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甲午》第一章大国衰败——“汉、唐、宋、明未有之事”（13）

整肃行动历时两年。

两年后的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六月十四日，嘉庆皇帝再颁御制《勤政爱民说》。

这封诏书中，皇帝痛斥官员们“为政全无实心，爱民并无实惠”，“此等具臣，即尧舜禹汤武遇之，亦难图治，况中材之主乎”？

把皇帝的话翻译成白话文：即便尧、舜、禹、汤和周武王等上古贤帝复生，遇到你们这班混账大臣也毫无办法，何况我爱新觉罗·颙琰这样一个中等水平的皇帝呢？

这道诏书，标志着整肃行动以失败告终，嘉庆皇帝在把自己贬低为“中材之主”的同时，对尸位素餐的满朝文武也彻底绝望了。

皇帝怎能不绝望？

两年来，他在台上说得“舌弊唇焦”，几乎要潸然泪下。台下的文武百官个个捶胸顿足，誓言要认真学习领会皇帝讲话精神，不打半点折扣地贯彻落实指示要求，坚决扭转生活作风，彻底转变工作作风。

做完了一系列义正言辞的政治性表态，大小官员们确实收敛了好些日子。然而，当他们发现朝廷惩治腐败、打击怠政雷声大、雨点小，迟迟未出台更多有效举措后，“贪、懒、松、软”等陋习迅速死灰复燃。

接下来，官场上种种怪像层出不穷：一个庸官被查办，下一位被举荐提拔的仍然是庸官，连新任职高层领导干部中也有年过七旬、无法胜任本职岗位的“水货”；皇帝刚刚严旨责问六部衙门办事拖拉，接下来各衙门居然连续5天不上奏折，美其名曰陛下圣明、天下无事；皇帝下令各道、府、州、县甄别官吏，裁汰老弱病残，却因为干活越多、犯错越多，搞成了对老实人、实干者的逆淘汰……

这些乱象的背后，存在种种客观原因。但不可否认，嘉庆帝本身应负有重要领导责任。面对满朝庸庸碌碌不作为的官员，他苦口婆心批评教育，希冀官僚们良心发现、悔过自新，却没有严格执行配套的奖惩措施；对于漕运、河道等腐败“重灾区”和“硬骨头”，他没有揪住不放、一查到底，而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对于朝廷内外“塌方式”腐败，他没有重拳出击，把老虎、苍蝇一网打尽，而是以惩治“首恶”为主，其余人等予以思想教育了事；对于违反政策原则的人和事，如果牵涉面广、矛盾问题多、惩治难度大，特别是涉及满蒙亲贵等“身边人”，他也会装聋作哑、不予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