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夜私语8
黑白之间的教育
白夜私语8
白夜私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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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就是一粒沙，轻得没有任何声响，无法感觉重量。如果不进入别人的眼睛，你的存在与否都无关紧要，有与没有都一个样。当然，如果一旦进入别人的眼睛，肯定会使人眼睛疼痛难忍，非要把你从里面剔出来而后快。那时，你的轻也就变为了重。
轻，即重；重，即轻。若即若离，很难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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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做人来讲，无所谓轻，也无所谓重，具体要看对什么事对什么人。这样看来我实在是一个两面派，墙头上的草，什么时候都很难做个绝断。譬如说我从事的教育工作，我就不知道该站在哪里，只好站在墙头，任由东西南北风呼呼狂吹了。不过也好，吹来吹去根扎得更深了，站得更稳当了，心也越硬、越坚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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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遇到一位同事，见面先对我说，“你是我们学校的一支笔，简称‘一笔’”，既有肯定也有言外之意。我说，“‘一笔’就‘一笔’罢。”轻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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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读到一个词，卑微。其实这个词已经扎根在我心的土壤中了，想摆脱也摆脱不了，如恶魔缠身，“直到你变成一个鬼”。（张文质老师：《在冬天，我爱上拔火罐》——《雨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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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常对自己说，不要去想将来。将来于我是难以预测的，我只重视我现在的内心感受，我看重我现在是否还快乐，是否还充实。
我说，我的青春像烟卷儿，被岁月无情地一口口抽掉。有朋友说，“靠，我的青春根本就是一根劣质烟卷儿。”讲得真是精彩。回顾过去，我的生活的确一塌糊涂，的确像一根劣质烟卷儿，没有质感，没有热情，没有火焰，没有海水，更无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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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事的时候，我常想到写字。粗糙的，细腻的，坚硬的，柔软的，都是我喜欢的，是我想到的，也可能是我拼凑的。不管怎样，它总是从我笔端流淌出来的。那位军旅作家刘猛把写作叫做码字，准确而形象。的确，我的写作就是一种文字的堆砌，是码字，把字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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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旎老师讲：所有的文字都是为希望而做的辩解。这话很有道理，我的写作就是为自己找希望，为自己找活下来的理由，为自己找做下去的借口。于我来说，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呆在这样一个地方，又是这样的环境，想想也明了，希望是没有的。希望的有也无非是从文字间找出一个借口来，为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作一个辩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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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黯淡的教室里，有个学生在打响指，以为我看不到、听不到，她还在那儿嘲笑似的望着我，看我怎么做。（注：在下午第四节课，也就是多加的自习课上。）其实，我还能怎么做，无非是批评一下。但是，我现在不想说任何话，也不想批评谁，更没有气愤与不平，也没有必要。我只是冷眼看待他们所做的一切。学习的同学在讨论问题，在写作业，在记忆，在思考问题，不学习的同学在聊天，笑闹，还有听MP3的，也都在笑望着我，聊着他们的天，听着他们的歌，看我怎么办。其实，我宁愿我是聋子，听不到他们的任何声音，也宁愿我是瞎子，看不到他们的任何胡闹。我就这样站在讲台上，用文字素描着他们。
也有一些同学看到我站着写字，感到很奇怪。有人说，在写题着呢。实际上，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站在讲台上，一边观察他们，一边描绘他们，把我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记录在这个无用的笔记本上呢？这个本子是学校发给我们写进修笔记的，实际上就是让每个教师抄录几十页别人的文字，当作是教师的业务进修，以备检查的。而于我来讲，抄写其他人的文章没有任何意思，也根本不感兴趣，更无心去抄，还不如自己写些感受来得快，也更有意义些。
好的地方是，我能够把我想到的一些精彩的有意义的句子记录下来，作个备份，闲暇时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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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忍耐和宽容是有限度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人也不能肆意挑战别人的忍耐力和宽容度。
但是，对于我们所面对的学生，我们却需要把忍耐力和宽容度放到极限，让他们来挑战。当然，这也是挑战自我的最佳方式。过了这一关，应该更温润些，更温和些，更平淡些，更平常些，也更像一个父亲、更像一个老师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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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我认为它就是事物的边缘。极限化也可以单纯地认为就是一种边缘化。
教师，与其说处在教育的前线或处在教育中，不如说已经处于教育的边缘，已经处于教育的一种极限状态。教师已经被边缘化被极限化了。这样说的原因是我看到的教师更多的是从“教育”中退了出来，而仅仅从事机械化的“教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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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极限化，我认为现在的教育已经处于一种极限状态了，应该说是走到了一个边缘，简单点说是走到了一个极端。如果没有有效的改革，只能是进入一个极度混乱与极度无序的状态。我想，这种状态，教育界的“专家们”是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的，只不过他们不好意思拿起自己的手来扇自己的耳光罢了。教育界的仁人志士也是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只不过他们的能量过于小了些，只能站在边缘大声“呐喊”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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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个体、于群体、于事业我又记起一句话：成长的过程不会平坦，肯定会有许多的不如意，只要心中常存阳光，一切都会越来越美好。
2019年0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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