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教化

（一）
读朱天心《二十二岁之前》，书的附录有两篇文章，一是朱天心的父亲朱西宁淡女儿的成长过程的《天心缘起》，一是阿城的《说朱天心》。朱父的文章里主要借女儿的成长过程谈了中国的礼乐教化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意义，我看了两遍，其中有些说法虽稍嫌极端，但细读之下也是颇值得深思的。

朱西宁自谦自己作为父亲是“够是漫不经心，糊涂得可以了”，完全是“放养式”的，从未想过孩子将来会如何如何。但在女儿时，他却说出了一个天下父亲们几乎都不会说的一个词：敬。他并没有和中国的大多数父亲一样，以一个长者、说教者的姿态出现的孩子面前。他说自己“从来不好意思让孩子们替我添碗饭。谈话可以很不正经，却在一不当心，有了为父为师的口气时，不免脸红”。我读了之后，不禁感慨，天下父亲中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没有几个人。朱西宁对晚辈的这种“敬”，根底里是一种对万事万物虔敬的平等，是出于对天地万物的尊敬而生出的平等之心。

他是这样来表述自己的这种“敬”的：“感激天地厚德，使我从先圣教化，如《大雅》颂文王的‘缉熙敬止’；从先父庭训，惜时惜物，行健不息；皆修得我于万人万事，乃至万物，莫不以敬应对，这已是自幼养成，行之天然。此于子女或学生，亦莫不如是。所以做父亲做得漫不经心地糊涂，也仅是一个说法，根底毋宁还是出诸一个敬字。”

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朱西宁人生的一个大原则，他的立身行事，于家于国都是在这一个原则指导之下的。而他这一原则的来源，他认为是古老中国的礼乐文明礼乐教化，他对中国古老的礼乐教化推崇备至，几近膜拜。他觉得礼乐文明博大精深，文学、戏曲不过各是礼乐文明中的一个而已（他的大女儿二女儿事文学，三女儿事戏曲）。朱天心只因小时读了很多“大人之书”，所以能够得承礼乐教化的一些具体而微的遗风，但就是这一点点“具体而微的遗风”，已足够朱天心受用一生了。因为对礼乐文明的推崇，他对西洋的文学和艺术不屑一顾。他这样说：“若是西洋的文学和艺术，纵算在他们已属极品，却也未必就沾得上礼乐文明的边边儿。”他认为西洋的文学和艺术连礼乐文明的边都靠不上，这在今天事西洋文学的人看来，实是荒唐之言了。但朱西宁说得却又是这样的自信。

他说自己从未认为自己的三个女儿里谁是天才，唯一引以为傲的是三个女儿都是中国人，而且自己真诚地感激着幸为中国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只有是中国人才足以承继中国人的民族长才——礼乐文明的学问和修行。这和现在的一些中国人忙着出国并以变成不是中国人为荣相比，真是天渊了。

（二）
朱西宁认为自己的女儿朱天心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朱天心在“尚无充分看书能力的极小的那个幼年”看了太多的不可能看懂的“大人之书”的缘故。这些在懵懂之时生吞活剥下去的诸多的中国古代的“大人之书”会一直存在于朱天心的头脑胸中，足够其受用一生。到了真正上学读书的年龄，别人要读十遍才可以读通的书，朱天心一遍两遍就通了。也因此，别人谓读书为苦读，而朱天心却视为乐读。

朱西宁对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是情有独衷，以至于对当今一些被视为先进科学的教育方法都进行了批评，以此来充分证明礼乐教化之伟大。比如，他认为中国一直以来没有童话，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欠缺，反而是中国高度文明的结果。在朱西宁看来，那些童话里的公主王子是哄孩子扮家家，之外再无人世，并且随着孩子的成长，那些童话也就永远地离开了孩子，对孩子以后的成长并没有任何的帮助。而如果孩子从小就读唐诗，看三国水浒西游等，即使不懂，即使仅仅留得一点印象，但在其日后成长的过程中会渐渐地增益领受，最终至于领悟的。中国古代教育之令孩童广涉经书，只作背诵强记，少予讲解，就是本着这个道理的。

有些东西，小孩子并不需要懂得透彻，也不可能懂得透彻。但一定要让其在幼时亲临感受。朱西宁以“忠恕之道”为例来说明。他说“譬如忠恕之道，道本是一个整体，哪里好分割得出幼稚的忠恕，成熟的忠恕！孩童行不出忠恕也无大碍，但必须与之接触，受其熏陶”。台湾作家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中一例：书里写到贞观随外祖父去看鱼塭回来，小孩眼尖，远远瞧见邻人在偷外祖的丝瓜，忙叫外祖捉贼，老人却拉着她绕道避开，也不给她说道理。朱西宁说，虽然贞观年幼不能理解，然而她会长大。待她以后于此有所领悟，不一定就能说出道理，但也会终生依之而行，受用不尽。

朱西宁认为中国传统的礼乐教化给孩子提供了自然辽阔的空白天地，并不是对孩子放任不管让其自生自灭，这反而是一种敬重，相信一个生命的穷而后工的无限创发之能力，这就好像画的留白，音乐的弦外之音，文章的不尽之境，并不是不经营，而是本于无而生有，这样的“有”才能够有无限的“妙用”。现今中国教育所学习的西洋那一套现实主义教育是“尽物之有”，而中国传统的礼乐教化提供的却是“神妙之无”。这个说法有点玄，想细思一下，也确实在理。

西洋教育主张尊重儿童人格严禁体罚。朱西宁认为这虽没有什么不好，但经不得质询。孩子的人格尚未形成，如何尊重又尊重什么呢？是放任猴子开冰箱？还是容忍猫狗上桌一同吃饭？而中国教育开蒙只命背记，待至四书五经塞得一肚子，也未必开讲，这在今人看来，是极不合理的虐待学童。但其实这是中国教育站得更高看得更长远，并不追求眼前的实效。懵懂时就让其懵懂，只要让它具备之后从懵懂中开悟的资本就行。中国传统礼乐提供给孩童的就是这种资本。朱西宁告诫现在的为人父母者：与其自不量力地做子女的朋友，何如鼓励子女与圣贤豪杰做朋友？

中国的礼乐教化的方法是“感而遂通天下”。礼乐教化中的“乐”是熏陶感化，“礼”明理增智，二者相辅相成，亦体亦用。这“礼乐”二字是不能分开的。离开了“礼”的“乐”，仅余形式，徒具躯壳，就只能是声色犬马耳目之欢了。反之，没有了“乐”的“礼”，则只剩下玄虚，无从表现，强用之就变为说教，徒遭厌弃。礼乐教化正是因为这相辅相成亦体亦用，于才智姣姣者即可以知即能行，是为知行合一；于庸常一般者，虽不知而亦能行，是为知难行易。

童蒙时的死记硬背，其实就是一种“乐”的熏陶，熏陶够了，才可明“礼”。朱天心幼时的大量阅读，就是她被“乐”熏陶足够了，才会在以后有不凡的创造力。

朱西宁说：“唯觉天心大得造就于礼乐教化，始有今日这番大志与成全；其作品也因之而绝非标榜现代而实则西化的时人所能望尘。”这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最高赞美了。他又感叹说：“这礼乐之学的文明，国人多已与之脱落，试观今之为父母为师长者，有几人尚明礼乐文明之德？尚信礼乐教化之功？惟其不明不信，莫说鼓励子弟看书，更还普遍地严禁看书。读书原须乐意为之方可宏其效，中国亦现成就有图难于易的读书方法，无如时人多知西洋不知中国，于礼乐不明不信，遂使读书这天下头等的乐事，作践为天下头等的苦事。”

（三）
朱家父女，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传奇和佳话。中国文学史上，父子皆是文学家著名的有三曹和三苏，父女皆是文学家的好像只有一个蔡文姬和其父蔡邕。而朱家父女三人，甚至包括小女儿就成了父女四人，如果再加上搞翻译的母亲，那就是全家皆文学了。难怪阿城说他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一家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阿城又说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如果没人能举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说这在世界上是仅见的。

我觉得朱家能成为传奇和佳话，根源是父亲朱西宁对文学的痴爱和执著。朱西宁对文学是纯粹的热爱，不带半点功利的色彩，这是我十分敬佩的。在女儿朱天心看来，他觉得在父亲眼里，文学在他们家的生活中位置最高最重要，是在生计问题之上的。朱西宁以军人身份在那个炮火连天的岁月里能坚持写作就首先说明了他对文学的执著。

到了上个世界70年代，已是上校参谋的46岁朱西宁又提前退役，专事写作。请注意这个年龄，这是一个最害怕失业的年龄，也是一个父亲责任最重的年龄，有三个女儿正在上学，一般人肯定要把一家的生计放在第一位考虑。如果，此时的朱西宁因为当了这么多年军人，赚足了钱，下半生不愁生计，那么他的选择退役很好理解。但据朱天心回忆，当时父亲“没有任何一点存款，甚至每个月赤字”，小孩子也还都在上学，所以做出这个选择“好胆大”。“我简直不晓得他是怎么想象以后的生活，所以他大概基本上在人生里的几次重大选择的时候，他都是完全以文学为他的最高，其他都可以让渡、舍掉、放弃、再说，可是只有这点他不松手。”

朱西宁的这个选择说明了文学在他生活中不但一直是最重要的，而且这种重要性是与日俱增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到了知天命之年，一个人可能会看透了人生的很多事，这个时候，他会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些加加减减。朱西宁在这个时候一如从前地不同常人，毅然选择了自己一直痴爱的文学而放弃了用来谋生的职业。文学在朱西宁的心中是神圣的，不容玷污的。据大女儿朱天文说，父亲朱西宁不喜欢“军中作家”的称号，也讨厌“职业作家”的说法，只能勉强接受说自己是“专业作家”。“他说，职业作家要靠小说吃饭。你这样太侮辱小说了吧！”朱西宁对文学的纯粹无功利的痴爱在这句话里表露无遗。文学在他的心中是如此的神圣纯粹。

正是这种对文学的常人难及的痴爱，深深地影响了三个女儿。细想一下，在这样的一个文学至上的家庭里，女儿们耳闻目睹地肯定全是书籍，全是父亲俯身书桌的身影，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能做什么呢？除了文学，还能是什么？而且，父亲这种对文学的痴情和执著，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孩子们对文学的执著和热爱，这样的家庭提供了一个多么干净纯粹的文学的环境啊！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不出两个文学天才，那才叫奇怪呢，连上帝也不会同意的。

所以，上帝被朱西宁对文学的痴爱感动了，这一感动，就送了他两个酷爱文学的女儿，就有了这一家的传奇和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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