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

我快要死了，在不久的将来

那一刻

我放下天地

放过自己

与这个繁华、清冷、喧嚣、宁静的世界

握手言和。

2024年9月11日凌晨3:47

很多人都忌讳谈论死亡，但每个人都要去面对死亡。

9月11日凌晨三点四十七分，我想到了“死”这个字。

其实，人的死亡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肉体上的死亡。心脏停止跳动，大脑死亡，人没了呼吸，身体逐渐变冷，皮肤因失去血色而泛黄，四肢缓慢的变得僵硬。

第二个阶段是肉体的消失，亡人在不亚于太上老君炼丹炉温度的火化炉里走一遭，出来后变成一堆零零散散的发白的骸骨。魂魄，则悠悠荡荡的去往另一个世界，过些岁月之后，再回到人间转世投胎。那些活着的时候多做善事、广结善缘的人能投到大户人家或权贵府邸，来生享受荣华富贵。少部分活着时候做多了坏事的人，投胎时如莫言笔下的西门闹，投个驴胎、牛胎、猪胎、狗胎、猴胎，再遭些个罪，经历几次生命的轮回，才能投个人胎。

死亡的第三个阶段是当至亲挚友都忘记了这个亡人，他的坟茔也因岁月的流逝而化为了尘埃，这时，才谈得上是真正的死亡。

......

我之“死”，应是平淡的，安静的，舒缓的。如小桥流水，如微风拂面，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样的“死”，算不上高尚，更谈不上壮烈。比不得那些为国而死、为民族复兴的伟业而死的先烈。也比不得历史上为个人信念而死的名人。

比如，王国维自沉颐和园的昆明湖，是殉中国文化，我就比不得他。

再比如文艺界尽责的小卒老舍，对生活、对社会极度失望，自沉北大未名湖，我也比不得他。因我会游泳且水性不差，也因我没有他那不畏死的勇气。

我更比不得被钝刀斩首于菜市口的谭嗣同。明明可以在大刀王五的营救下逃离樊笼，却偏偏要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我胆儿没他大，我怕疼，怕慈禧老佛爷的钝刀，怕被推到菜市口，在众人眼皮子底下把头砍下来，我更怕的是刽子手拿个馒头沾着我脖子上流下的血，去骗得了肺痨的人兜里的钱。

我之“死”，应是标标准准，如假包换的小人物的“死”，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的死，亦或是疾病缠身，无法医治而迫不得已的死。

而且，我之“死”也必定缺少浪漫气息，不像北大才子诗人海子，卧轨自杀时带上《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康拉德小说选》这四本书，兜里面还装了两毛钱。让自己弱小的的躯体在强大的滚滚车轮的碾压下四分五裂，死，也死了个酣畅淋漓。

我只想安安静静的死，许是性格使然吧，不喜嘈杂吵闹。我也不会带四本书，拿在手上费事儿。我会带上《沉思录》和《悉达多》这两本书，至于兜里面吗，揣上几个可以拿在手上把玩的象棋子儿就可以了。

同样，我之“死”比不得徐志摩为了看林徽因的讲演而因飞机失事的死。他的死是为得不到的爱情而死。他的死让我想到他的文章《论自杀》和《再论自杀》。

本应乘坐张学良的专机赶去看林徽因的讲演的徐志摩，在因故不能乘坐专机，三五好友劝其乘坐火车的情况下，偏要搭乘机况不好的邮政专机，赶着去见林徽因。他，是那样的执着，那样的浪漫，可惜一代才子如流星般在空中陨落，留下了谈不上爱他的妻子陆小曼和把他一直深埋在心底的林徽因。

爱而不得，对徐志摩来说是永伴一生的痛。

我之“死”应是在病床上，在思考中，在未来某个意想的到时段。

并且，是在我安排好凡尘俗事之后。惟这样，方能死的坦荡而不留遗憾和牵挂。

至于来生——投胎的事儿，现在不去想，将来也不会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