让人窒息。转过身去，越过戈壁上的枯枝，莫高窟的洞穴黑黝黝的，密密匝匝地映入眼帘来。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呢？看完后问自己，仍然说不出来。但总隐隐觉得自己跟它是有关系的，也许正应了余秋雨先生写过的一句话：我们，是飞天的后人。
那世代与莫高窟比邻而居的敦煌人呢？他们与莫高窟的关系，又比来自千里之外的游人深厚得多了。莫高窟的某一尊佛像，也许就是他们的祖先而塑，某一面壁画也许就是他们的祖先而画。他们不仅能从莫高窟找到精神的皈依，还能找到血脉的传承。从现在可知的资料，亦可看出历朝历代的敦煌人对莫高窟的爱护。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驻守河西的军队被调往中原平叛，敦煌防守空虚，陷入了各种势力的战乱中。敦煌守将周鼎准备弃城逃跑，当地望族邀其参观了莫高窟新开的佛祖涅槃窟，希望藉此鼓舞他留守城池，周鼎不为所动，临行前，被军中部下逮捕缢杀。接下来的敦煌军民，在莫高窟的激励下，竟苦守孤城十一年。
尽管政权更替，然而敦煌的历代统治者，大都崇信佛教，推动着莫高窟的继续开凿，北魏、隋唐、吐蕃、西夏、蒙元，莫不如是。其间的几次灭佛运动，又因莫高窟地处边陲，而甚少波及。宋朝以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盛，莫高窟也开始走向没落，洞窟的开凿止于元朝，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明嘉靖三年，朝廷疲于应付吐鲁番的侵扰，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并锁闭嘉峪关，废弃了沙州和瓜州。此后两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月照流沙。莫高窟被彻底遗忘在茫茫无边的荒漠之中。
由于空气干燥，没有人为破坏，莫高窟得以很好地保存下来。那些精美的佛像，那些鲜亮的壁画，寂静地守在洞窟之中，一守数百年，等待着世人再次揭开她神秘的面纱，一睹她旷世无双的真容。
三
如今说起莫高窟，想要绕开王道士，实在很难。他是历史公认的罪人，然而如果没有这个人，也许莫高窟还会继续沉寂下去，也不会有后来的国际显学——敦煌学。如果不是1900年6月22日清理洞窟内的积沙时偶然发现藏经洞，王圆箓也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道士，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半丝痕迹。
我特意向导游询问，找到了默默地站在莫高窟门前的道士塔，它孤零零地立在景区门外，游客走过，没有人会注意它。
“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因为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散文，今天的人提到莫高窟，都知道王道士，但王道士毕竟是个农民，愚昧如他，将那一捆捆宝贵的经卷像卖旧书一样卖给了外国探险家，无意中对莫高窟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但莫高窟有幸，等来了一位真正的守护神——常书鸿。
1944年1月1日元旦，民国政府在莫高窟设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醉心敦煌艺术的留法美术家常书鸿，不辞辛劳，带领团队，千里赶赴敦煌，出任第一任所长。莫高窟终于结束了400多年来，缺乏正规有效管理的状态，第一次蒙受了国家和政府的庇护。
初到莫高窟，常书鸿心旷神怡，犹如步入仙境，心情激动，彻夜难眠。但是，这种感觉很快消失了。面临的是重重困难，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与在法国的条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对于他来说，人生第一次到了如此艰苦的地方。按他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
先到莫高窟临摹的张大千，在离开时为常书鸿留下了一张地图，地图上标明的，不是珍贵文物的所在，而是敦煌周边的蘑菇生长地所在。靠着这张图，在蘑菇生长季节，餐桌上除了每天的一碗白面条外，终于有了新的内容。
俗语有云，不到河西不知中国之大，中国西北的万里荒漠中，常书鸿先生极其弟子好友，忍住无边寂寞，开始整理洞窟，临摹壁画。
他们住在一个破庙里，桌、椅、床都是土堆成，点的是木头剜成的油灯，在滴水成冰的屋里还没有取暖设备。住所的周围又被戈壁包围，最近的村舍也在几十里外。常书鸿的前妻陈芝秀携儿女到此地一年半以后，忍受不了艰苦寂寞，不辞而别弃家出走。常书鸿发现后，骑马向玉门方向追去，在途中精疲力竭摔下来，幸亏被玉门油矿的人发现才救了一命。他被送回敦煌后，看到的是儿女的哭泣。
1945年，教育部又突然传来了撤销敦煌研究所的决定，身逢多重变故，常书鸿依然坚守敦煌，绝不撤走。
新中国成立后，重新设立敦煌文物研究所，仍由常书鸿任所长，莫高窟全面抢救性保护工程全面展开。从此，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由留守式的看护性保护进入了抢救性加固修复阶段。抹去几十年的风沙，莫高窟岌岌可危的崖壁洞窟，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而它的守护者们，却已经两鬓风霜。
三危山脚下，面对莫高窟的戈壁上，静静地竖着一群墓碑，这是常书鸿先生与许多去世工作人员的归宿。常先生的墓碑上刻着五个大字：敦煌守护神。
守着他们的，只有大漠夜晚清冷的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