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巴别塔：一样的病毒，不一样的记忆
巴黎，封城第六天。
封城的正式通知，是周一晚上马克龙通过电视讲话宣布的。封城开始的时间，是周二中午12点。而我最早听到封城的消息，则是周日晚上。
上个周日，大概是巴黎今年开年以来最暖和的一天，阳光明媚，天空湛蓝，感觉整个世界都被调亮了一度。下午，我出去散了个步。走到家附近的市政广场和一个小的社区公园。人不少，尤其是公园里，很多孩子在玩儿。但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感觉。那个时候，尽管意大利已经封国，尽管法国的病例快速增长，尽管全世界都已经在抢厕纸，巴黎人民似乎一直都很淡定。尽管此前学校、餐馆、酒吧、咖啡厅等都已经关闭，但感觉民众还是该干嘛干嘛，超市的货架也一如既往，没有出现抢购的现象。
上周日的公园
然而这一天晚上，情况突然急转直下。
晚上十点，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我们本来约好周二见面——也是去公园，因为餐馆、酒吧等已经关闭，加上天气晴好，于是公园几乎变成了默认的碰面地。
但朋友告诉我说，我们要取消见面了。他一个在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诉他，法国马上要进入confinement total，不能出门，亲戚朋友也都不能见了。
接着，朋友发给了我几张当天社交网站上热帖的截图。
这是巴黎市中心一个有名的市集，当天摩肩接踵的盛况。
这是巴黎东北部一个很受欢迎的大公园。这一天，草坪上几乎找不到一块空地。
也是这一天，法国新增病例924例，总数达到5423，死亡人数91。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可以做这样的对比。我的家乡湖南省，因为与湖北相邻，在国内算是受影响比较大的省份之一。湖南省人口略多于法国，而湖南的确诊总数是1018例，死亡4人。
而法国的这个数据，反映的当然还不是全部的实情。
因为法国所采取的策略，是鉴于检测能力有限，只检测重症病人，大量的轻症病人无法得到检测。
我一个朋友的姐姐，发烧一个礼拜，请求检测而不得。医生只给她吃Doliprane——这是法国人平时最常用的非处方退烧药。当然，现在药房已经断货，朋友负气说，从这个角度看，医生也并不是全无用处。
法国公共健康局公布的每日检测数据
这一切，在我听来都很熟悉。
因为，我是在二月初，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来法国的。数据只能反映检测能力、轻症病人得不到检测、药房的断货…………几个月之内，好像历史就重演了一遍。我身在其中，不免有种很魔幻的感觉。
封城之后，跟国内的朋友通电话。朋友听说我封城前一天还出去散步，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脑洞不要变得跟法国人一样清奇。
这似乎是国内普遍的看法——不仅是国内，在法的华人，大部分应该也是这样看的。
我所在的学校，有数个中国留学生的群。从疫情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片紧张和恐慌的情绪，夹杂着对法国人“天真”、“不知死活”和“脑洞清奇”的批评。在这个群里，转发了数次写给学校的请愿信，要求学校采取更为严格的限制措施，比如允许学生缺勤等等。
确实，在同样的情况下，国内早已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而在法国则一切照旧。
国内对法国人以至欧洲人态度的讲述，大概是这个画风
但我在这里想谈的，并不是官方的措施。关于这件事情的讨论已经够多了。它牵涉到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医疗制度、文化、历史和社会经济现状等等，很多方面并不具有可比性。而且目前我们身在其中，各种不同选择最终带来的综合效应如何，恐怕还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我想谈的，是民众的心态。
当时法国政府虽然还没有采取强制限制出行的措施，却也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呼吁。事实上，官方的态度比民众要担忧得多。而最后之所以封城，一方面当然是疫情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民众实在太不当一回事，不得已只好采取强制措施。
那么为什么巴黎人那么淡定？为什么明知道有病毒，还去公园、去市场扎堆？
为什么同样在巴黎，中国留学生们却那么紧张？
在留学生群里，有一次我看到有人说，因为我们怕死啊，我们惜命啊。
我觉得这话不无道理。普遍地来说——我强调“普遍地”，因为这里面的个体差异相当大，我完全没有抹杀这种个体差异的意思，但是大致上来说——中国人似乎相对比较谨慎小心，对于“安全”的诉求，大抵上大于对新的经验、对冒险、对刺激的追求。这一点，无论是看国内社会治理中安全与自由的平衡，还是看中国人个人的行为模式，都很清楚。
但我觉得，在新冠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更重要、也更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疫情的大爆发。尤其是武汉的经验，堪称惨痛。
虽然武汉的经验，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并未亲历。
而对于海外的留学生来说，他们很多人前几个月根本不在国内，所以不要说武汉，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他们也并未亲历。
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有着非常鲜活的、生动的记忆——或者用“记忆”还不恰当。应当说，他们正在经历这件事情。
无论他们人在哪里。
在我看来，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之前跟另一个在法国的中国朋友闲聊，无意中也说到，我们都感觉只要一看中文媒体，整个人就会很恐慌。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原因所在。
“经历”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我们每天所实际遭遇的事情，而是我们的大脑对这些事情的反应、理解、加工和记忆。两个人可能实际上遇到完全一模一样的事情，但这两个人对这件事情却可能有截然不同“经历”和“记忆”。
在我们这样一个媒体和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经历，更是在非常大的程度上被我们所接触的这些信息所型塑。很多我们并未亲身经历的事情，也可以通过媒体的讲述构成我们个人经历的一部分。
在新冠这种群体性的大事件上，我们的“经历”除了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而群体的经验，取决于我们的群体归属感，取决于我们认同自己属于哪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其中，语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不仅是决定群体归属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抽象的共同体得以存在和维系、以及群体经验得以传播的最基本的媒介。
因此，只要我们关注中文媒体，那么即使我们从来没有到过武汉，即使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海外留学生，也共同“经历”了武汉从隐瞒、到大意、到封城的整个过程。
对于这些留学生来说，武汉的惨痛经验，成为鲜活的、当下的教训，让他们在巴黎人的满不在乎中，痛心疾首地呼吁早日采取更严格地措施，并指斥法国人“脑洞清奇”和不负责任。
而且，很多在海外的华人，即便在国外生活多年，也并不能熟练使用当地语言。因此无论是其所接触的媒体，还是日常的社交圈，都仍然是中文环境。比如前述留学群里，马克龙电视讲话直播之后，有人表示基本没有听懂，还要等待后续的中文或英文翻译。封锁之后，法国政府发布了一个出门需要填写的表格，也有人附上了逐字的中文翻译发到群里。
不难想象，如果我们只生活在中文语境中，那么即使我们生活的物理空间是巴黎，在“客观”的层面，我们跟法国人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但在主观上，在我们生活的精神空间里，我们反而是跟千里之外、生活在祖国的中国人更为贴近的。我们的“经历”，尽管它实际发生在巴黎这座城市中，我们对它的反应，却直接受到千里之外中国经验的影响，直接受到中文媒体的型塑。
反过来说，对于法国人而言，尽管武汉的惨痛近在眼前，尽管他们不是没有听说，但他们并不真正“拥有”这段经历。
就像国内虽然经历过非典，但17年前的社交媒体远不如今日这样发达，而且非典并没有扩散到全球，因此人们的群体记忆更多是以地域、而非“中国人”这个更大的身份认同为支点，所以除了北京、广东等地，其他地方的人对非典的记忆其实并不深刻，这二者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与其说“不长记性”，不如说因为没有“经历”，所以根本就没有这段记忆。
无论在中国发生过什么，无论时间有多么的近，那都只是“别人的事情”，并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切肤之痛。
我法国的朋友中，有一个例外，就是前面提到姐姐发烧的那位朋友。此人从中国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就密切关注事情的进展。等到现在巴黎封城，他数度因为法国政府的表现而非常愤怒。他说因为中国的情况，政府应该能够预见到病毒在法国爆发是迟早的事情，应该提前就做好预案，至不济也应该在意大利爆发的时候积极行动，为什么到现在手忙脚乱，各方面的应对都不足。
而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的母亲死于流感，他对于疫病有切肤之痛。
他的这种情况，是因为实际的个人经历而有切身的体验。而很多的中国留学生，是透过中文媒体，并作为“中国人”这个大群体的一员，“切身”经验了武汉的惨痛。
总而言之，我们生活的空间，并不只是肉眼可见的物理空间，而更多的是我们脑中的精神空间。
因此，我们可能远隔千里，却在精神上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之内，从而在思维和情感上都更加接近。我们也可能近在咫尺，每天在大街上擦身而过，但在精神上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空间，从而永远都只能是陌生人。
这让我想起巴别塔的传说。分隔人类的，并不是物理上的距离，而是这种经验上的隔绝。
新冠已经成为一场全球性的事件，但这场事件的讲述方式，却仍然是国家性的、地域性的。
很多人说，这场疫情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世界实实在在就是无法分割的。但也有很多人得出相反的结论。
跟历史上很多其他的时候一样，在灾难面前，有很多人互相攻击、互相责怪、推卸责任、转移视线，但同时也有很多人，想要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联合起来，共同应对灾难。
而我想说的是，首先，让我们想办法互相理解吧。物理的空间已然被打破了，精神的空间呢？
在法国宣布封国的同一天，瑞士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学校停学、在家办公、非必要不能出门。瑞士的朋友给我发来她三个侄子的照片。小家伙们不用上学，很是开心。
我看着三个孩子，想到我自己在厦门的两个年龄相仿的侄女。同样不去上学，也不怎么出门，孩子们都胖了一大圈。
我很想知道，二十年后，如果这些孩子们聚在一起，说起他们的新冠记忆，他们用什么语言交流，又会说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