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做学问的方式研究问题

以做学问的方式研究问题。这话说起来有点绕，貌似也不符合正常的逻辑。但实际上，包括号称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先生在内，都是以如此的态度和方式来面对问题的。

因为梁先生一再强调自己是个“思想家”，因此，我们不能说他的种种做法和想法是为着解决问题，他所表述的，大多也只能算作是面对问题的思想与做做法。

人，一旦超越了“年少轻狂”的阶段性年龄局限，便很容易对大千世界生出敬畏之心来。的确，每一个人，只是活在某一段时空之中的，无论是在时间维度，还是在空间维度，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爱因斯坦自己也说：“我看图画，可是我的想象力不能描述它的创作者的外貌是怎样的。我看表，可是我也不能想象创造它们的钟表匠的外貌是怎样的。人类理智不能接受四维。他怎么能理解上帝呢？对于上帝来说，一千年和一千维都呈现为一。”整个世界是一个系统，任何一个问题都不是单独割裂存在的，特别是要值得思考的、有深度的真问题，都不是单独隔绝而存在的。对这些问题的思想与解决，实际上就是在对整个世界的思想与解决。所以，不可能存在既精准又系统完备，还能够真正药到病除的解决方案。问题的解决过程，只是矛盾的此消彼长和生生灭灭。不站在这样的思维角度去理解问题和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行动必然是盲目的。站在这样的思维角度去理解和面对问题，便不会奢望闷头创造出个包治百病的方案来，只有爱做白日梦空想家的才会犯这样的错误。

人类在漫长的生物进化中，形成了自己人之为人的灵性。那一点点灵性如同悬在我们头顶的豆大的一点微光，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它都只能照亮我们眼前有限的几步路。尽可能的借助这人类独有的灵性的微光，在无边的未知黑暗中走好每一步，巡着时间的街拍，踏实的走出一串有意义的光明之路，才是我们人类能够做的。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的撰写过程中，所使用的研究问题的方式，恰是他头顶的微光所帮助他照亮的——恰是他做学问的方式。

他首先罗列了所能想到的中国文化的特征，然后合并那些有关联的条目，最后依照轻重缓急梳理出若干个条目，然后自这些条目出发，去下总结、概括、分析的功夫。整本书读下来，我们会发现似乎就中国文化的问题，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答案仿佛又隐隐约约藏匿在他的分析议论之中——呼之欲出。

今天的教育人，都应该与梁先生有或浅或深的缘分。因为，我们是处于时空的必然，梁先生是处于时空的超然，都在谋同一个问题——“中国教育的复兴”。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每一个教育人都要思考凭借教育的复兴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幸然梁先生在七十年前，有自己的见地。他说：“中国学术除非不复兴盛则已，如其兴也，必自人生问题之讨究入手。中国教育除非从此没办法则已，如其有办法，必自人生行谊教育之重提，而后其他一切知识技能教育乃得著气功；抑必将始终以人生行谊教育为基点而发达其他知识技能教育焉。”

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通读下来，并不能找到明确的人生行谊教育何谓何指，先生也没有明白告诉我们人生行谊教育最兴盛的历史时期。然而先生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再从《乡村建设理论》到《中国文化要义》，似乎又无一不在言说人生行谊。以我辈的笨拙，以及和先生在生死两途——一个甲子还要多的时间跨度上的对话。大概是很难真正洞察先生的真意的。然而，中国教育复兴乃至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时空机遇终究是我们所必需面对的，而非先生可以亲历亲见的。先生七十年前在思想领域的神游究竟会对我们起多大的作用？先生凭借头顶的微光，已经尽了他自己的力。接下来需要我们凭借自己头顶的微光，尽自己的力了。

——这或许恰是先生当年百思不得其解的，中国文化何以那般的不堪一击而又延绵不绝？因为，我们总是愿意站在往圣所开拓出的路上，凭借头顶的微光，一棒接一棒地谋中华民族的复兴。

概括先生对于教育的思想上的真见，一是他特别强调人的自觉、自发；二是他特别突出的强调将中国教育放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做分析的功夫。环顾今天的教育，一时割裂了已有的文化基础，盲目地对于不知出处的文化做舍本逐末的追逐；二是忽略了人的自觉、自发，或者是对于人的自觉、自发无有明确有效的办法下，然后拼命做填塞教育的功夫，️以慰藉焦虑的心。这两点，都是人生行谊教育的剑峰所指吧。

所谓的人生行谊教育，大概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大背景下形成的教育的根本。中华民族的复兴，要凭借和依靠教育的力的发挥。而教育要发挥的力，还必须植根于中国文化、文明的血脉之中。否则，就算是教育有了意外的功劳，我们所营建的教育也不是扎根中国大地所办的教育，教育所做的努力，所谋求的也必不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是别一条路的畅通。

所谓的人生行谊教育，大概从发挥人头顶的灵性的微光开始。没有自发、自觉，是对于人，对于人生都没有吃透的教育，便称不上是人生行谊的教育。没有对自发、自觉的淋漓尽致的落实与发挥，教育必然要走禁锢、扭曲的路，断然没有舒展发达的可能。今天，从株洲某中学教师“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的极端，到周恩来早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另一端之间，是没有多少人是真正持求学的态度的，也没有人是有着为着人生的求学的明确目的的。

学生准备好了，先生随处都是，这里所说的准备好了，是求学的心态和物质准备都好了。唯有如此，学习乃至于解决问题的学问才可能产生。唯有如此，中国教育才算是真有了办法和出路，中国学术才有了复兴的可能，中华民族才有了伟大复兴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