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主义系列讲座》第六讲：论加尔文主义与未来（凯波尔）
《加尔文主义系列讲座》第六讲：论加尔文主义与未来（凯波尔）
我这次讲座的主要目的是要纠正那种把加尔文主义只看成事教义上、教会里的一个运动的错误观念。
加尔文主义并非只停留在教会事务上，而是扩展为一个生活体系；不仅仅倾全力建立一套教义，并且创造出一个世界观。它不但在过去，在今天也仍然能够适应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人类生活的每一层面的需要。它将把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提升到一个最壮丽的属灵境界；它创立了一整套教会秩序，这套教会秩序成为联邦制政体的胚胎；它已经被证明是科学的守护天使；它解放了艺术，促成了欧洲和美国的立宪体制；他鼓励、刺激了工业、农业、商业和航海业；它在人们的家庭生活、家庭关系上刻下了鲜明的基督教之印；它以自己的纯洁道德标准提升了社会道德；它以其各方面的影响力在教会、政府、社会和家庭里形成了一个根本性的哲学理念，这种理念完全处于加尔文主义的主导原则。
以上这些事实，排除了那种认为荷兰加尔文主义者以及美国清教徒移民先父的后代只是照搬前人做法的想法。这种观念把加尔文主义视为已作古的化石。正相反，我们这些后人要做的是，根据我们现代生活的实际，按照未来时代的要求回到那棵活的加尔文主义大树的根上去，浇水、修剪，使它重新萌芽，再次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这就是我最后一讲的主题：未来需要加尔文主义有新的发展。未来的前景如何，我们今天尚不明了，这一点，每一个学社会学的人都承认。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全面的社会崩溃边缘。然而当今时代的种种迹象的确令人难以乐观。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一年胜过一年。哪怕是最大胆的人也无法想象未来半个世纪里的人类在这方面的成就。随着这一发展，人们的生活舒适程度正在不断地提高。各国间事务与交流在不断地加快和扩展。一直沉睡着的亚洲、非洲渐渐地发现自己被卷入生活日益变化的大圈子里去。随着体育运动和卫生习惯的日益普及，我们在身体上比上一代更加健壮，活的时间也更长。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外科手术的成果令我们赞叹不已。简言之，在物质生活方面，未来向我们展现了一派光明前景。
但人并不会因此而满足，有思想的头脑是无法压制自己的思虑与担忧的。无论你把无知生活看得多重要，它们是无法满足我们作为人而存在的全部需要的。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的个人生活是无法靠着物质的舒适，因着身体的安逸活下去的，而是靠精神从里面激励我们。今天，我们心里越来越痛苦地意识到，我们物质生活的富足是如何造成了我们灵性的贫乏的。并不是因为人的思维功能或文字表达能力中止了，正相反，实验科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知识不断地得以传播。例如日本，她的经济发展速度简直令人目眩。然而，人的智力并非单单由知识所组成。人格的形成乃是更多地基于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在人心深处，热情的火焰由此而出，道德的根基由此而立，爱情的花蕾由此绽放；这里是英勇与奉献的泉源，这里是我们有限的存在通向无限的大门，是意识到那位永恒者的所在。
正是在这人格根基上，我们听到了赤贫、堕落与僵化的抱怨之声。这种普遍的抑郁状态解释了为什么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被广泛接受，这股令人窒息的西罗科热风正在烤炙着人心。诚然，托尔斯泰刻画出了品格的力量，但他的宗教与社会理论对我们人类的精神堕落提出了抗议。或许，尼采是在以亵渎的嘲笑在攻击我们，但他对“超人”所提出的要求难道不是人心因着良心在精神上的憔悴而发生的痛苦、绝望的吼声吗？社会民主不是别的，正式对现存秩序的巨大抗议。甚至连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也清楚地表明，成千上万的人宁可要破坏与毁灭也不愿意继续承受目前的这种巨大重压。《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德国作者笔下所描写的未来不是别的，正是堕落与社会毁灭。就连持重而理智的沙利斯堡首相（英国首相，1885-1886,1886-1892,1895-1902期间三次任首相）最近也谈论到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末日近了。多少次我们听到人们把我们今天的时代与罗马帝国的黄金时期作比较；外面的生活辉煌灿烂令人头晕目眩，然而对整个社会的诊断却得出无一例外的结论：腐烂到了骨子里。虽然年轻的美洲大地，眼下的生活比衰老的欧洲要健康些，但这一刻也不会让有头脑的人盲目乐观。你们（美国）是不可能与旧世界完全隔断联系的，因为你们也是人类中的一员，毒素从一点就可以进入一个体系，那么时间一到就必然会波及全体。
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人类社会是否能靠自然进化以前的精神、灵性衰退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历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什么乐观而言的。印度、巴比伦、埃及、波斯、中国以及其他地方都曾有过高度的发展，但接下去的都是精神上的衰败，她们中间没有一片土地靠着自己向更高的阶段发展过，所有这些国家至今为止仍然停留在她们自己静止的精神状态中。唯有罗马帝国例外，她那道德败坏、全面崩溃的黑夜很快就被新生活的曙光所冲破。这曙光不是来自进化，乃是各各他十字架的照耀。上帝的基督出现了，当时濒临必然毁灭的社会单单因着他的福音而得救。当中世纪的欧洲再次面临崩溃威胁时，又经历了第二次死而复活，今天宗教改革各国的人民仍然能体会到此新生命的活力。但这一次也不是因为进化，而是通过人心渴望的同一个福音，并且福音的真理被前所未有地自由宣告。面对今天已经出现了朽烂症状、看到了坟墓的生活，历史给我们指出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死里逃生之路呢？7世纪时，穆罕默德的确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尸骨中成功地搅动了一股力量，他宣称自己是第二位弥赛亚，甚至比基督都大。假如另外来的“基督”会超出伯利恒基督的荣耀的话，那么我们就无疑地找到了根治道德败坏的处方。今天，有些人真的是在那里焦急等待什么荣耀的“普世之灵”的光临，可以把生命活力注入各国动脉中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还在留恋这种偶像式的幻想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过上帝所赐的基督。我们应当期待的是同一位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到那时，他手上拿着审判的簸箕，不是来进化我们被罪咒诅的生活，而是来宣告这个世界历史的结束。因此，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要么就是基督再来近了，我们正在目击人类临终前的剧痛，要么就是另一场为我们所预备的死里复活。若是这样，死里复活唯有靠那古旧然而又是永恒新鲜的福音，这福音曾在起初和宗教改革之际两度将我们从死亡的威胁中救活。
但是，未来最大的危险是今天已经患病的机体可悲地缺乏一颗愿意接受的心，这是得有效医治不可或缺的。在希腊罗马世界里，的确存在着这种愿意接受性，真理一到来，人心便被打开、接受。宗教改革时期，人民大众渴望福音，因此这种愿意接受的程度更高。现在身体已经贫血，毒素又进入了血液之中，但却无心转向那唯一的有效医治。这次我们所面临的腐败与前两次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对承认、敬拜基督的邀请，不是报以嘲笑说：“这只能骗骗小孩和老太太”，就是耸耸肩膀。眼下盛行的现代哲学自以为早就把基督教信仰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什么使我们落到了目前的这种地步？这对于作出正确的诊断从而进行有效治疗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从历史的角度上看，今天的邪恶源于上个世纪（指18世纪，本演讲发生于1898年）末的精神堕落。毫无疑问，这一堕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许多教会不接受宗教改革的传统有关。他们已经对与罗马天主教抗争厌倦了，在那里睡起觉来，让叶子和花朵从它们的枝干上枯萎下来。他们忘记了自己对人类和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责任，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对此详加讨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到了上世纪末，人们对生活的一般态度变成了枯燥乏味、凡事都习以为常而又无动于衷。那段时期人们贪婪地沉溺于阅读就是一个证据。作为对这种状况的反击，自然神论主义和无神论主义哲学家们提出了他们的设想。先是在英国，但后来主要是发过的百科全书派的人，他们把人的整个生活放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把万事现有的秩序整个地颠倒了一下。他们以人的本性一直都是在未堕落败坏的状况之下为假设前提，来重新观察世界。这是一个勇敢的理念，它唤醒了人们，撞击了人最高贵的心弦，引来了回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用最危险的方式将此理念付诸实践。法国革命的这场大混乱不仅造成了政治上的动乱，而且引起了信仰上、理念上和生活目的上的剧变。对此，有两点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从一个角度上说，法国革命是在模仿加尔文主义，从另一个角度看，法国革命直接反对加尔文主义原则。我们不可忘记，这场大革命发生在一个罗马天主教国家。事情先是起于圣巴托罗缪之夜（1572年8月24日，圣巴特罗谬日前夜，法国天主教徒大肆屠杀法国境内的新教胡格诺派教徒。数以万计的胡格诺派信徒倒在血泊中）随后是政府撕毁南特法令，用集体屠杀的方式消灭了胡格诺派（圣巴特罗谬大屠杀导致了长达30年的胡格诺战争。1598年，法国亨利四世在南特颁布赦令，给予新教胡格诺派信徒一定的政治权利。但到了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取消了南特赦令，胡格诺信徒的命运从此进入了更加悲惨的状态）。在法国和其他许多罗马天主教国家的这场镇压抗罗宗暴行之后，古代的专制暴政开始复辟。在这些国家里，宗教改革的果子纷纷失落。这种对加尔文主义的歪曲模仿，鼓励、促使了用暴力来争得自由，建立起一种虚假的民主制度，其实就是复辟专制暴政的序曲（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拿破仑的独裁专制）。所以说，法国革命是以暴易暴，用犯罪对待犯罪的方式争取加尔文主义在各国所宣告的社会自由，但加尔文主义完全是一种精神上、属灵上的运动。从一定角度上说，法国革命是在执行上帝的审判，其结果连加尔文主义者都为此而喜乐，因为在圣巴特罗谬惨案中杀害科利尼将军（科利尼，1519-1572年，法国军人和政治家，胡格诺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圣巴特罗谬之夜遇害）的人在九月的马扎斯谋杀中得了报应。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暴露出法国革命的目的是对加尔文主义自由理念的直接反对，出于对生活的深刻而严肃的理念，加尔文主义不仅加强了社会与道德的联系，并使它们圣洁化；而法国革命则完全割断了这两者的联系，不仅将生活与教会脱离，也将生活与上帝的规条甚至与上帝本身脱离。于是，每一个人变成了他自己的主人，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与他的美意而行。从此，除了撞车毁灭之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假如你去问一下今天的法国，那场大革命的根本性理念结出了什么样果子的话，除了整整一个世纪以来种种肆无忌惮的恐怖行径之外，就是国家的衰弱与社会道德的崩溃。外部，被莱茵河对岸的敌人所征服；内部，被党派间的激烈斗争所左右；先是巴拿马丑闻（1879年成立的巴拿马运河公司，由于贪污和经营不善而破产了。1892年国会调查这个案件时，许多要员、部长和议员因为受贿对于舞弊者进行包庇。这个贿赂丑闻内幕被揭露出来，共和党征服的威信愈加降低），接着又是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是犹太人，时任陆军参谋部军官。1894年被诬告出卖军事秘密文件，判处终身苦役。1896年，查明真正罪犯另有其人。但政府拒不重审德雷福斯案件。在各方面人士的激烈斗争下，1899年，德雷福斯终于获释出狱）；黄色出版物充斥而使（国家）名誉扫地，经济倒退，人口负增长等等，等等。家庭问题权威加尼耶博士说得好，利己主义与情欲给法国带来了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破裂。男男女女们在违背自然的性犯罪里堕落。当然，我知道今天法国仍有成千上万的家庭没有走着条路，他们为自己国家的道德败坏痛心疾首。而这些人们正是拒绝装腔作势的法国革命的人。另一方面那些在大革命中几乎沦为野蛮堕落的人们则是从一开始就屈膝在伏尔泰脚下。
特别是通过一些淫秽下流、声名狼藉的作品的传播，法国的分离精神和狂野地解放自己的激情，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它们先是影响人们的生活继而影响他们高贵的头脑。德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认识到法国已经达到的罪恶程度之后，德国又进行了一场大胆的尝试，并且将“从上帝手中解放出来”这一动听诱人却又使人沦丧的理念以更为高等的形式加以实践，而其本质仍然没有变化。每一位一流的哲学家都在严肃构建自己的宇宙观，目的就是重建一个坚实的社会和伦理关系基础，建立的方式要么将它们置于自然法则之上，要么给它们一个来自他们自己思考结果的理想化地基。一段时间之内，这一切似乎有着很大的把握能够成功；因为，这些哲学家并不是以无神论的手法将上帝从他们的理论体系之中放逐出去，而是转而向泛神论寻求庇护。这样一来，他们就使泛神论看上去似乎足以将社会结构建立起来，不像法国那样建立在自然状态或个人意愿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历史的进程和种族集体意愿的基础之上，无意识地向最高目标迈进。而且，实际上，这种哲学已经在半个多世纪里赋予了人的生命某种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体系本身就带有真正的稳定性，而是那些已经在德国建立起来的法律秩序和稳健的政治机构将传统所给予的间接支持顶在了一栋大厦的墙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栋大厦将会立刻倾颓。但是，尽管如此，这也不能阻止同样的情况在德国发生：道德原则变得越来越有问题，道德基础变得越来越不稳固，除了法律的实际规定之外，其他权利一律不予承认。不仅如此，无论德国和法国的发展模式之间有着怎样的不同之处，二者在同一个方面却达成了一致，就是厌恶并弃绝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伏尔泰的“将火焰熄灭”与尼采相比已经是小巫见大巫了，后者对基督发出了亵渎的言谈。今天，年轻气盛的现代德国最为热切地阅读的，正是尼采的作品。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在欧洲一路前行，终于抵达了所谓的“现代生活”这一站，而在这里我们所经历的，是同欧洲过去基督教传统的公然决裂。这种现代生活的精神在以下的事实中表现最为明显：他们不再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来追溯人类的源头，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这一思想暗含着两个基本理念。第一，人们行动的起点已经不再是理想化或神圣的了，而是物质的和低下的。第二，上帝的至高主权应当是至高无上的，但现在人们已经否定了它的存在。与此相反，人类屈从于一个无休止前进的神秘潮流，里面既有后退又有进步。在这两个带来深远影响之理念的根源之处，一种两面式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渐形成。一方面是生动有趣、丰富多彩、有着高度组织的大学圈子里的生活，只有那些更有修养的头脑才能参与其中。另一方面，或者说远远在它之下的那个层面，是民众所过的物质化生活。人们渴望享乐，他们行动的出发点同样也是物质。他们也同样将自己从固定化的传统生活之中解放出来，尽管使用的是他们自己玩世不恭的方式。在一些面积不断扩张的大城市里，第二种类型的生活方式已经占了上风，压过了乡村地区发出的声音。形成公众意见的就是这种生活方式，而它那不敬虔的性质每过一代都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人们追逐的目标只有这些：金钱、享乐以及社会权势。人们越来越容忍那些确保能够得到这些的手段。就这样，良心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弱，眼中发出的光辉也越来越黯淡，尽管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夕，这双眼睛还是映出了些微理想的光芒。原来越发高涨的激情之火已经熄灭，剩下的只有灰烬。就在这生命的疲乏当中，还有什么能够阻止那些灰心失望的人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脱离这一切呢？在有益身心的安息被剥夺之后，大脑已经处于过分受刺激和过分受压的状态之中，最后，精神病院也无法容下所有的精神病患者。无论财产是不是偷盗的同义词，它都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有争议的问题。“生活应当越来越自由，婚姻所带来的约束力应当越来越小”这一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一个既定的观点。一夫一妻制的原则已经不值得人们维护了，因为在现实主义艺术和文学学派的所有作品中，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都在得到系统的颂扬。当然，与此相一致的是宗教被称作“多余之物”，因为它使生活变得消沉乏味。但是，抛开这些暂且不论，艺术总是有市场的。这并不是因为它本身的理想价值，而是由于它可以使感官得到愉悦和麻醉。这样一来，人们在时间之中生活，而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他们将耳朵封住，拒绝聆听永恒之钟的声音。这种不可避免的倾向使整个人生观变得具体化、集中化、现实化。从这种现代化了的私人生活中，出现了新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类型，其特点就是议会制度的败坏，越来越渴望有独裁者的出现，以及贫困和资本之间的强烈对比。与此同时，陆上和海上的武装力量却十分庞大，甚至以财政崩溃为代价。这一状况却成为某些强国的理想状态，它们对领土扩张的胃口已经威胁到了较为弱小国家的生存。渐渐地，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冲突成为生活的主要特点，而这正是从达尔文主义脱胎而来的——达尔文主义的中心思想就是为生存而斗争，它的这个悖论命题就是主流所在。自从俾斯麦将它介绍到高等政治圈之后，强者的权力这一信条就在所有的地方得到了认同。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学者和专家越来越大胆地断言，平庸的人就应该向他们的权威卑躬屈膝。其结果就只能是民主的合理原则遭到废除，而这一次迎进门来的并不是具有高贵血统和崇高理想的又一场贵族统治，而是野蛮的金钱力量所带来的粗鲁无礼和傲慢专横的专政。尼采绝非一个特例，他所宣扬、所预兆的正是我们现代生活的未来景象。基督以他神圣的爱为穷乏之人施下怜悯，引他们归向自己。与此相反，在这个方面现代生活却置身于完全相反的一方，声称弱者必然要被强者所取代。现代生活告诉我们，这就是自然选择的过程，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有赖于这一过程。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这一过程都必须不断发展，以抵达其终极的归宿。
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那样，我们不能忘记，现代生活的洪流之中还奔涌着一条支流，它有着高贵的源头。一群思想崇高的人兴起，他们因令人难受的道德环境寒流而颤栗，为席卷全地的自我主义带来的野蛮而警惕，他们要致力于将暖流注入人们的生命，一部分是靠着利他主义，一部分是靠着神秘宗教行为的感觉，甚至还有一部分是靠着基督教信仰的名号。他们与基督教传统早已分道扬镳，并且对任何行为的出发点都拒绝承认，只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除外。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学派倒是十分一致。但是，就像康德一样，这些人接受了粗糙的二元论，并以此来逃避自己的原则所导致的致命后果。正是从这样的二元论之中，他们获取了灵感而发展出许多高贵的理念，在自己的理论中加以阐述，在自己的诗歌中加以体现，并以感人的小说来构建我们的想象力。在关于道德的论述中，这些高贵的理念使我们的良知得到共鸣，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对生活的严肃追求之中，这些理念总是在不断地实现。与这些理念一起，加上良知与理智并肩同行，这样才能使权威得以确立，也就是说，上帝是如此丰盛地赐下良知给人类。正是有赖于这些人的不懈尝试，我们才能拥有如此众多的社会调查和实践方法，它们大大减轻了我们的痛苦，这种理想化的利他主义，在众多人的心中将自私自利钉到了耻辱柱上。在他们中间，有的人对神秘主义有着特殊的偏好，他们声称，人们有权利将灵魂的内在生命从所有批判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自己没身于无限之中，感受“无限”的溪流在内在生命最深处的搏动，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都意味着令人向往的敬虔。另外一些人，尤其是神学家们——他们与基督教分离的程度比较小，这是由他们的祖先、职务，或者是学术地位等原因决定的——深深折服于这种利他主义以及神秘主义，于是就转而投身于使基督“变质”的大业之中去，以使基督能够继续在人性的宝座上闪着光芒，成为当代人心中的最高理想。所以这些人都是受真诚所激励，而他们自己的理想化意向也激励了其他人。这些人所作出的努力可以从施莱尔马赫一直往下追溯到利奇尔的。因此，小看他们的人只能是自取其辱。与此相反，我们应当感谢他们为拯救自己所做的努力，也要感谢那些怀有高尚理想的妇女，他们本着与此相仿的基督教精神写出了众多小说人物，并以这些小说对抗诸多恶劣事物的影响，而且还培育出了众多可贵的种子。甚至连通灵学说也是如此，尽管其本身充满了谬误，但是它常常会从那极具诱惑力的愿望——虽然与永恒世界接触会遭受他们的批评，但也可使自己的异象得以重建——获得发展动力。不幸的是，无论这种道德上的二元论是如何大胆地提出来的，无论这种神秘主义所沉浸其中的“变质说”是多么不合常理，自然主义的身影总会在它们后面若隐若现。这一自然主义的思想体系是知识分子发明出来的。他们颂赞自己宇宙学里的“正常人”，反对我们信仰中的“反常现象”。而基督教信仰由于其原则和传扬方式的“反常化”，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大片领土。这种情况非常严重，以至于我们之中最优秀的一些人竟然眼睛都不眨一下便宣称自己不但偏好通灵学，而且甚至还偏好伊斯兰教。到了叔本华这里，他居然拿出佛教来与古老的福音信仰相对抗。事实上，从施莱尔马赫一直到普夫莱德雷尔的众多神学家仍然对基督的圣名致以很高的敬意，但是同样无法否认的是：只有通过将基督和基督教的信条置于更为肆意的“变质说”之下，才能做到上述这一点。这是一个痛苦的事实，但也是一个已经十分明显的事实，只要你将现在这些圈子里流行的信经与当年殉教者为之舍命的信经对比一下，结果便昭然若揭了。
近2000年以来，《使徒信经》实际上是所有基督徒共同遵守的标准。但是，即使我们将自己限定在《使徒信经》的范畴之内，我们还是会发现，信仰上帝为“创造天地的主”这一条文已经被废去，因为创造已经被进化代替。除此之外被废去的还有信仰“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其他被废去的还有很多，包括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最终，甚至连教会本身都抛弃了从死里复活的信念，更不要说身体复活了。基督教信仰的名称仍然存留，但是它的原则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在实质上早就成为另外一种宗教了，甚至连其特征都是直接对立的。我们不断受到这一断言的指控，即教会传统的基督是真实的基督完全“变质”之后的产物，而现代的诠释已经揭开了这层面纱，将历史上拿撒勒人耶稣的真实写照还原给我们。面对这项指控，我们只能这样回答：不管怎么说，征服了整个世界的并不是这个现代观念之中的拿撒勒人耶稣，而是教会认信的基督。而且，一个又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民族之中最优秀和最敬虔的人所崇敬的就是传统中的基督，行过死阴的幽谷时，他们仍然欢喜快乐，因为基督是他们的救主。
在这样的探究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何为高贵。基于上述原因，尽管我希望自己的感受没有人能够超越，但是我仍然知道自己不能指望从上述神学那里得到帮助。我心知如此，也颇为满足。有一种神学是这样的：完全损毁《圣经》作为神圣之书的权威，认为罪只不过是发展的不足，把基督仅仅当作是宗教天才、中心内容，将救赎看作只不过是我们“主观思维模式”的一次逆转，并且沉迷于神秘主义之中，而这种神秘主义与理智世界处于二元对立状态。这样的神学就像是一座堤坝，所涌进潮水的第一次冲击就会使这座堤坝溃败坍塌。这种神学是没有大众支持的神学，只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东西，根本没有能力来修复我们已经动摇、令人伤悲的道德生活，甚至都不能提供一个暂时的歇脚之处。
也许本世纪最后50年的惊人力量应该由罗马天主教来展示，而我们是否也可以对这场展示怀有更多的期待？我们还是先不要过于轻率地将这个问题弃置一边的好。尽管宗教改革史已经在最根本层面上将我们自己与罗马天主教划分到了完全对立的两方，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们也不能低估罗马天主教在同无神论和泛神论的战斗中显示出来的真实力量。只有在浑然不知那些对天主教哲学进行的穷尽其本的分析和罗马天主教在社会生活中所施行的有效措施的时候，人们才可能做出如此肤浅的判断。加尔文在他所处的时代已经承认，在反对从“大深渊”浮现出的幽灵的时候，他将罗马天主教徒看作是自己的同盟军。一个所谓的“正统新教教徒”，只需要在自己的信条和教理问答中标出与罗马天主教之间没有争议的那些宗教和道德教义，那么他立刻就能够看到，我们与罗马天主教之间共同拥有的正是基督教信仰的底线所在，而正是这一底线受到现代主义精神的激烈攻击。毫无疑问，在教会圣统制度、人类堕落前后的本性问题、称义、弥撒、向圣徒和天使呼求、圣像崇拜、炼狱和很多其他事情上，我们仍然和我们的前辈一样，毫不动摇地站在罗马天主教的对立面。但是，当今的文艺作品不是已经表明，这些问题不是目前时代所关注和论争的焦点所在吗？战线的划分不正是下面这个样子的么：基督教一神论反对泛神论，罪反对“不完美”，上帝所立的圣者基督反对凡人耶稣，作为和解与献祭的十字架反对作为殉道标志的十字架，《圣经》是由上帝所默示的反对仅仅认为《圣经》是人类作品，上帝所晓谕的十诫反对仅仅是一片考古学文献的十诫，上帝训谕的确定无疑性反对人类主观意识中出现的不断变化的法律和道德？在现在的冲突中，罗马天主教不是敌人，而是和我们站在一边，因为他们也承认并坚守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十字架是赎罪祭、《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十诫是上帝设立的圣洁生活准则。所以，请让我向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发出邀请：拿起宝剑，去勇敢而有谋略地战斗，和我们一起与同样的思潮作斗争。我们自己已经决定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接受他们宝贵的帮助，从他们的阐述之中获益，这难道不正是智慧的一部分吗？至少加尔文本人是惯于引用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的。就我自身而言，我丝毫不会羞于承认，我的许多观点都是通过对罗马天主教神学家的研究而得以澄清的。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将自己对未来的盼望寄托在罗马天主教努力之上，而自己可以优哉游哉地等待罗马天主教的全面胜利。我们若对现在的情况做一个快速调查，就足以让我们直到情况恰恰相反。现在首先拿你们自己的大陆来说吧，南美洲能不能哪怕是一时一刻与北美洲相提并论呢？现在，在南美洲和中美洲，罗马天主教仍然是最高权威。对这一领土宗教的唯一控制权就掌握在它的手里，而新教连一席之地也占不上。这样看来，这里就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这里，罗马天主教所能够施加在我们的“种族再生”之上的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不仅如此，在这片天地里，罗马天主教并不是一个新近刚刚出现的力量，它已经占据这个地区近三个世纪了。在这里，社会有机体的年轻化发展状态是与罗马天主教的影响分不开的。这些国家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下获得独立以后，罗马天主教仍然在他们的智识和精神中处于控制地位。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人口是从丝毫没有疑义地跟随罗马教廷的欧洲国家衍生出来的。这样看来，这场试验已经是尽可能地完整和公平了。但是，我们若是在这些美洲天主教国家中寻找能够提高和促进能源发展并对外产生有益影响的人，那么我们只能是无功而返。在经济上他们十分弱小，他们的经济状况发展很是缓慢。在政治生活中，他们代表的是令人痛心的景象：无休无止的内战。而且，如果有人想制作出一幅未来世界的理想画像，那么他可以通过想象现今南美洲实际情况的相反图景来达到这一目标。而我们也没有办法为罗马天主教寻找理由辩护，说这只不过是由于特殊的环境所致。这是因为，首先，这种政治上的倒退不仅仅在智利可以见到，同样的情景在秘鲁、巴西和委内瑞拉共和国也是司空见惯。与此相对的是新世界另一端的旧世界，尽管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些，但是我们只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在所有的新教国家里，信用度都比较高，而在那些罗马天主教为主的南欧国家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人们的信用已是大打折扣。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意大利，情况也并不会好多少——经济和政治事务都使人们抱怨连天。这些国家对外的权势和外在的影响都以明显可见的速度持续衰落。不仅如此，还有更叫人失望的，在这些国家里，不忠诚与不稳定的精神已经渗入，一半的人口虽然名义上还是天主教徒，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与一切真宗教分道扬镳了。同样的一幕在法国也在上演，要知道，法国人几乎全都是天主教徒。但是，法国已经多次以压倒性的票数否决了支持宗教的提议。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想欣赏罗马天主教圣洁高贵、活力十足的品格的话，我们就得去信仰新教的北德中部、信仰新教的荷兰、英国，甚至你们自己的国家美国，只有在这些国家的一隅才能看到想看的，而在罗马天主教自己的国家这些正在不断衰亡。只有在罗马天主教被剥夺了主导影响力的地区，他们才能使自己适应别人的政策，在曼宁、冯·凯特勒以及温特霍斯特等人的领导下，集中自己的力量成为反对党。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钦佩他们为捍卫自己的事业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这些都是罗马天主教为自己提供的令人哀叹的证据，它在欧洲南部和南美洲的势力处于主导地位，对这些地区进行的管理却很失败。在其占主导地位的这些地区，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之中，罗马天主教的权势与影响也正在以明明可见的速度持续衰落。现在，欧洲力量的均衡状态已经渐渐转移到了俄罗斯、德国和英国的掌控之下，而所有这些国家都是非天主教国家。在你们自己的国家（美国），北方的新教也占据着主导地位。自从1866年开始，奥地利就处于持续不断的衰退之中，而现在在位的皇帝还受到国家解体的严重威胁。意大利试图不倚赖自己的资源而生存：它努力要成为一个拥有海上霸权的殖民帝国，结果却是使自己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亚都阿战役击碎的不仅仅是它殖民主义的梦想。西班牙和葡萄牙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欧洲社会、智识和政治发展的所有影响力。而法国，只不过在50年前，它出鞘的利剑还曾经让整个欧洲颤抖不已。但是，它现在却满怀焦虑地匆匆翻阅预言之书，想知道自己未来究竟如何。甚至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罗马天主教的势力也确实在不断衰退。经济和道德的滑坡已经使不止一个天主教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以惊人的速度减少。俄罗斯、德国、英国和美国的人口在持续增长，而与此相反的是在一些天主教国家里，这个数字已经处在了停滞状态。即便现在我们在统计数据中所看到的是，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有接近一半的人口属于罗马天主教会。但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预言，在下个世纪的最初50年之内，这个比率会下降到不足40%。因此，无论我是如何倾向于对罗马天主教的内在力量和学术成就作出高度评价（因为我想保卫许多我们彼此都认为神圣的事情），尽管我并不知道除了将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够击退现代主义的攻击，但我仍然认为，在未来的时代里，政治的最高权柄重新落到天主教手里去的可能性是绝对不存在了。而且，即使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谁又会在看到南欧和南美洲的普遍境况在其它地区以同样的方式上演之后，会为自己所谓理想的实现而喜悦呢？
实际上，我们甚至还可以用更加尖锐的语气这样说：如果事情的发展果真如此，那么这是历史的倒退。天主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代表的，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更加古老因而也是更为低级的阶段。新教接替了它，因此在精神方面也就处于更高的水平。如果有人不想倒退回去，而对更高层面上的东西有所追求的话，那么他就只能在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要么站在新教已经发展出来的世界观一方，要么（这个方面也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指出一个更高的立场所在。就现在而言，这就是后现代哲学事实上做的，他们承认路德是哪个时代的一个伟大人物，但同时却又为康德和达尔文高呼，认为他们是另外一个内容更加丰富的福音的使徒。但是，这不应成为阻止我们前进的障碍。就我们的时代而言，无论在发明、理智和能源所具有力量的展示方面有着多么伟大的成就，它们都不可能使我们在生命原则的建立上前进一步，不可能赋予我们更高层次的人生观，而且在宗教和伦理学（即人类存在的真正意义）上既不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大的稳定性，又不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大的圆满性。宗教改革之中的坚实信仰已经被它换作不断改变的假设。而就它冒险去拿系统化、逻辑性严格的人生观开刀这一事实来说，它并没有前进，而是后退了，退回到了基督教时代之前的异教智慧之中，退回到了使徒保罗所见证的“上帝使十字架的愚拙成为他们的羞辱”的时代。因此，任何人都不能说：你们这些对“回归天主教”这一说法进行抗议的人们啊，既然历史不会倒退，那么你们自己也没有任何权利拥护新教，因为更正教之后又出现了现代主义。只要我的论点——我们这个世纪在物质方面的进步与伦理规范的发展没有任何关系，现代主义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现代主义的东西，而是十分古老的东西，不是新教出现之后的东西，而是新教之前的东西，一直可以上溯到斯多亚和伊壁鸩鲁那里——没有被证明是错的，我们就必须对这种论调加以否定。
因此，我们只有沿着新教这条路线走，才有可能成功过地前进。而实际上，现在人们正在沿着这条路线以两种倾向找寻救赎，而这两种倾向都必然导致更大的失望。它们的特征一个是实用主义，另外一个是神秘主义。前者——实用主义的倾向——不可能抵挡现代主义的批评，更无法抵挡对教义的批评。它认为基督徒没有别的更好办法，只能倒回去，一头扑在所有形式的基督教作品上。持这种倾向的人会感到十分失落，不知对《圣经》应采取什么态度。他们已经疏远了教义，但是有什么能够阻止这些心怀疑虑的信徒将他们的身体和钱财奉献于慈善、福音和宣教呢？他们这样做可以带来三重优势：能够将所有持不同意见的基督徒联合起来，减轻许多痛苦，而且对非基督徒世界具有和解性吸引力。而且，毫无疑问，这种以实际行为来进行的宣传必定会因感激和同情而受到颂扬。上个世纪，基督教的活动范围实际上太多狭窄，而这样一个没有在实践上证明自己价值的基督教会不断地衰退，沦落到干枯的经院哲学和无聊的清谈里去了。但是，若有人认为基督教能够局限在这种实用主义表现形式之中的话，那么他就错了。我们的救主使患病之人得以康复，饥饿之人得以饱足，但是无论如何，在他的服侍之中最为重要的是严格忠实于旧约圣经。他公开宣告自己的神性和中保的身份，宣讲通过他的宝血洗净罪恶，宣讲他必再来，施行审判。事实上，基督教会所认信的所有中心教义之中，没有一条不是根据基督所传讲的自己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使命而用智识定义出来的。他治愈了患病的身体，但是他更真实地包裹好我们灵魂的伤口。他拯救我们脱离异教信仰和犹太教，把我们安置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相信，基督作为上帝所膏立的弥赛亚，是一切的中心。除此之外，说到我们和罗马天主教之间的争端时，我们不应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即在基督徒的作品和奉献方面，罗马天主教所做的仍然超过我们。不仅如此，我们要毫无保留地承认，甚至连不信上帝的世界也已经开始与我们匹敌了，而且在慈善事务上，它们越来越占上风。在宣教方面，不信的人倒是没有追上我们。但是请问，如果我们没有清楚明晰的福音向人们宣讲的话，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推进宣教的事工呢？那些只宣讲人性和无任何实际意义之敬虔的所谓“自由宣教士”，在异教的圣哲向他们提问时，只会回答说在自己所生活的文化圈子里，除了这种现代人本主义之外，他们并没有学习或相信什么其他的东西。想象一下，难道还有比这更为可怕的事吗？
也许另外一个倾向即神秘主义有着更为强大的力量，足以抵挡外界的进攻。但有哪位历史学思想家或学者能证实这种说法呢？毫无疑问，神秘主义能够带来一种炽热的情感，使人们的心灵感到温暖，而那些教义的巨人和行为的英雄“有祸了”！他们并不能理解神秘主义的深度和温柔。上帝创造了手掌、头颅和心脏。手是为了行为而预备的，头是为了世界而预备的，而心是为了神秘主义而预备的。人在行为中展示君王的职分，在宣讲上帝话语中展示先知的职分，在心中展示祭司的职分，这三种职分都具备之后，人才能够站立在上帝面前，而忽略了神秘主义的基督教会必然会变得冷漠而僵化。因此，神秘主义的氛围无论何时笼罩我们，使我们得以呼吸春天那沁人心脾的空气，我们都应算作是幸运的。通过这一切，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真实、深厚和丰盛。但是，如果认为只靠神秘主义本身就能够使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得以逆转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令人伤心的错误。统领人们的灵魂的，不是伯纳德，而是托马斯·阿奎那；不是托马斯·坎佩斯，而是路德。
神秘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倾向于退隐的，并且特别强调避免与外部世界发生接触。神秘主义的力量就在于灵魂过的是消除了一切差别的生活。从这一点来说，它不可能采取积极的立场。它随着地下的河床一路漂流，在地面以上无法显示出棱角显明的线条。更为糟糕的是：历史已经证明，所有片面性的神秘主义都会无一例外地陷入病态之中，从而最终堕落为肉体的神秘主义，而整个世界都会对其道德丑闻大为震惊。
所以，尽管我为实用主义和神秘主义两种倾向的复兴而欢喜快乐，但这二者都会导致失落而不是收获。如果它们奢望对曾经弃绝救赎真理而作出补偿的话，那么神秘主义确实是甜蜜的，而基督徒的一些作品也是很宝贵的。但是，从基督教诞生之日起，直到宗教改革时代，只有殉道士的鲜血才一直是教会的种子。我们的圣殉道者并不是为了“神秘主义”或“慈善事业”而抛洒自己的鲜血，而是为了自己对接受真理和摒弃谬误的确知。有意识的生存是人类神圣的特权，而只有从清楚、毫无阻碍的意识之视野才能产生使时代逆转其潮流的伟大话语，并在世界精神中发起一场革命。因此，当这些实用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基督徒相信他们不需要基督徒生命和自己的世界观就可以生活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在欺骗自己，仅此而已。没有人能够这样生活下去。所有那些认为自己可以摒弃基督教真理、将宗教改革的教理问答抛在一边的人，都在无意之中将耳朵伸向了现代世界观的假设之中，而且，在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偏离真理很远的时候，他们已经以卢梭和达尔文的教理问答来赌咒发誓了。
所以，让我们不要半途而废。就像每一株植物都必定有根一样，每一条原则之下都必定有生命的显现。这些原则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基本的原则上有共同的根；从这一基本原则之中，主导理念和思维的完整联合体能够以符合逻辑而体系化的形式发展出来，而正是这些主导理念和思维构成了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现代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坚实地扎根在它的原则之中的，并且在其壮观的结构里保持一致。以这样一个连贯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作为武器，现代主义现在已经与基督教两军对垒了。而只有将你们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同样坚实地扎根在你们自己的原则之中，同样清晰地表达出来，而且同样闪烁着缜密逻辑的光芒——放置在与之相对的位置之上，基督徒才能够与这致命的危险进行对抗。而我们现在并不能通过基督徒的作品或神秘主义获得，只能追溯历史才能找到这一切。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神秘主义的温暖，我们的个人信仰以丰盛的果实将自己展现出来，我们就这样回到了那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回到了宗教改革中人性得以发展的时刻，而这就等于回到加尔文主义那里。我们在此别无选择。社会主义毫无光彩地死去了，再洗礼派也在他们狂野的放浪形骸之中烟消云散。而新教——就广义而言，并不将其进一步区分——要么成为没有任何内涵的纯粹否定性概念，要么成为一个变色龙一样的名号，那些否认上帝与人类之间关系的人乐得用这个名号来作自己的盾牌。只有加尔文主义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评价：它紧紧跟随宗教改革的路线，方向一致，逻辑缜密；不仅建立了教会，也建立了国家：它给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贴上了自己的印记，就这样，它在实质上为人类的整个生命创建了一个全然独特的思想体系。
我相信，就在听了我第一次讲座中所讲述的内容之后，没有人会谴责我将路德主义低估了，但是，当今的德国皇帝居然大肆渲染路德那些甚微的错误，至少有三次说这些错误导致了多么恶劣的后果。路德犯下了一个错误，认为统治地土的君王就是教会的首领，而在此之后，我们是如何看到德国的皇帝是怎样古怪的呢？首先，基督徒民主领袖斯托克遭到解职，只不过是因为这位敢于捍卫教会自由的勇士“过分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愿，即皇帝应该放弃他的主教之职。随后，俄罗斯的亨利王子在德国舰队驶向中国的时候，得到这样一个指示：将“帝国的福音”而不是“基督的福音”带到远东。再次，他号召他的忠实臣民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并以“尔等死后，必见主面”来为他们鼓舞士气。必见上帝和基督的面？错！必见上帝和伟大的皇帝之面。最后，在威斯特伐利亚宴会上，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德国必须在和平的福佑之下继续自己的工作，不受其他任何事物的搅扰，而远远立在我们之上的伟大皇帝将伸出双手并做成这一切。我们可以注意到，甚至更为大胆的侵略也发生了，就是凯撒主义对基督教信仰之精髓的侵蚀。你们可以看到，这些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事件。与此相反，它们所侵犯的原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施行的，是我们的前辈在宗教改革时代奋不顾身进行抗争所捍卫的原则。对于这些，我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持反对意见。但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信仰，以原则来对抗原则，以世界观来对抗世界观，我可以说只有加尔文主义的原则是唯一可以信赖的基础，信仰的大厦由此得以建立。每一个从骨子里跟随新教信仰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回归加尔文主义”这一说法呢？我是不是认为所有信仰新教的人都应该接受改革宗的象征符号，越快越好，这一来教会的多种模式就会被改革宗教会同一的组织形式淹没不见？我远远不至于将这一粗俗、无知和不符合历史进程的愿望当成一个宝贝。当然，在所有的确知、所有的信条之中都内在地包含着一个动机，想要将绝对而无条件的宣传推进开来，就像使徒保罗对亚基帕所说的那样：“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上帝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这些话语不仅应该在每一个真切信奉加尔文主义的人心中成为热切的盼望，对于每一个在信仰根基上毫不动摇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人们心中如此理想化的愿望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首先，没有任何一个改革宗的标准——甚至是最为纯粹的标准——是像使徒保罗的话语那样毫无谬误的。其次，我要重新提到这一点，即加尔文主义的信条非常敬虔，非常属灵，除了信徒深刻沉浸于宗教情感的时期以外，它永远不可能在广大民众中得到实现，而只能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圈子里实现。不仅如此，我们天生的片面意志总会导致基督教会出现多种形式。还有最后但绝非不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教会大规模地吸引另外一个教会的信众这一情况只可能在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发生。在通常情况下，80%的基督徒都会在同一个教会出生、受洗、直至死亡。而且，将我的讲座看作是宣扬“一个教会将被另外一个教会所吸收”的做法也与我论证的整个意图背道而驰。我向你们所讲述的加尔文主义的历史，并不是局限在教会层面上一个狭窄的小圈子里，而是一个在全世界都有重要意义的现象。因此，我所盼望的可以总结为下述四点：第一，加尔文主义不应在其现存地区继续受到忽略，而应在其影响力所及地区得以强化。第二，加尔文主义应再次被列为研究对象，使外部世界的人们能够了解。第三，加尔文主义的原则应当再次发展，与我们时代的需求保持一致，并且不断应用于各个生活领域。第四，那些声称仍然遵循加尔文主义的教会，不应再耻于承认自己的信条。
正如上面所说，加尔文主义不应在其现存地区继续受到忽略，而应在历史影响力所及地区得以强化。如果要详尽甚至带有一定完满性来指出，“加尔文主义在任何一个所到之处都留下了痕迹，无论是在社会和政治生活，还是科学和美学生活之中都是如此”，那么就需要进行更为广泛的研究，要远远超过我这一讲座所涉及的内容。因此，请允许我面对美国的听众，指出你们自己政治生活之中的一个特点。我已经在第三次讲座中提到，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在你们宪法的导言中虽然带有明确的民主观点，但这种观点绝非法国大革命的无神论立场，而是加尔文主义对上帝至高主权的承认，而这一思想被立为你们宪法的根基。不仅如此，我已经指出，你们宪法行文有时都与加尔文的话语如出一辙。在你们那里找不到一丝愤世嫉俗地反对教权主义的痕迹，而这一点已被认为是法国和其他地方“革命式民主”的精髓所在了。而且，当你们的总统宣布感恩节为全国假日的时候，当国会两院齐聚华盛顿并以祷告开场的时候，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新的证据，证明在美国的民主之中仍然存在着一条跳动的脉搏，它是从清教徒前辈那里继承来的，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甚至连你们普通学校的教育之中也包括读经和公开祷告，这实在是你们的福祉。尽管这种特色已经少了一些，但是加尔文主义的痕迹还是清晰可见。与此相似的还有下述情况：你们的大学教育的兴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个人主义的兴起），你们的地方政府分权和自治的性质，你们既严格又不陷于律法主义地守主日为安息日，还有，在你们之中妇女受到尊重，却又没有像巴黎那样将这一性别加以神化，你们对家庭生活的重视，你们的家庭成员之间有着紧密联结的纽带，你们言论自由的程度无人能及，而且你们对自由和良知予以无限的重视。在所有这一切之中，你们的基督教民主都与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全然对立。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都应归功于加尔文主义，而且唯独归于加尔文主义。但是，看哪，当你们欣然享受加尔文主义的果实的时候，甚至你们国界线之外的宪政政府高举加尔文主义的旗帜并认为这是国家的荣耀（因为他们政府的组织系统都是加尔文主义之战的结果）时，在国外却有这样一个声音悄悄地说，这些都是人本主义所带来的福分。几乎没有什么人仍然会为其中加尔文主义的余力而开口赞颂，他们认为宪政它只不过是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僵化的教义圈子里苟延残喘罢了。那么，我所要求的——根据历史赋予我的权利——就是让“对加尔文主义弃之不理”这一不知感恩的行为彻底终结。在今天的某些地方，人们的日常生活仍然留下了加尔文主义的印记，那么就让加尔文主义发挥的影响在这些地方重新受到重视吧。在某些地方，怀有全然不同思想的人不动声色地将生命的洪流引入法国大革命或德国泛神论的河道之中。那么，你们从大海的这一边，我们从大海的那一边出发，尽我们所能来一起对抗这种篡改我们生命之历史原则的行为吧。
我们会被赋予能力来完成这一使命，而我会对第二点进行相关的论证，对加尔文主义的原则进行历史性研究。没有了解就不会产生爱，加尔文主义在人们的心中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位置。人们只不过站在神学的立场上才可能支持加尔文主义，如此，这种观点就是片面的。我在上一场讲座之中已经指出了这种片面性的原因所在。因为加尔文主义是从生命本身衍生出来的，而不是从任何抽象体系之中推导出来的，他从未作为一个系统化的整体而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即使没有人去做什么“树的性质与生长”的植物学研究，大树也是一样会开花结果。加尔文主义兴起的时候靠的是行动而不是辩论。但是现在这一研究再也不能延迟了。我们现在就必须对加尔文主义的传记与学说进行彻底的调查和思考，若非如此，我们对自身的知识如此欠缺，我们就会被导入一个理念世界的岔路中去，这个地方与我们的基督教民主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只有分歧，并且还会将我们那曾经绽放出灿烂花朵的纸条从根部剪断。
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我在第三点所提出的内容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加尔文主义的原则应当再次发展，与我们时代的需求保持一致，并且不断应用于各个生活领域。我不会将神学排除在这一点之外，因为神学也同样能够通过各种流派而对人们的生命施加影响。所以，看到改革宗教会的神学在这么多国家受到全然不同的体系制约的时候，我们感到十分难过。但是，无论如何，神学只是需要加尔文主义医治的众多学科之一。其他学科还包括哲学、心理学、美学、法学、社会科学、文学，甚至也包括医学和自然科学。当我们以哲学思辨方式来对其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都会回归到其原则之中，而我们必须以更为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今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之上，有存在论和人类学原则在起统领作用。那么，这个原则究竟是与加尔文主义的原则保持一致，还是在本质上与之背道而驰呢？
最后，我会为这三个已经被历史所证实的需求再加上第四个方面，即那些声称仍然遵循加尔文主义的教会，不应再耻于承认自己的信条。你们已经听过我的讲座，知道我的概念范畴有多广，观点层面有多宽，就连教会在生活方面也是如此。只有在这种教会生活的自由发展中，我才能看到救恩的存在。我极力促成此种教会得到更高的发展并为之欢呼。甚至面对拥有最纯正信条的教会，我都不会拒绝其他教会的帮助，以使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的教会得以发展完全。但是，当我看到有的教会或是教会圣职人员将自己的旌旗卷成一团或是塞在制服下边的时候，我就会怒火中烧。这旌旗本应勇敢地展示出来，让它带着荣耀的色彩随风飘动的。若有人以为自己认信的是真理，那么他就应勇于以言语、行为和整个生命践行这真理。一个源于加尔文主义、而因其加尔文主义信条而区分的教会，若是没有勇气承认自己加尔文主义的立场，也不再有动力捍卫自己的信条、敢于反对全世界，那么，整个教会羞辱的不是加尔文主义而是它自己。尽管完全纯正的改革宗教会数目很少，但是作为教会，它们会永远证明加尔文主义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这粒种子虽小，但是我们并不以为然，只要这颗种子是健康的、完整的，它就会充满生命力，并且它的生长是无法抑制的。
我的最后一次讲座已经临近尾声了。但是在我结束之前，我仍然能感觉到有一个问题迫切需要回答，因此，我无法拒绝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要面对的：拣选的教义究竟应该放弃还是持守？请允许我用与它只有一个字母之差的另外一个词与它作一番比较。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对“拣选”（Election）一词充耳不闻，但是对“选择”（Selection）一词却激情十足，迷狂不已。那么，我们是不是应当对这两个词背后隐藏的极大问题作出一番陈述，并且对这两个看上去几乎相同的词汇所产生的问题进行解释，以发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这个问题涉及的是一个基本问题：这些差别从何而来？为什么这两个词并不完全一样？为何一事物以一种状态存在，而另外一事物则以另外一种状态存在？世界上没有无区别的生命，也没有完全不对等之下的区别。“差别”这一概念是我们人类意识的根源之所在，是所有物体存在、生长和发展的原因，简而言之，它是所有生命和思维的源泉。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断言，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会浓缩为一个问题：这些差别从何而来？这些存在、起源和意识的相异性和不同之处从何而来？具体说来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一棵植物，那么你肯定更愿意是玫瑰而不是蘑菇；如果你是一只昆虫，那么你肯定更愿意成为蝴蝶而不是蜘蛛；如果你i是一只飞禽，那么你肯定更愿意成为雄鹰而不是猫头鹰；如果你是一个高等脊椎动物，那么你肯定更愿意成为狮子而不是土狼；如果你是一个人，那么你肯定更愿意成为富人而不是穷人，更愿意成为才华横溢的人而不是头脑简单的人，更愿意成为亚利安种族的人而不是西南非的霍屯督人或南非的卡菲尔人。所有这些都存在巨大的差别。所以说，哪里都有差别，一种存在物与另外一种存在物之间也有差别，而几乎所有的时刻和选择都会涉及差别。当老鹰用利爪撕碎鸽子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这两种生物之间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对立，有这样的差别呢？在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人类的领域、所有的社会生活中，这都是一个带有终极意义的问题。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在试图通过“自然选择”理论，来解决这个题中难题。甚至单细胞之中都有差别，都有“更为弱小”或“更为强大”的元素。强者战胜弱者，它获得的能量积蓄在更高级别的存在之中。或者，如果弱小的元素仍然存留的话，那么在未来的斗争过程中，这一差别也会显露出来。
一片草叶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蜘蛛还是会一如既往地织网捕飞虫，老虎照样去捕杀牡鹿，而在所有这种情况之中，弱者并不会将悲剧的根源归结到自己身上。但是我们人类却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差别，所以我们也就无从逃避这些问题。无论“自然选择”的理论究竟是不是为了使弱势的一方和本领不高明的生物自认今生倒霉而杜撰出来的，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理论本身只可能会被另有所图的人利用，煽动一场更为狂暴的斗争，而处于弱势的存在物只能落得鱼死网破的下场。“弱者必须顺服于强者”的理论是与信仰规则完全背离的，根据自然选择的理论体系，争斗是毫无用处的。那么，和解既然不可能出于事实，就只能出于理念。但是这里的理念是什么呢？难道不正是：这些差别已经成为既定事实，有着巨大差别的物种出现了吗？人们认为一切都是偶然的结果，或是盲目的自然力量的必然归宿。难道现在我们还能相信，遭受苦难的人性可以靠这样一个解决方案而得以满足？尽管如此，我仍然对“自然选择”这一理论的进步表示欢迎，我也十分佩服将这一理论介绍给我们的那些人，他们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活跃的思想。这并不是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理论是真理，而是因为它使人们鼓起勇气再次对最基本的问题发起攻击，并且在十分深奥的层面上触摸到了深邃的思想，而加尔文也曾经大胆地涉及到了这一思想。
而这正是“上帝的拣选”这一教义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和三个世纪前一样，在这个教义中，加尔文主义勇敢地面对这个处于最主要地位的问题。但是，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并不是毫无意识的细胞里所萌动的“盲目的拣选”，而是将荣耀归于创造可见与不可见之物的至高上帝所作出的选择。决定一切受造物存在形式的——决定它成为山茶还是毛莨，夜莺还是乌鸦，雄鹿还是猪——就人而言，是决定我们自身的状态，决定我们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是贫穷还是富有，是愚拙还是聪明，是白人还是有色人种，甚至是亚伯那样还是该隐那样，这些都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为重大的预定了，无论是在天上或在地上。然而，我们仍然日复一日地看着这些事情在我们眼前发生，而我们自己却完全受它的支配，我们全部的人格、完整的存在、真实的本质、生活中的位置都完全靠它决定。加尔文主义者并没有将这种包揽一切的预定论放在人的手里，跟不会放在“盲目的自然力量”手里，而是放在了全能上帝、至高的创造者、上天与地下的所有者手里。就像窑匠和泥土的比喻一样，《圣经》从先知时代起就为我们解释了这一涵盖一切的“拣选”是怎么回事。创造之中有拣选，护理之中有拣选，得到永远的生命也是靠拣选，自然领域内是拣选，恩典范畴内同样也是拣选。如果我们将“上帝之拣选”和“自然之选择”这两个体系作一番比较的话，我们难道不会发现历史已经证实，在一个又一个世纪之中，“拣选”的教义已经使遭受苦难之信徒的心灵重拾平安，重获安宁？而且，难道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和我们一样，在创造和护理的问题上都持守并尊荣“拣选”的信条吗？难道在这一点上加尔文主义偏离了其他所有的基督教信条吗？——即寻求合一，高举上帝的荣耀超乎万有之上，并敢于将拣选的奥秘延伸到属灵的生命之中，延伸到对来生的盼望之上。这就是加尔文主义教义的狭隘之所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时代总是过于严肃而不适合进行讽刺或嘲笑，让每一个不能放弃自己异议的基督徒至少那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来问问自己：我是否知道其他的解决方案，能够解决这个基本的世界性问题？更新了的异教主义正在积聚自己的力量，战果一天天地扩大。那么，在这个冲突最为剧烈的时刻，这个解决方案是否能够更好地捍卫基督教信仰呢？不要忘记，基督教和异教主义、偶像和永活的上帝之间等这些关键问题的比较，不到最后时刻是不会结束的。所以说，德国皇帝所画的那幅戏剧性的图画里面，还确实有着人们能够深切感受到的真理。在图画中，佛教是即将到来的敌人。一幅紧紧拉上的窗帘将未来掩藏起来，但是基督已经在拔摩海岛上为我们预言了那将要来临的末日血腥之战，而且，甚至连日本在最近不到四十年时间里的飞速发展也已经使欧洲充满了恐惧，不知这些狡黠的“黄色人种”——他们在世界人口之中占有那么大的比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灾难。而且，戈登不是已经证明了么？只要训练有素、指挥有方，那么他手下的那些中国士兵就会成为他所指挥过的最善战的士兵。就是带着这些士兵，他打败了太平天国。事实上，亚洲问题是最为严重的问题。世界的矛盾在亚洲凸显出来，而这些问题也必将在亚洲得到最终解决。而且，就技术和物质两方面的发展而言，这一情况已经显示出未归信基督的异教国度一旦苏醒，从沉睡中站起来，那么他们几乎立刻就能够与我们势均力敌。
当然，如果所有基督教国家——无论是欧洲大陆还是美洲大路上的——联合在十字架周围，高声颂赞他们的王上帝，准备好进行最后的斗争，那么，这一危险的威胁性就小了血多。但是，当异教徒的思想、异教徒的抱负、异教徒的理想就是在我们之中也连连得胜，在正在崛起的一代的心中也具有穿透力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不就是因为“基督徒合一”的思想已如此削弱，亚美尼亚人才会卑微而胆怯地任凭自己受到暗杀命运的支配吗？希腊惨遭土耳其人蹂躏的时候，难道基督徒政治家格雷斯顿——政治上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他有勇气给苏丹贴上“暗杀阴谋家”的称号——已经从我们中间离开了吗？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来应对这一情况。半途而废的措施不能保证我们得到想要的结果。肤浅的表面功夫不可能使我们打好这场战争。我们必须要以原则来对抗原则，世界观对抗世界观，精神对抗精神。现在，谁知道更多，谁就可以说话，但是对我来说，若是能够以正确合宜和活力十足的形式得以施行的话，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堡垒比加尔文主义更为牢固和坚实。
如果你以半嘲弄的语气反驳我，问我是不是过于天真，竟然盼望从某些对加尔文主义的研究中会出现一个基督徒世界观的逆转，那么以下就是我的回答：生活的加快并不是从人而来的，而是上帝的特权，只能来自上帝的主权，上个世纪无论宗教生活的浪潮上升到多高，下个世纪又会下降到多低，都是没有关系的。同样，在道德世界里，有时我们会遇到春天，生命之树抽枝发芽、树叶沙沙作响；有时我们也会遇到寒冷的冬天，所有的生命溪流都冻结成冰，所有的宗教激情都变成岩石。
毫无疑问，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宗教正处于低谷。若非上帝赐下他的圣灵，时局就不会改变，潮水的退却也会更为迅速。但是你们应该记得伊奥利亚的风弦琴，人们常常把它放在地下室的门外，让清风去拂响它的乐章。如果风平浪静，琴亦静默无声。即便起风了，若是琴没有立在那里等待风，我们也许会听到微风吹过的沙沙声，但是绝不会到天籁之声的哪怕一个音符。如果加尔文主义不是别的，就是这风弦琴——那么若是没有上帝的灵使之迅速拨动，它便没有丝毫的力量可言——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上帝赋予了我们这个责任，让我们拿好自己的风弦琴，将弦调正，在上帝锡安山的窗前伫立，等待圣灵像风一样来临。
摘自《加尔文主义系列讲座》亚伯拉罕·凯波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