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苛引乱

董卓乱政擅权，朝中大臣、天下英雄无不切齿扼腕，恨不得生吞活剥董卓。奈何董卓麾下有二十万西北铁骑，兼收吕布为义子，如虎添伥。其时朝中人才凋零，不是老迈之人，就是文人书生，血气方刚、而有英雄气概的袁绍与带甲数十万的董卓不能抗衡，只好愤而出走，回到渤海，拉起人马，等待机会。善变多智的曹操单身刺杀未遂，不得不亡命天涯。其他朝臣虽不乏忠义之士，却只能以死尽忠，任人宰割，反而成就了董卓的淫威。曹操逃亡到老家后，立刻招兵买马，发矫诏汇集各路诸侯，讨伐董卓，可惜因为英雄相会，各怀一心，最后无功而散。董卓借机迁都到自己的势力范围―――长安，有函谷关这道天然屏障，其他军事力量无法企及，董卓更加无所顾忌，篡逆自立，只是时间问题。朝中大臣都心知肚明，却又无可奈何，只能苟求性命，得过且过。最为忧心的莫过于司徒王允，身为三公高位，事汉帝，食汉禄，国家有难，却不能有半点作为，王允感到十分无助。正在他长吁短叹之际，养女貂蝉的关心激发了他的惊天之谋，他利用美人计，巧设连环，激起了董卓和吕布之间的矛盾，从内部实现了突破，最后吕布将董卓刺杀，终于让朝廷上下扬眉吐气，弹冠相庆。后人有诗赞赏道：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十八路诸侯，几十万大军，讨伐董卓，并没有将董卓怎么样，身无缚鸡之力的貂蝉凭着惊人的美貌，不费吹灰之力，轻轻地瓦解了董卓和吕布的利益联盟，不可谓不是奇迹，令天下英雄为之气沮。当然，这其中居功至伟的是王允，奇谋正是出自这位老臣，他一直心系汉室，忧虑国家大事，为朝廷殚精竭力，甚至为了挽救汉朝，牺牲爱女，可谓精忠报国。但是计谋却要借助女色，让一个弱女子去完成经国大业，想起来不免让人感到羞愧。特别是王允这样身居朝廷要职，靠学问人品立足的正统老夫子，更会觉得内心惭愧。王允不仅是个对自己严厉的人，不能也不会整天担心董卓篡逆。董卓虽然荒淫残暴，但对王允还是十分尊重的。他本是边境地方军事长官，对朝廷政治根本不懂，只知带兵打仗，残酷杀孽，因为手中有军队，才能入主朝廷。但掌权未必就能理政，所以一应朝廷大事，还得王允的支持帮助。如果王允只图个人富贵，完全可以屈就董卓之下，董卓也曾许诺，如果得等正统，王允就是朝廷元勋。但王允是个正直文人，以效忠正朔朝廷为追求，当然不会助董卓篡逆，他念念不忘的是如何铲除董卓，算得上是个汉朝忠臣。但是王允太过严苛，对人对己都是如此。本来用美人计除掉董卓，延长汉祚，是大功一件，然而正是因为用了美人计，而且是自己的爱女，王允这样的正统文人总是觉得不很光彩，心中始终是留有阴影的。

除掉董卓，这在当时的朝廷，是天大的喜事，王允和大臣们设宴欢庆，犒赏有功之人。正当大家欢庆之时，却有人为董卓痛哭哀悼，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王允大怒，令人立即拿到，原来是名噪一时的才子蔡邕蔡伯喈。董卓把持朝政时，他的谋士李儒曾劝他擢用名流，以收人望。蔡邕被征用后，董卓很是欣赏，一月三迁，官至侍中，十分亲厚，董卓虽是个居心叵测、心怀篡逆之人，但对蔡邕还是青眼有加的，过去文人都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所以董卓死时，虽万人称快，蔡邕于情与理都要哀悼一番，只是公然痛哭，冒天下之大不韪，初犯众怒，就不免感情冲动，书生意气了。待到被逮捕公堂，悔之已晚，这时他还天真地以为只要甘愿接受惩罚，至少可以保命。所以当王允质问他：国贼董卓伏诛，实为国之大幸，正直之士，都在庆贺，你身为汉臣，却为国贼哀痛，是何道理？蔡邕回答道：我也不是不知道董卓是国贼，我何尝是个忘本之人，只是想到知遇之恩，忍不住哀悼一番。我也知道自己是个有罪之人，只是希望能保全性命，像司马迁一样，用余生续写完成《汉史》。王允对董卓深恶痛绝，为除掉他还牺牲了爱女的声誉，自己也背上了靠女人成大业的名声，所以对董卓一党绝不留情，再者蔡邕还要续写《汉史》，那自己靠女色除掉董卓的计谋岂不要流传千古？自己在千秋万代之后，不是一直要被后人耻笑？王允是个迂腐严苛之人，哪能受得了这个。当即就要杀掉蔡邕。众人怜惜蔡邕之才，都为他求情。太傅马日禅劝说道：蔡邕是旷世逸才，如果让他续写《汉史》，实乃盛事，而且他为人孝顺，杀了他，恐失人望。但王允固执异常，不听任何人的劝告，决绝地杀了蔡邕。马日禅感叹道：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费典，岂能久乎？然而王允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严苛正在为自己掘下坟墓。他的固执和迂腐不是只征对蔡邕，对所有董卓余党，王允都不放过，而且是不允许投诚悔过。董卓手下有四个得力干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都是西北汉子，粗鄙之人。董卓死后，四人带着一部分军队返回凉州，惧怕朝廷问罪，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派人送表到长安谢罪，请求赦免。这时长安朝中是王允主政，如果王允能变通处理，赦免四人，则董卓旧部顿时可以瓦解，甚至收为朝廷所用，几十万铁骑如能归为朝廷，再选一二能征惯战之士统领，则朝廷的军事实力完全可以威慑天下，且当时天下诸侯成气候者并不多，握有这支实力雄厚的部队，则天下可传檄而定，根本不用大动干戈。如此，则汉朝一代或许能够绵延更久。可惜王允书生意气，不以国家大业为重，只顾坚持个人的那点迂腐之气，无论如何都不肯赦免李、郭、张、樊四人，且放出狠话：董卓跋扈，就是赖四人之力，即使赦免天下，也绝不赦免四人。这就给四人完全定性了，永远是朝廷的叛逆，子子孙孙，永世不得翻身。四人无奈，只好商量着隐姓埋名落草为寇、亡命江湖。谋士贾诩献策说：如果你们放弃军队，独自逃跑，就像剪断了翅膀的鹰，拔了牙齿的虎，只要一个小小的亭长，就有力量将你们绳之以法。到时候一点反抗力量都没有，后悔就来不及了。不如诱招董卓旧部，杀入长安，事成可以主政朝廷，统一天下，不成，再走也不迟。四人深以为然，于是派人到处散布谣言，说王允不同意赦免董卓旧部，要派军队荡平西凉州，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西凉州是董卓的老巢，当地人们多多少少都与董卓的部队有关系，听说朝廷一个都不赦免，全部要杀光，如何不怒而抗争？这时李郭张樊四人振臂一呼，还不应者云集？“徒死无益，能从我反乎？”这个口号一出，大家纷纷响应，表示誓死相从。一下子聚集了十几万人，董卓逃散的旧部闻讯，也陆续加入抗争行列。浩浩荡荡杀奔长安。

此时朝中已无可用的将军，部队本就不多，又大多是董卓旧部。王允只好把抵御叛军的任务交给吕布，吕布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勇夫，武艺勇气都堪称上佳，但论及智谋，就等而下之了，作战时一味猛打猛冲，开始叛军还无法抵挡，但几次交手后，吕布就上当受骗，中计落败了。吕布手下很多人来自西凉军，见吕布无所作为，转而投降叛军，吕布部队本就人少，这下就更难以支持了，吕布徒有高强武艺，根本无法施展，只好退守长安。乃至叛军兵临城下。长安城原是董卓的势力范围，又经营那么久，党羽甚多，见西凉军至，立刻就有人开门迎接，吕布乃无谋之辈，抵不住叛军势大，只好劝王允一起逃走，王允是个正直文人，忠汉忠君思想根深蒂固，而且把名声看得比性命还要重要，岂肯顾命逃跑？他对吕布说：若蒙社稷之灵，得安国家，吾之愿也；若不获已，则允奉身以死。临难苟免，吾不为也。为吾谢关东诸公，努力以国家为念。这几句话说得慷慨激昂，以身死国，不愧大丈夫！留在攻破的长安城，王允自知难以幸免，直至被杀，王允一直都没有折节，而且临死前还大骂叛军，从容赴死。可以说，王允是汉室难得的忠义慷慨之士，一个弱文人，在军阀掌权的时代，时刻想的是以死报国，其人品气节实在是令人敬佩的。但也正是因为他的迂腐严苛，不善变通，激发了董卓旧部的叛乱，除去董卓后朝廷好不容易有几天安生的日子，又开始遭遇更为惨烈的浩劫，汉献帝终其一生，也就是董卓伏诛后有一段短暂的自由，其前其后，都沦为傀儡，且欲与常人等不可得，历经董卓，李傕、郭汜，曹操、曹丕三次专权，天天生活在担心恐惧之中，妻子亲戚皆不能保全，虽贵为皇帝，却是最为悲催之人。这一切，细究起来，王允也是难逃其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