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最美代课教师》
从1962到1972，整整十年，刘佳的代课生涯仍在继续。
这十年，她磨炼了意志，磨炼了体魄，积累了经验，积累了人脉，成了全区公认的“编外骨干”。可惜这个骨干仍然是吃每月25斤居民口粮，领每月24元代课工资。对此区乡领导们有心无力，束手无策，他们有权肯定她的成绩却无权调整她的身份。
教育在发展，乡乡（那时叫公社）都要办中学。当时的师资力量，教小学一、二年级的啃不动三、四年级的教材，教三、四年级的看不懂高年级的课本。这一下子要办中学，教师就成了大难题。教导主任隆重推荐说：要找中学教师，第一个是刘佳，第二个就是他爱人！
她的爱人就是我，我们1967年结婚了。
上高中时，她收到过无数情书，烦不胜烦。为减少麻烦，在高中毕业前夕，她确定了一个男朋友一一她男朋友无疑是比较优秀的，但她认为他最大的优点是“忠厚、老实”，他考上了大学。大学四年书信頻频，互致问候之后就是讲学习、讲时事、讲身体，信信如是，殊无激情、难见新意。1966年他大学毕业，在信中给了她一个惊喜一一他光荣地入了“先锋队”！
她真心为他高兴，那时的大学生是希罕物，再加上dang员，无疑是前程似锦，为了不因为自已而影响他的似锦前程，她毅然挥起利刃，斩断情丝。为了断得彻底，她选择了我这个无前程可影响的人。
我确实无前程可供她影响，不过在她眼里我也非一无是处。
我有正义感、有责任心，能唱歌、会弹琴，写一手她认为漂亮的毛笔字。长得虽然不帅却的确不难看，平时很少说话，一开腔总有些小幽默。教学工作上还行，生活却一团糟糕。再加上母亲久病，父亲羸弱，三个弟弟，嗷嗷待哺，家里穷得顾得了吃顾不了穿。她大约是菩萨心肠泛滥，想帮帮我，一是帮我纠正懒散的毛病，二是帮我分担沉重的家庭负担。
我们是“闪婚”。
因为是邻居，我们认识已有十几年了，但互相说过的话也不过十几句，只是互相尊重，互有好感而也，算是知根知底的陌生人吧。我们恋爱不足一月，结婚也是说办就办。这消息也惊到了不少人，都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我们也是“裸婚”。
我没有聘礼，她没有嫁妆，甚至连住房都没有。只是花块把钱坐一条长凳上照了个结婚像，一起到镇上领了个结婚证，便成了合法夫妻。
婚后她仍四处代课，我仍稳坐中心校当小学教师。我真心想和她互换身份，并多次向校长恳求，每次校长都是为难地说“不合规矩”！
我无奈。
她在艾村小学代课。其时已有身孕，令我十分担心但无能为力，只能一有空就往艾村跑。她孤伶伶一人，去陪陪她就是我最大的能力了。有一天学生送了我一颗“红袍柑”，又大又红又鲜。我小心地收起来，放了学就上路，渡过马边河，爬上大山坡，刚一见到她就献宝似的送上那颗红袍柑，并催促她快吃。她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乐滋滋说：“这是你第一次送我的礼物啊”。
她高兴。
我难过。
我确实从没送过她什么礼物，结婚后我每月34元5的工资仍是一大半交给我娘补贴家用，剩下的除了交伙食费仅能剩下两元多钱，能买什么礼物啊！不过这颗橘子，几十年来她清楚地记得，而且不时提起，当然，我也从没有忘记！
大约是1969年吧，人民日报发表了“侯、王”二人的署名文章《公办小学应当下放到大队办》。
继知识青年下乡之后，似乎教师也必须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教师也只有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才有教好学生的可能。
那时的人不是一般的听话，对上面的指示都是无条件服从。我不仅服从，还很高兴，因为领导把我和刘佳分到了同一个村（那时叫大队）。
我们被分到凤凰大队。大队派出了强大阵容来接我们。一见面先做“三忠于”，再背“语录”，仪式刚结束，一个漂亮的村姑立即接过我抱着的大儿子，麻利地背在背上，其余欢迎的人员也抢着帮我们拿行李，一行人浩浩荡荡上了路。
我们爬了一个多小时的坡终于上到山顶，见到了人烟。在一个石碉堡的墻上看到一幅“热烈欢迎刘老师赵老师”的大标语。标语是石灰浆写的，虽然毫无书法功力，却十分醒目，让我激动莫名。事隔三十余年我路过那里，石碉堡仍在，标语犹存，更让我唏嘘不已。
我和刘佳被安排到一间小屋子里，屋子不足5平米，一张不大的床三面靠墙，正面离板璧不到三尺。晚上给儿子抽尿，尿液会冲得板壁簌簌发响。 最难过的还不是住。吃水是在农民的大水缸里舀，那石水缸很大、很深，水却只是由竹竿从山上引来的涓涓细流，大家都在舀，入不敷出。缸底脏得可怕，菜叶、残饭不少，竟然还有小虫子在浅水中踊动，令人恶心。恶心归恶心，还得舀来吃。 唉！
那里没有厕所！在老乡的猪圈、牛圈之间有一大茅坑，茅坑上搭两块木板就是大家方便之地。更尴尬的是全开放型，无墙无门无遮无拦，我倒是无所谓，刘佳就相当为难了，不得已我常要为她站岗。
那时教师没有教材，学生沒有课本。语文就教《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好在语录人人都有。算术则以珠算为主，在农村算盘也不难寻找，学生学起来津津有味，教师教起来也算得心应手。
我们沒钱请媬姆，孩子自已带。常常是背上背着孩子，手中提个烘笼（一种竹编的取暖工具），笼中装着孩子的午饭一一米糊糊。糊糊盛在奶瓶里，奶瓶插在热灰里。孩子饿了、哭了，抽出奶瓶抹去柴灰，喂他几口，再接着上课。
一晃两年，儿子会走了。
其实这两年也不算白教，学生中岀了不少算账高手，也为生产队培养了好几个会计出纳。
领导点名让我们去区里教中学，后来又教高中。她一直教数学，我则先教物理，后来又改教语文。其间甘苦一言难尽。不过奇迹般地岀了几个大学生，那时大学尚未扩招，考上殊为不易。这让我们聊以自慰。一次参加他们的同学会，好几个向我们吐露心声：是高中的履历，让他们中的许多人理直气壮地成为了乡镇干部，谢谢老师！
1972年，许多民办教师转为正式教师。校长对我们说：刘佳是首批上报的，而且评价相当高，却迟迟没有音讯，你们该去县里看看！
星期天去当然不行，领导们要休息啊。刘佳只得把课提前上了，便冒着大雨岀发，步行70余里去到县城。文教科的领导热情地接待了一身湿漉漉的她，有些欠意。破例地将上报材料让她看了。的确评价很高，可审批栏仍是空白。刘佳有些伤心一一若不是生活太艰难谁会为每月多十元五角的收入奔波劳碌啊。该死的“家庭成份”！
好在领导说了，他们正在为她努力争取，不久应该会有好消息的。
她又饿又累又失望地匆匆返校，天黑路滑，“摔斤得斗”地回来，准备第二天的课程。
一波三折，破例转正。
终于修成正果！
我哭了。
她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