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21《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金雁、秦晖

低下的身份来自依附关系，而“教徒”依附于教区，“社员”依附于村社，“黑人”即纳税人依附于国家，即便是依附于私人的“立契者”，所依附的也是作为共同体保护者与人格化身的贵族成员，而不是罗马法意义上的“私人”。

大众心态是文化精英产生的土壤。俄罗斯人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性格，塑造了“俄罗斯传统”的精英文化形象。有人认为：“俄国从太古时代就已经是个非个性化集体主义意识的国度，这种意识的实现是教会的愿望，同时也是所有反对教会势力的愿望，所有知识分子的、文化和社会思潮的愿望”。

正如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如果西方人把俄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所谓的‘知识分子’等同起来，就会陷入误区。西方的‘知识分子’是指从事脑力劳动与创造的人，首先是学者、作家、艺术家、教授、教育家等人。而俄国知识分子则完全是由另一些人构成的。他们可能不是从事脑力劳动的，而且可能根本不是特别有知识的。许多俄国的学者、作家根本不能算是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俄国知识分子如同僧团或宗教流派，有自己独特而又偏执的道德标准，有乐善好施的人生观，有特殊的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惯，甚至还有特殊的外貌。凭外貌便可认出他们并把他们与其 他社会群体区别开来。我们俄国知识分子是一种思想体系上的而非职业和经济上的群体。它来自社会各种阶级：起初大都是贵族中比较有文化的那部分人，后来有了神父、助祭的子弟，也有的出身小官吏、市民乃至解放了的农民。这就是完全被思想并且是社会性思想联合起来的平民知识分子。”

不是以职业，是以终极关怀，不以专业知识，而以社会良知的体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