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侯旭东

“关系过程”构成帝国展开的动力之一，换用当时的说法，乃是围绕着“宠”：求宠→争宠→得宠→宠衰→失宠→新的求宠……的循环往复。

一本论文类的书，采用了非线性历史观的方法来叙述“信-任”关系在西汉的各种表现。

中国一直称为大汉民族一直延续至今，虽然我们也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融合了各种文化和民族。但是汉唐的帝国建立最终确立了中国的整合，即是开端，也是后面2000年的延续。

信任一词在当代经常被提起，对于企业的管理、人员的运用、接班人的传承都不可或缺。很多历史学家或者人文学家都努力的从过去的点滴中想去纯理性的提取中国文化形成的关系和根源，比如喜欢盖棺定论的福山。但是大多数时候，由于浮躁的表象和支离破碎的资料而推导出一些未见得表现出真实情况的结论。

中国的三教信仰执行力都偏弱，与其说是指南，不如说是帝王之术。所以信任的传承一定要和帝王的行为相结合，所以书中定义了“君宠”为信-任最高阶段。

正式因为君的信与任，则会产生君臣，臣民，夫妻之间等一系列为了建立信而得到任的行为（现代也没有变化）。

“宠”本身也代表了人性本身中的人性和有限理性的一部分。

“笑，下赵同。赵同泣下车”，达到了当众羞辱赵谈的目的。“出则骖乘”本是一种无上的荣耀，经袁盎的劝说，当着众多随从，赵谈被迫下车，宠极而受辱，颜面尽失，怎能不落泪？

可见得信就要有着被受任的君主随时上下转变的过程。极荣耀与极羞辱仅在权力持有者的一念之间。

但是“宠”有其必然性。熟人社会的特点让金字塔顶端的决策者无法掌握全貌甚至资源，所以对于君主君宠之臣也是帝王无奈而最有效的统治工具。即使如武帝这样的开疆扩土的强势，也会有自己的宠信去执行行政的目的。

西汉的君主宠信和现代企业运营管理何其之相似，信-任的方法与方式似乎超越了民族性本身。无信何谈任用，没有授权又怎能处理日益繁杂的要事？

西汉距离我们已逾二千年，但很多方面，古人的阴影并没有褪尽。体察鲜活饱满的当下，寻找一条属于自己企业和职业的道路离不开信任二字。

2020.02.15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