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笔记：恐惧往往比事实严重得多。我们恐惧的往往就是恐惧本身，不
李笑来直播语录：
执行力就是即便做得不好，也会持续去做。
老师是个悲催的职业，因为他被要求不能进步，小学老师往往永远教小学生，不能过了几年去教中学生甚至大学生。
很多时候，大多数人以为自己要做的足够好，才可以去做，这是阻止很多人进步的原因。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一定要你学好以后才可以做的，也不是一定要得到许可后才可以做的。
李笑来《问答03 | 成长是认清世界的过程》
之前听过一个段子，说人长得丑的唯一好处，就是能看到真实的世界。
不过现实可能比这个段子更无奈，比如90％的司机都觉得自己的驾驶水平在平均水准之上。
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句话，叫做：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而是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个“并非如我所想的世界”。
这句话应该出自马克·吐温说的那句话：让你陷入困境的，并不是这个世界；真正让你陷入困境的，是这个世界最终并非你所想象。
……
问：
春暖花开：什么最重要？这是再一次提醒自己开启元认知能力的好问题。的确，我们经常在做事的时候做着做着就不知道什么最重要了。
答：
这周最后一个问答留个这个留言，也是为了再次提醒大家，不论在做任何事情时都不要忘记那个问题：
什么最重要？
不要说大家了，其实我偶尔也会忘记问自己这个问题，而把关注点放到“次重要”的那个问题上，结果到头来走了很多弯路。
很多人总在说“懂得那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今生”。
其实，你在当下知道这个道理，和面临选择时依然想得起这个道理是不一样的。
知行合一
所以我们要每天都养成习惯，问自己一些固定的问题。比如：
今天有没有浪费注意力？
有没有好好打磨元认知能力？
当然还有：什么最重要？
想起李笑来在直播时讲的一句话：如果说有什么方法是肯定有效且效果有保证的，就是重复。
养成习惯就是不断重复某件事、某个动作。
熊太行《自习课|如何快速融入到聚会中？》
问：
熊老师，和别人聚会的时候，总感觉融入不进去。喝了酒之后呢，就什么状况都能融入。这个怎么锻炼：平时可以像喝了酒一样善于聊天，善于说笑呢？
答：
这是个好话题，谈恋爱的时候看恐怖片和坐过山车都特别好，因为你的生理被调动了之后，情绪是唤醒状态。
人的身体对恐惧、愤怒和爱情分不太清，所以你看电影里打完架了男女主角要接吻，有道理的。
可以尝试运动后、看完很high的电影后跟朋友聊天。
傅盛《成长就是认知升级》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认知呢？傅盛开出了三个解药。
第一个解药是要坚信大趋势。那些行业领头人拿到的信息肯定比你多，处理信息的能力比你强，他们的认知不是现阶段的你所能赶得上的，不能理解，就先执行，在执行中理解，在行动中形成认知。不行动是最糟糕的，行动才有可能证伪。
第二个解药是不做井底之蛙。人都很容易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很多人面对新生事物，甚至连尝试和对外沟通的欲望都没有，也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一定要扩展自己的视野，要找到带路党，他们吃过的猪肉都跟你吃的不一样，他们比你强不是因为他们聪明，而是具备你不知道的认知。尤其是越是处在绝路的团队，越是往外看得多。
第三个解药是活在当下，面向未来。发现自己有恐惧心理时，就想想如果错了又会如何？想想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想完你就会发现，最坏的结果跟你内心的恐惧，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恐惧往往比事实严重得多。我们恐惧的往往就是恐惧本身，不敢面对所谓失败。其实绝大部分失败是没有什么严重后果的。
最后，傅盛说，所谓成长，并不来自于所谓的位高权重，不来自于所谓的财富积累，也不来自于你掌握的某一个单项技能。绝境当中，一个人真正拥有的核心武器，根本不是资源，而是认知。所以，成长就是认知升级的过程。比如，马化腾通过投资形成了开放的生态系，帮助他建立了足够的行业认知。当他投资了这些公司后，他就不是在跟一个普通的产品经理聊了，而是跟刘强东聊电商，跟王小川聊搜索，跟猎豹聊国际化，他用投资挣来了很多认知，就会知道国外市场的规模、方向和目标，知道国际化有哪些机会，就能抓住行业认知。而人和人一旦产生了认知差别，就会做出完全不一样的决定。
想起电影《1942》里财主说的那句话：“等到了陕西，给我十年，我还能成为东家，我知道怎么从一个农民变成东家。”
《自下而上：为什么要解雇管理者》
这条音频给你介绍一种观点：在一家大公司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自下而上的劳动分工与互相协调，而不应该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控制。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新书，书名叫做叫做《自下而上》（The Evolution of Everything），作者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是牛津大学动物学博士、著名科普作家，也是《理性乐观派》的作者。这本书讲述了一种看待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的新角度，那就是：世界是自我组织、自我变化的，几乎所有变化都是从演变而来。“演变”这个词意味着自发、渐进，没有预定方向，而且不可抵挡。当然，“演变”理论对管理和市场同样适用，在这本书里，作者批评了许多现代大企业“帝国式”的管理体制，还介绍了一种公司自我管理的成功思路，下面我们来具体说一说。
首先，马特·里德利指出了现代大公司常见的一种现象，那就是：管理是自上而下的，CEO像国王一样掌握大权，名声、股份都非常大，甚至被员工奉若神明。但除了表面的权力以外，近年来一些大公司CEO只是对外扮演代言人，拿着高薪、偶尔做点关键决策，但实际上并没有承担太多责任。最讽刺的是，数字经济倡导所谓流动性、平等性，但今天最典型的帝国式CEO却恰好来自这一类企业，比如微软的比尔·盖茨、亚马逊的贝佐斯、Facebook的扎克伯格等等。作者还举了苹果公司的例子：2011年乔布斯去世，竟会让人感到苹果公司本身的生存也受到了威胁，苹果公司股价暴跌，历史上成吉思汗这样的君王去世了，对帝国的影响也不过如此。
书中引用了世界级战略大师、管理大师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的观点。哈默尔直接呼吁“让我们解雇所有的管理者”，他说，因为管理人员也需要管理，所以组织越是发展壮大，管理层级就越多，规模就越大、越复杂。而且，发号施令式的管理，很可能产生愚蠢的决策，管理者之间踢皮球、决策速度慢，基层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又没人肯听。一个人作为消费者，可以自己决定买车的事情，但作为公司的雇员，却连买一把办公椅都决定不了。所以，和小公司相比，大公司发展更慢，和小型机构相比，大型公共机构名声会差得多。
那怎样避免大公司陷入这种“帝国式管理”的困局呢？作者举了一个公司20多年来自我管理的案例，那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西红柿加工厂，美国的“晨星西红柿”公司。1990年，公司创始人克里斯·鲁弗（Chris Rufer）刚进入加工行业，就把员工召集起来，商讨“我们想要成为怎样的公司？”答案建立在三条原则上：第一，人在能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时最幸福；第二，人能“思考、充满活力、发挥创意、表达关怀”；第三，最好的人类组织应该像志愿团体，没有外人管理，而是由参与者相互协调管理。“晨星西红柿”公司发展到现在，有400名专职员工和3000名兼职员工，公司利润增长很快，员工流失率非常低，创新能力还很高。这么一家大公司，竟然没有管理层、没有CEO，所有人都没有头衔，也无所谓升职。无论是生物学家、农场工人还是公司会计，所有人都对公司同样负责。员工的职责、绩效指标和工资都是自己和同事商量的，预算也是靠员工商量出来的，没有涉及金钱和地位的政治斗争，员工更加感到是对同事负责，而不是对老板负责。
《自下而上》作者认为，克里斯·鲁弗堪称对员工下放权力的伟大企业改革家，而且他这种想法慢慢地总会流行起来。比如，美国食品零售商全食公司也推崇“演变”理论，他们把商品库存与促销的决策权下放给了地方零售店，还推行着一个叫做“收益分享”的方案，每一支团队所获得的奖金都可以跟其他团队分享。全食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约翰·麦基（John Mackey）认为，“演变”理论在市场里是发挥作用的，自由市场的力量能使社会扁平化，企业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套互相依存、不断发展的复杂系统的一部分。
总结一下，《自下而上》认为，在一家大公司里，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是劳动分工和互相协调，良好的管理意味着良好的协调，员工掌握专门的技能，进行交流，就像市场里的参与者、城市里的公民一样。作者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你看到潜藏在底层的变化过程，放开对“设计”和“规划”的痴迷。这本书今天在“得到”首发，如果你对内容感兴趣，不妨读读全书。
本文源自：《自下而上》
“一个人作为消费者，可以自己决定买车的事情，但作为公司的雇员，却连买一把办公椅都决定不了”，所以在这种组织环境下，说什么员工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工作是很难做到的，员工在心理上就不认为自己是主人翁，哪有主人翁无论大事小事都必须请示汇报的。
吴伯凡《拥抱不确定性》
有一个统计数据表明，抑郁症跟社会的福利程度有一种正相关。
……
由此这个朋友跟我说到抑郁症和福利社会的关系，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数据就是从他那里知道的。他说在我们国家一些偏远的、落后的、贫穷的乡村里头，有多少人得抑郁症的？抑郁症是在那些城市化程度很高、福利化程度很高的社会里头，抑郁症的数量会很高。整天在操心各种各样的事情，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人，他们为生活的奔波还来不及，他哪有闲工夫去得那个抑郁症呢？用人类《未来简史》的作者赫拉利的说法，人类现在已经进入到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自杀的人比由于战争和犯罪死去的人数要多的多得多，撑死的人比饿死的人要多的多得多的时代，抑郁症有可能超过人类的三大杀手，心脏病、糖尿病，成为跻身于前三，这想起来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
面对不确定性，我们应该要以一种拥抱它的心态，活着的意义也许恰恰在于某种不确定性，如果不确定性真的消失的时候，有一个灾难就等着你，那就是抑郁。
古典《事后复盘，持续精进的重要法门》
爱因斯坦对于“疯狂”的定义是：“用同样的方式做事情，却期待不同的结果。”
……
简单来说—— 复盘就是将做过的事，重新推演，从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发现失败的教训。
很多人之所以没有长进，其实是在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不断掉进同一个“坑”。作为自我学习最重要的途径，复盘可以帮你在自己身上克服自己的惯性。
……
复盘的流程
先想象最近做过的一件事，然后跟着复盘流程： 回顾目标-评估结果-分析原因-发现规律 ，一起复盘下。
《中国人缺少什么？》
——1999年12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摘录
周国平
一、重视精神价值的一个例外
中国人一向不很重视精神价值，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例外。正因为此，他不是一个幸运的例外，而是一个不幸的例外，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外，而是一个失败的例外。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
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两年前，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种的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种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本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唯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辨、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些枝节问题上，而是通过研究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作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作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
尤使王国维感到愤恨的是，当时的新学主流派不但不通过引进西方的精神文明来扭转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反而把引进西学也当成了实现政治目的或实利目的的工具，使得中国在这方面发生改变的转机也丧失了。他沉痛地指出：政治家、教育家们混混然输入泰西的物质文明，而实际上，中国在精神文明上与西方的差距更大。中国无纯粹的哲学，无固有之宗教，无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的大文学家，如希腊之荷马、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者。精神文明的建设无比困难：“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精神文明原本就弱，培养起来又难，现在只顾引进西洋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前景就更加堪忧了。
二、中西比较：对精神价值的态度
这么看来，对于“中国人缺少什么”这个问题，在本世纪初已经有两种相反的答案。一种是王国维的答案，认为最缺的是精神文明。另一种是除王国维以外几乎所有人的答案，认为最缺的是物质文明，即富强，以及为实现富强所必需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武器。至于精神文明，他们或者还来不及去想，或者干脆认为中国已经充分具备。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早或晚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说西方是物质文明发达，中国是精神文明发达，甚至是全世界最发达的。直到今天，还有人宣布，中国的精神文明全世界第一，并且承担着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云云。
当然，在这两种不同答案中，对于精神文明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王国维看来，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对精神价值的尊敬，承认精神有物质不可比拟的神圣价值和不可用物质尺度来衡量的独立价值，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成就体现为它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其他人所说的精神文明，基本上是指儒家的那一套道德学说，其成就体现为社会的稳定。
你们一定已经想到，我是赞成王国维的答案的。在我看来，中国人缺少对精神价值的尊敬，从而也缺少对守护和创造了精神价值的人的尊敬，这是明显的事实。我暂时先提一下这方面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在欧洲国家，任何一个城镇的居民最引以自豪的事情是，曾经有某某著名的哲学家、艺术家、学者在那里生活过，或者居住过一些日子，他们必会精心保存其故居，挂上牌子注明某某何时在此居住。我在海德堡看到，这个仅几万人口的小城，这样精心保存的故居就有数十处。在巴黎先贤祠正厅里只安放了两座精美的墓，分别葬着伏尔泰和卢梭。如果不算建祠时葬在这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人，进入先贤祠的必是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科学家，总统之类是没有资格的。想一想即使在首都北京保存了几处文化名人故居，我们就可知道其间的差别了。
三、中国人缺少头脑的认真
是否重视精神价值，换一个说法，就是一种文化的精神性之强弱。所谓精神性，包括理性和超越性两个层次。理性属于头脑，超越性属于灵魂。所以，精神性之强弱，可以从头脑和灵魂两个层次来看。
精神性的一个层次是理性。通俗地说，有理性即有自己的头脑。所谓有自己的头脑，就是在知识的问题上认真，一种道理是否真理，一种认识是否真知，一定要追问其根据。从总体上看，西方人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非常认真，而我们则比较马虎。
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一定知道，西方哲学家们极关注知识论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知识论的讨论成了西方哲学的主题，其用意就是想把人类的知识建立在一个可靠的基础上，否则就放心不下。相反，中国的哲学家对这类问题不甚关心，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总体上怀疑知识之可靠性的只有庄子，但基本上没有后继者。知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即使讨论也偏于知行关系问题。宋明时期算是最重视知识论的，可是所讨论的知识也偏于道德认识，即所谓“德行之知”。程朱的格物致知的“知”，陆王的尽心穷理的“理”，皆如此，分歧只在悟道的途径。
在哲学之外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西方，具有纯粹的思想兴趣、学术兴趣、科学研究兴趣的人比较多，他们在从事研究时只以真知为目的而不问效用，正是在他们中产生了大思想家、大学者、大科学家。中国则少这样的人。以效用为目的的研究是很难深入下去的，一旦觉得够用，就会停下来。同时，唯有层层深入地追问根据，才能使理论思维趋于严密，而由于中国人不喜追根究底，满足于模棱两可，大而化之，所以理论思维不发达。此外，本来意义上的热爱真理也源于在知识问题上的认真，因为认真，所以对于自己所求得的真知必须坚持，不肯向任何外来的压力包括政府、教会、权威、舆论、时尚等等屈服。中国曾经有过许多为某种社会理想献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苏格拉底这样为一个人生真理牺牲的哲学烈士，或像布鲁诺这样为一个宇宙真理牺牲的科学烈士。
四、中国人缺少灵魂的认真
精神性的另一个层次是超越性。通俗地说，有超越性即有自己的灵魂。所谓有自己的灵魂，就是在人生的问题上认真，人为何活着，怎样的活法好，一定要追问其根据，自己来为自己的生命寻求一种意义，自己来确定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决不肯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糊涂地度过。而一个人如果对人生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诸如死亡与不朽、世俗与神圣之类根本性的问题，会要求以某种方式超越有限的肉体生命而达于更高的精神存在。
有人说，人生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最大成就，中国哲学在这个方面非常丰富和深刻，为世界之最。从比重看，人生哲学的确是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而在西方哲学中则好像没有这么重要的地位。若论人生思考的丰富和深刻，我仍觉得中国不及西方。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中西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不同的。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活？或者说，活着有什么根据，什么意义？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大全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追问的是生命的终极根据和意义。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中国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活？或者说，怎样处世做人，应当用什么态度与别人相处？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寻求的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所以，中国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是伦理。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当一个人的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发现自己孤独无助、没有根据之时，便会在绝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唤，渴望世界有一种精神本质并且与之建立牢固的联系。这就是本来意义的宗教感情，在圣奥古斯丁、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托尔斯泰身上可以看见其典型的表现。我们对这样的感情是陌生的。我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生活，很少为纯粹精神性的问题而不安和痛苦，很少执著于乃至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因此，我们中很难产生精神圣徒，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也因此，我们缺少各种各样的人生试验者和精神探险家，我们在精神上容易安于现状，我们的人生模式容易趋于雷同。
五、原因和出路
应该说，人性在其基本方面是共通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头脑，都有理性的认识能力。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灵魂，都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意义。这本来都属于共同的人性。事实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有人对于知识的根据问题和人生的根据问题持认真态度，而特别认真的也都是少数。那么，为什么在西方，人性中这些因素会进入民族性之核心，并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而在中国却不能呢？我承认，对这个问题，我尚未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我相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必是复杂的。不管怎样，作为综合的结果，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其实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后，这种文化便具有了一种淘汰机制，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对实用性予以鼓励，纳入主流和传统之中，对精神性则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为主流和传统之外的孤立现象。
王国维的遭遇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在他的个性中，有两点鲜明的特质。一是灵魂的认真，早已思考人生的意义问题并产生了困惑。二是头脑的认真，凡事不肯苟且马虎，必欲寻得可靠的根据。这两点特质结合起来，为灵魂的问题寻求理性的答案的倾向，表明他原本就是一个具备哲学素质的人。因此，他与德国哲学一拍即合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了。可是，他对哲学的这种具有强烈精神性的关注和研究在当时几乎无人理睬，与严复的实用性的译介之家喻户晓适成鲜明对照。他后来彻底钻进故纸堆，从此闭口不谈西方哲学乃至一切哲学，我认为应该从这里来找原因。在他的沉默和回避中，我们应能感觉到一种难言的沉痛和悲哀。可以说，淘汰机制的作用迫使他从较强的精神性退回到了较弱的精神性上来。
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精神性越被淘汰，实用品格就越牢固；实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出路何在？依我看，惟有不要怕被淘汰！本来，怕被淘汰就是一种实用的计算。如果你真的有纯粹精神性追求的渴望，你就应该坚持。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立志从事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学术的人，即以精神价值为目的本身的人。由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整体素质和传统资源，肯定在很长时间里不能取得伟大成就，出不了海德格尔、卡夫卡、毕加索，这没有关系。而且，如果你是为了成为海德格尔、卡夫卡、毕加索才去从事这些，你就太不把精神价值当作目的而是当作手段了，你的确最好趁早去做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事。我相信，坚持纯粹精神性追求的人多了，也许在几代人之后，我们民族的精神素质会有所改观，也许那时候我们中会产生出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和大诗人了。
评论
罗胖可全推的是实用哲学
是，也不全是，比如吴军是有不务正业的气质的，万维钢、樊登的专栏也有纯精神性、思辩性的内容，另外李笑来的专栏虽然是冲着财富自由这个实用目的去的，但他的文章却有不少思辩的乐趣。
当然罗胖本人目前就是处于实用主义状态，从他推崇目的、方法、行动思维模式就可以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