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闻道》说刘慈欣的真理观与求生欲
大概十年前读了大刘的《朝闻道》，当时一下子觉得绝望的生命出现了一道火光，觉得如果给我那样的选择，大概我也会愿意用那种方式壮烈地死去。
当时我也与刘慈欣一样，感到生命是一场绝望的毫无救赎的苦旅，觉得一切都是虚无。刘慈欣所创造出来的脱离现实生活否定人类价值的宏大叙事一次次让我暂时逃开现实生活，感到了短暂的虚伪的超脱。极度痛苦的我，曾一度把刘慈欣当成神一样的人物，觉得他是超凡脱俗的，觉得他提供的答案，有可能真的是终极解。
后来慢慢对人类心理有了更多的理解，对大刘其人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才感受到他的宏大背后的绝望。人类最需要的理解与承认，需要现实生活中有一个人，对自己有真实的兴趣，愿意听自己随时表达，愿意接纳自己一切好或坏的情绪，努力理解自己一切行为背后的真实与复杂。但现实生活是，大刘的妻子与女儿都不读科幻（至少在他成名之前一直如此），他在某本书的扉页写上“送给我的女儿”，结果他的女儿并未曾翻开过这书。
因为未曾体验过爱，所以他才会认为爱情是虚幻的，是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的。他描写的丁仪的妻子是他现实中妻子的变形，女儿是他理想的（却未能成真）的女儿。他在各类艺术作品中描写成年女性时，都很难掩饰对其思维能力的轻视，也正是这种对女性以及与女性相关的与人类个体性有关的情绪情感的轻视，让他在现实生活中对女性不抱希望，对爱情不抱希望，对多数他认为不够聪明人类（似乎是多数）都不抱希望，所以他感到深深的孤独，感到不被理解，同时又安慰自己说这是英雄不得不承受的悲壮。
但他所理解的世界并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
在深入学习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之后才慢慢理解，《朝闻道》所表达的这样一种真理观是非常低级的。要评价这种真理观，其实并不需要任何科学知识，因为它本身与科学无关。
在这部小说里，刘慈欣显然对这些追求所谓“真理”的学者予以高度的认同和肯定，但这些人的行为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宇宙的排险者说只要你们地球人知道了宇宙的大一统模型就会给宇宙带来重大的灾难，至于为什么你们人类“还无法理解”（像极了中国式家长的话语“你小孩子不懂事，别问那么多，听话就行”），然后这些学者提出能不能让我懂了终极真理，感受到那种极致美后就毁灭我，于是排险者就应他们的要求搞了一个“真理祭坛”。最后，刘慈欣借助排险者说出了实则属于自己的真理观：“最后，当生存问题完全解决，当爱情因个体的异化和融和而消失，当艺术因过分的精致和晦涩而最终死亡，对宇宙终极美的追求便成为文明存在的唯一寄托，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也就符合了整个世界的基本价值观。”
然而，这种真理观实质上是说，只要有一个外在的权威（神）声称自己有终极真理，那么即使我不理解它，它也说不清楚，甚至我都判断不了他说的对不对，我也可以为之去死，而真理的终极体现甚至都不是自然规律，而是一种类似美感的东西。这种东西看起来很崇高很浪漫，但实则不然。审美活动的一条公认原则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即一个人不带着预设立场和目的，去调动自己的知识与想象力进行一场协调活动，使得整个活动仿佛趋向于一个目的，如果带着预设的不容置疑的目的，比如为了求生、为了教育别人，那就已经不是自由自发的审美活动了，而刘慈欣笔下的科学家，对于那自己目前并不理解的某一科学规律却表现出了强烈的畸形的渴望（以至于排险者一说我有真理就信了），这种渴望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人在科学中感受到的那种美，后者的那种美本质上是自由的（科学探索本身是为了认识而非美），但前者不是。然而刘却将这种带有强迫性的渴望上升到宇宙间“唯一寄托”的高度，并鄙视其他的（爱情、艺术等）东西，这里充满着对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的野蛮理解，以至于已经很接近那种低级的自然迷信了。
其实，说出“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的孔子本身就离科学精神十分遥远，这不是偶然。一切落后的、愚昧的、声称自己是终极真理的东西，都把求索的过程贬低为一团黑暗，而将最后的那一步说成是“短暂的光明”，甚至要求只有牺牲人的生命才能换取。这实际上是一种对真理的无知，仿佛终极真理如同学生抄答案一样，只要知道那个答案就行了，刘不知道自然科学所蕴含的真理的那种局限性，即经验自然科学的思维水平是感性的、知性的，没有超出本质论的水平。真正的真理是不断运动的无限的绝对的理性，是永恒的现在和当下，真理的过程就是不断实现自己自在所是的东西，就是绝对精神借助人不断地意识到、自觉到自己是自由的精神，不仅自觉到之后自己才是（自由的精神），而是一直都（自在的）是，如此是真正肯定了人的个体性。反过来说，一切缺乏现实性的、声称只有达到某个目标后个体才有根本价值的“真理”都是低级的，因为自由的、有限的活动对这种真理而言的意义完全是消极的，是要被否定的（如刘的真理观对待艺术和爱情的态度就是否定的）因此它不可能肯定人的自我意识和个体性。
刘的真理观对自我意识和个体性的否定还体现在小说认为这是“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灵魂洗礼”。在刘看来，激发围观者的求知精神、探索精神、科学精神，靠的是类似于播放烈士牺牲的壮烈场面来激发一种共情。然而若这件事真的发生，绝不可能对围观者产生什么灵魂的洗礼，因为这一活动除了使人感到强烈的情绪之外不可能有任何进步的意义，它其中没有任何理性的东西，只会让人的思维水平停留在感性的层面。两者皆反映了刘慈欣不理解近代科学精神得以萌发的精神根源。求知欲和对某种真理的狂热在所有民族和文化中都存在，但西方的近代能够成为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从根本来说，其精神上的依据是基督教（新教）的三位一体的教义，是自我意识和个体性在新教那里得到了根本的保障。
为什么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能给予自我意识和个体性以保障，并成为近代西方理性和科学能够突飞猛进的原因？
我们知道，自然科学属于对自然的、感性的、特殊的东西加以理智的规定性，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需要特殊物、有限的意识能够在这个民族的宗教的最高精神中得到根本的承认。对此黑格尔有言：“为了达到这一点，对有限物必须有更具体的兴趣，本质必须不仅被理解为普遍物，还须理解为规定了的思想。”而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通过把人的信仰归结为上帝的恩赐，从而使得人的意识也成为了自在的绝对本质。人的个别行为，在新教当中就成了一种普遍的、神圣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基督教悄悄地将人的个体性树立起来，并确定了理性意识。在新教中，上帝不再高高在上，对尘世的东西漠不关心，而成为对普遍、特殊、个别的区别、联系和统一，即使对一粒尘土的意识，也是具有神圣性的。由此我们了解到，理性意识与科学在近代主要是从宗教精神中揭示出来的。当然，这些东西并非必然要与某个宗教相联系，但自我意识和个体性能够在一种真理观中得到最高的承认和肯定，却是一条通用的、普遍的原则。显然，刘的真理观并不符合。
最后想说，大刘尝试寻找终极答案的努力绝对是高尚的，这种对死亡的思考、对终极答案的探寻，其实是求生欲的终极体现，只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内心深入追求的这种“生”，是自身精神得到理解与承认，是灵魂的不配。为了实现真正的超越，他可能还需要一些契机，需要在被理解之后理解并接纳自己的痛苦与愤怒，需要对于“人”及人类的精神现实有一些更深刻的理解，需要对于中国文化中不曾有过的那种更高极的对于灵魂的爱的体验。
李慧敏，2018.8.25，于缙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