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称文人

文人，是一个现代词汇，属于专有名词，尤指会写文章的读书人。

这里有两个重点需要了解，即“文章”与“读书人”，也许有人会认为，现代社会中读书人太多太多，哪个读书人又没写过作文？若以此来看，貌似上过九年义务教育都可以算是文人了，然而你会立刻觉察到不是这么回事儿。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指文章本身要朴实与文饰结合恰当，另一层指做人要谦恭礼让、适可而止。

由此可知，“文章”是有标准的，不是任何一篇独立的文字或者作文就可以被称为文章。也因此，白居易曾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韩愈、柳宗元等唐宋八大家也倡导古文运动而反对南朝“齐梁体”。

由此可见，文章是有一定的标准。

读书人，并非是识了字，看过书的人，而是对知识分子的统称，它指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一批人，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所以，综上所述，“文人”一词，是指在文学领域里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但，仅仅以此当做“文人”的诠释，敝人仍不能满意。

以敝人之见：文人，既然读了很多书，那么就要就有分辨是非黑白，对世事苍生心怀谦卑与仁慈，若不能身处庙堂造福天下，那就要处江湖之远，以精神著文章，流传后世，泽福百世。

正所谓“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我们姑且不论孔子是否因为一首音乐就杀了少正卯，但他周游列国十四年，纵然有客观因素影响，但他劝各国君主以他的政见去治理国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叫固执，或者说是孔子一生的执念。虽然孔子有很多的言论给予我们后人很多启发，但很多地方，恐怕只有他那么英年早逝的爱徒——颜回能做到，孔夫子自己恐怕也难以企及，因此，个人认为：孔子足可称“万世师表”、思想家、教育家，个个称呼都很霸道，但他绝不是一位合格的文人。

屈原，这位被誉为“中华辞祖”的伟大人物，离我们具有两千多年的时光之遥远，历史细节谁也无法考察清楚，但自投汨罗江却几乎是不变的事实。用现在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屈原的耐挫系数太低，抗打击能力太弱，这就好比一只异常炫美的蝴蝶，虽然给人留下了难以忘记的记忆，但终究被自然淘汰——人至察则无徒，水至清而无鱼。他连自己都拯救不了，何以拯救社会？因此，屈原最多算作一骚客，“辞祖”之称也许实至名归，但“文人”之至誉仍不可及。

司马光，七岁时就因“砸缸救友”的机智行为而名动京洛，并且耗时十九年主编成《资治通鉴》（毛泽东一生读了十七遍），期间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乍一看，感觉很伟大，但实质却是：他主编《资治通鉴》的19年的时间，恰恰是宋神宗在位期间，而碰巧宋神宗又是力挺王安石变法的唯一一位皇帝，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司马光反对变法。所以，他主动辞退也罢，被贬也好，最终的实质仍是，庙堂之上几无他的立锥之地，也正因此，他才得以有19年的时间去完成一部对后世影响极大的皇皇巨著。如果到这里就介绍完司马光，大家也许并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接下来你会发现，事实有些让人难以接受，即使他是司马光。

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时代，变法都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在君主集权制的中国封建社会，变法也有很大的难度，这涉及到很多人的既得利益。

我们说重点：王安石变法对当时宋朝的经济、政治、军事都有很大影响，我们应该用提高或许会更容易理解，对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扫以往积贫积弱的颓废，一切都在朝着有利的方向进行，然而随着王安石的辞相，宋神宗的逝世，司马光的称相，数月之间，运行了十几年的新法尽数被废。司马光对西夏、辽等政权割地忍让，他死后不到40年，北宋灭亡。

司马光之一生，似乎生来就是王安石的天敌，处处与王安石对立，王安石没身处政治中心时，司马光是很提倡变法的，但王安石一来，他立即反对。这里到底有多少细节，我们无法知晓，但身为知识分子，能主编出《资治通鉴》，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党争分子，不禁叫人唏嘘。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即讲到“德”与“才”的见解："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

这段文字的大意：德才兼备谓之君子，有才无德谓之小人，无德无才是为愚人。选取人才是，如果不能寻到君子，那么宁可选愚人也不要小人，愚人即使不知如何做好，但不会做到太坏，而小人无德却是极度危险之事。

敝人不能穿越千年去问司马光为何如此针对王安石以及其新法，也无资格去评论其为人到底如何，北宋的灭亡不能全怪司马光，但部分责任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仅以司马光自己的言论去评价他，答案已经显而易见......

因此，司马光，不是一个很好的政客，更不是一位“文人”，他正如历史评价一般，只是一位史学家，仅此而已！

我眼中的文人，应该具备“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的基本条件。老子、孙子、庄子、陶渊明、王安石、梁启超、鲁迅都算是我心中的真真正正的文人。

老子的出关，我们可以理解，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烽火连天、硝烟遍地的大时代下，理智的人很少，被权欲熏心的执政者更是严重只有地盘。老子看透了一切，是以发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感叹。他的离去，是明智的选择，时局已不是凭借一人之力可挽大厦之倾。

庄子，也许是思想境界太高，很多的思想和行为被绝大多数世人诟病。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他如老子一般，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却并没有因为有知识、有才华而固执己见地去做无谓的牺牲。

孙子，也一样，在被伍子胥邀请到吴国后，留下一部《孙子兵法》便悄然隐退，不问世事。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是文人的风骨，即使“酒债寻常行处有”，却也依旧“悠然见南山”。

老子、庄子、孙子、陶渊明，他们具有相似的境界，认清时局，既然不能“达则兼济天下”，那么就“穷则独善其身”，并且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知识和精神一直影响着世人的每一代。这算是“文人”。

王安石、梁启超，巧合的是，这两个人都与变法有关。但，我却要说这两个人不同的事迹。

王安石，年少时，其诗文就被当时的文坛泰斗欧阳修大加称赞，曾被欧阳修内定为自己的接班人“文坛盟主”，可惜后来王安石拒绝了，无奈之下，欧阳修才选定了亦是文学奇才的苏东坡接手自己的文坛领袖地位。

王安石，是把“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这条箴言几乎做到了完美。他之所以拒绝欧阳修接班人的地位，是因为，他觉得他的才华应该造福百姓苍生，应该做更具体的事，而不是把短暂的生命耗费在文章上。

他出入政坛时就主张变法，他的变法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做过仔细的调研工作的，可惜他奏章的内容未被宋仁宗采纳，从此，他再未上疏言及变法之事，安安静静的在自己的角落做自己的事。宋英宗时期，他仍未再提出变法，直到宋神宗时，他知道这是一位想要富国强民的君主，并且也主张变法，这时他才“出山”——主持变法。

由此可见，若是没有宋神宗，王安石被后人熟知的也许就是几首古诗，正因为有了与他政见一样的宋神宗，王安石才得以在历史的舞台上大放异彩，他也得以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不过，悲剧的是，他自己看到了自己所有努力的付诸东流——司马光废法。司马光废了新法后，王安石死了，然后几个月，司马光也死了。这两个人还真是一对儿生死冤家，确切的说，王安石从未在意过司马光的敌对，也从未敌视过司马光，但司马光却一直有意针对，王安石在意的只是国家的富强以及百姓的安定......

所以，王安石，明时局，知进退，以自己的才华创造实际的价值为己任，这是我眼中的文人。

梁启超，生九子女，个个人中之龙凤，即使不看其他，单单子女的教育成绩就让世人惊叹不已。

一件关于医疗事故的事迹，大概经过是这样。时，西医进军中国市场，因中医虽是治本之术，但战争年代，时间是最可贵的，因此，西医见效快，治疗时间短等很多因素，让不少华人看到了西医的可取之处——中国需要西医。

但一次医疗事故，差点让西医在中国无立足之地。

梁启超患病，需切除肾脏，协和医院（美）切错了肾，但梁启超却力压舆论，坚决要家人不要张扬此事，他一人的牺牲是小，但因此而影响了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却是会让他成为历史罪人。

梁启超，能以牺牲自己而换取影响历史进程的机会，这是我眼中的文人——分得清主次轻重，舍己为人，是英雄。

鲁迅，被称为“民族魂”，这是一个时代的楷模也是世人的楷模。毛泽东曾论述了鲁迅的三大特点，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及由此形成的伟大的“鲁迅精神”，号召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学习鲁迅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他具有深邃的眼睛，洞悉了一个时代的病灶，因而弃医从文，用文字唤醒国人，用文字斗争，用文字拯救，他是我心中的文人。

最被我敬佩的文人，实属毛泽东，这位被全世界称为“伟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我眼中是一位几近完美的文人。

他用自己的文字与思想把旧中国拯救出来，走向了新的方向。不谈思想成就，单单其高瞻远瞩的建设目光，亦是影响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三峡工程、青藏铁路，都是毛泽东当时的设想。

他何以有这么多的见解和如此有魔力的思想？因其真的能从书籍中汲取力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自己的思考而获得斐然的力量。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文人义士不胜枚举，弃笔投戎辛弃疾，白袍将军陈庆之......

文人，不单单是一种称为，也不仅仅是知识体现的表象，他应该在具备力量与智慧的同时兼具德行。

何以称为文人？即明、智、德兼具，且以可以不同的方式泽福后人或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