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

原文：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网译：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

君子与小人就行迹，观，常易相混。
唯一点存心处，则善恶悬绝，判然如黑白之相反。
故，君子所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
这小人，是为人者之一种。

君子所存这一点心，不仅要静有，还要能动存，不仅要仁心，还要能仁力。
不然，君子面对小人，必死。
孔子尚古之仁人君子，开门办学，培养君子，居仁心，行仁礼，彰仁仪，从父从君，无不需者。
要说行销，孔子可谓是策划鼻祖。
孔子观仁需，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
伤其十刀，不如断其一指，孔子亲修春秋，韦编三绝，笃定了人性之需。
卖仁！
你欺我辱我，我卖！你假你诈，我卖！你就是困而厄我，我亦然卖！
孔子没说过杀身成仁！
我可以不硬反抗，但我一定要活下去！
死了，就一了百了！是为中庸的底色，素色！
这一卖，就是两千五百年，虽有曲曲折折，沟沟坎坎，但终是畅销！
不得不叹一声，甘为千年老二者，终为一！
千年已过，无出其左者！

何为儒？
一说为古之知识分子。
一说为被需要的世人。
国人之知识分子在历史的演绎中多不如贩夫走卒更有仁的定力。
与其戴个冠像个仁，不如做个被人需要的素秃。
孔子求仁，仁为人人之间，一人不仁。
所为慎独者，只是那不动的仁心，但无彰之仁力。
仁者，要入世，要在人中行走，由心而外，由己而人，由家到世，不然不仁。

孔子为何要对子夏如是说？
子夏先祖掌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后家道落，到子夏为卜商。
子夏在入孔门前，曾数访名师，终留在孔门。
子夏所访名师，恰是时之它花，其中一花则为法家，或为法之蒙者。
人有三性，一天性，二秉性，三习性。
天性是纯善无恶的，秉性是纯恶无善的，习性是可善可恶的。
这三性，人人都有，都没有离开人。
所谓仁者，君子，秉性习性依然在身，只是善修心，存心于善，一心向善，时时刻刻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
如太阳当空，魑魅魍魉自然遁消。
孔子所求仁，为求此，是为德行。
在此基础上，求为政，求言语，求文学。
在孔子，仁为根，为基，为本，为体，它如为政、言语、文学皆为用。
孔子当然明白仁者也要面对不仁者，不然就不困顿了，也不会诛杀少正卯了，但笃定自己要仁，至于能不能有仁力在其次，譬如颜回，不然就一棍子打翻在地，是判定为舍本逐末了，譬如冉求、宰我。
但在子夏看来，人都有三性，自己要修仁，但观人要三观，究其天性，察其秉性，阅其习性，“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夏要做察人性有心机有权变的君子。
子夏不似孔子，君子“坦荡荡”，“温如玉”，但要行中庸。
在观人上，子夏不同孔子，自然在修己上，同为修君子之道，已异于孔子了，是为孔子看子夏脑后长有反骨了。
子夏有了法于礼前的思想，要用制度为政，而不能相信人的仁心，因为人心的可以变的，仁心是可以演的。
子夏不相信人性。
其实孔子也不信。

子夏聪慧，虽少孔子四十四岁，但孔子亦师之。
曾经，子夏《诗经》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意，孔子曰“绘事后素”，子夏出“礼后乎”，孔子赞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
孔子曾就子夏与子贡相比，认为子夏喜欢与比自己强的人相处，子贡这点就差些，所以孔子说在自己死后，子夏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事情也果如孔子所判，孔子死后，孔门乱丧，众弟子找不到主心骨，虽然孔子留有衣钵传人，但有贤无圣，贤乱。
于是孔子以后，一儒分八门，子夏去了河西，开创了河西一派。
子夏度百岁乃去，堪比上古之寿。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以后，此语万解。
既如此，就再多一解。
孔子何意？
夏啊！
你要好好得修君子之道！要做一个与家与国有用的人，但不要用小人之心度人，要有仁心，用礼制用仪化去为政。

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孔子流亡回鲁后，子夏在孔子推荐后去鲁国莒地为宰，临行前去孔子那里请教为政之道，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去了之后为政实践中，用老师的为政之仁礼之道，慢慢来，但久不见效，于是改为制，也就是以制度为政，其后，效果很好。

历史就是如是：从前向后看，都是必然中的偶然；从后向前看，都说偶然中的必然。
子夏以小人儒行了君子儒百年之道。这百年，以仁力行仁心。
孔子以君子儒行了君子儒千年之道。这千年，要耐得住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