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士兵的故事

中国曾经有两个想做将军的士兵，一个真的成了将军，一个却中途改了行。拿起枪的那个，驰骋白山黑水间，创下了不世的功业。而拿起笔的那一个，靠一支妙笔打出一片天，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地位。这两个处于时代大潮中的士兵的故事，我很喜欢读。他们随着时代成长， 又被时代抛弃。他们的共同和不同处，对照来看，别有一番趣味。

出身和性格

两个人都是乡下人出身。一个生于1902年的湖南凤凰一个苗族聚居地区，家庭是职业军人家庭。当个将军是家族对这个虎头虎脑的孩子的热切盼望。另一个则出生于1906年湖北黄冈农村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清瘦文弱的他本来是要继承家业，做守成的小地主的。他们一个名叫沈岳焕，一个名叫林育蓉。两个小镇青年的命运慢慢被这个大时代所改变，成为了后来的沈从文和林彪。

两人性格有共通处。沈从文一辈子都自认为是个乡下人，带着乡下人的朴实、真诚和热情，但更有乡下人的顽固、执拗和难以妥协。

而林彪敏感、自尊心极强，坚持自我，天马行空而独往独来。两个人气质里既有乡下人的敏感和淳朴，更有乡下人的固执坚强。两人又同样具有兵的气质。一往无前，不管不顾，坚持自我，死而后已，决绝而又勇敢。这也决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就业和选择

两人都以士兵作为职业生涯的开始。沈从文1917年到1922年都在当兵，大部分时间是做每个月五块六毛钱的小兵。他本来可以照着家族的意愿，慢慢在军队里混成一番模样出来，如同他六弟沈荃后来做的那样，但终究不能成功。

多年后他写到：“我眼看到因清乡杀戮过大几千农民，部分是被压迫挺而走险上山落草的，部分却是始终手足贴近土地的善良农民，他们的死只是由于善良。有些人被杀死家被焚烧后，还牵了那人家耕牛，要那些小孩子把家长头颅挑进营中一齐献俘。我想不出这些做官的有道理或有权利这么作。一切在习惯下存在的我认为实不大合理。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去反抗或否认这一切。”

眼见到有小孩子挑着父母亲戚的头颅走在街上，给了沈从文很大的精神刺激，使他反感士兵生活，同时和所处人事和环境格格不入。而五四运动的余波又使他产生了幻想，他写到：“由于五四新书刊中提出些问题，涉及新的社会理想和新的作人态度，给了我极大刺激和鼓舞。我起始进一步明确认识到个人和社会的密切关系，以及文学革命对于社会变革的显著影响。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做个“抒情诗人”。似不如做个写实小说作家工作扎实而具体。” 于是他弃武从文，去北京开始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一片自由天地。

而林彪选择当兵则有更强的个人选择的意味。1925年林彪将自己投考黄埔军校的决定写信告诉堂兄林育南。林育南回信说：“你这个考虑很对，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关键的一两步，这个步子如迈对了，就可受用无穷，如迈错了，就会跌入深谷。武力没有正义是暴政，正义没有武力是无能。中国的革命，最终要靠军事解决问题，共产主义事业需要大批军事人才。我和你八哥(林育英)搞党务、工（人）运（动），你搞军事，我们林家三兄弟就各有所长。”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林彪在兄长的鼓励下毅然选择了投考黄埔军校。这个选择带有热血和激情，青年林彪希望能建立新的军队，打倒军阀和列强，救国救民。

沈从文和林彪的选择虽然不同，但两人的出发点都在于改造现有的旧社会，建立新制度。只不过沈从文希望通过文学革命去改革社会。而林彪选择通过暴力革命打倒旧社会，建立新中国。沈从文的选择更倾向于胡适倡导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渐进式改良道路。而林彪则选择了李大钊所倡导布尔什维克主义，直接通过暴力革命方式来改造社会。道路虽然不同，两人却都是对当时社会黑暗面深感反感的年青人，同时也是深爱这个土地上人民，希望通过新制度去改变社会的人。

成就和怀疑

两人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都激流勇退。

林彪策马白山黑水间，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建立了稳固的东北根据地，牢牢掌握住解放战争的主动权。辽沈战役，锦州关门打狗，消灭了国民党东北主力。平津战役指挥刘亚楼三十小时拿下天津，活捉陈长捷。不战而屈人之兵拿下北平，保护了故都的完整。南下血战白崇禧，将其赶到西南。大兵直驱闽粤，所向披靡，渡海解放海南岛。从北到南，为新中国建立居功至伟。但1955年授勋时，十大元帅只有两人没有到场，其中一个就是林彪。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白发未生，但他早已退意萌。从井冈山时期杀AB团肃反，到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再到1954年老熟人高岗自杀。党内政治斗争的残酷他早已领教，功高震主，鸟尽弓藏，退而存其身的道理他应该不知道在心中默念了多少遍。“当代韩信？”他只能苦笑。

沈从文呢，他被认为中国最多产的小说家，中国的契诃夫。张兆和日记里记：“胡适夸沈从文是天才，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这应该不完全是客套话，胡适对沈从文的评价是相当高的。而周作人也对沈从文相当推崇。他为《人间世》列的《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其中两本是外国书，另一本就是《从文自传》。夏志清则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称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涸最杰出的、想像力最丰富的作家。”然后建国后，他却不得不停下笔。一方面来自政治压力，汪曾祺先生在《沈从文的转业之谜》中说：“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另一方面新时代的文学创作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沈从文的写作方式很难继续下去了。

虽然他还自信自己文字的价值，写到：“时代过去了，多少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土成尘，失去存在意义。很多凝结了一个人一辈子的东西大概就这样默默地埋藏于历史中了吧。但还是有一些东西默默闪着光，不依不饶，也使得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还如相晤对。”但也清醒地认识到新时代继续写作的痛苦和不可能：“把有功和有情结合而为一，不是一种简单事情。政治要求这种结合，且作种种努力，但方法可能还在摸索实验，因为犹未能深一层理会这种功能和情感的差别性，只强调需要，来综合这种“有情”与当前“致用”之中，是难望得到结果的。”用政治的功利性来要求文学创作，必然是削足适履，难以有满意的结果，并且这和沈从文的创作观也相违背。

汪曾祺在《沈从文在西南联大》里写到：“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这种由观察和思考然后进行创作的现实主义创作路径建国后被完全打破。由思出发变成了由信出发，政治主题先行成了文艺创造的主旋律。固执的沈从文显然难以接受这样的创作观念。

林彪和沈从文的成就一文一武，举世无双，但都因为政治的原因戛然而止了。两人相似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们后来的悲惨命运。

结局

沈从文转业，去研究花花草草和瓶瓶罐罐。文革期间，受到批斗，被安排去扫女厕所。境遇虽惨，因为不再发言，保住了性命，苟活于世。改革开放后才重获新生。林彪则在政治斗争中终于无法明哲保身，折戟沉沙于蒙古国的大漠当中，化为尘土。正好为沈从文多少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土成尘，失去存在意义的文字写下了完美的注脚。两个人都固执且不愿妥协，但最后还是妥协了。沈从文不再拿起笔是种妥协。林彪出山也是种妥协。政治的高压扭曲了两个固执士兵、两个淳朴乡下人的灵魂和人格，使得爱国者、进步的青年、中国的脊梁变成了后来的模样。后人再去看这段历史，不禁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