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广州（之一）

初到广州正是26岁生日的那一天。

我生于夏至前三天，因此第一步踏上在这个北回归线以南的城市时，就惊讶于太阳自头顶直射、脚下没有影子的奇观。热是随之而来的最为浓烈的印象，好在公交车里的空调开得十足，我就这样一路从东站附近最繁华的天河核心往越秀老城去，沿途的立交桥上垂下青翠的枝条，盛开着红里透紫的三角梅；道旁的榕树拖着长长的气根，每一片叶子都绿得鲜亮。

你看你看，这树长了腋毛。

说这笑话的朋友带我走街串巷去吃肠粉和艇仔粥，不是银记，也不是后来我会带朋友去的南苑、泮溪或者羊城酒家，只是西华路上一家门脸狭小、桌椅油腻的无名小店。那东西对我而言是新奇的，味道里却不知为何有种近似温暖的怀念感，像个素未谋面的老友，初见即是久别重逢。

西华路离西瓜园——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名字——有四站公交的距离，当然那时候我只知道终点叫做上九东。

西瓜园就是后来我工作了四年零九个月的地方。一处不大的院子，几座不高的楼，一片在那密密麻麻的骑楼旧居之间显得尤为奢侈的草地，以及几株笔直高耸的棕榈树。门口的路叫做同乐路，是一段极短的断头路，10号就已经是它的尽头；出门往前走上二三十米，就到了人民路边。

或许中国的每座城市都有一条人民路，这名字就足以说明它的悠久历史。这条路的南段是大名鼎鼎的十三行，一直可以通到珠江北岸，至今仍然车水马龙，没日没夜地淹没在运货拖车、走鬼（广州人对流动摊贩的称呼）和如织客流之中，不堵车的时候凤毛麟角。著名的石室圣心教堂就藏在人民路的一条支路上，里面的圣坛和玻璃彩窗精美无比；但走出街面，却只闻得到满满一街海产干货的腥气。

西瓜园门口则是人民路的中段，有着同样大名鼎鼎的上下九步行街。街铺被隔成局促的小间，卖着质量与价格相衬的便宜货品。店堂里大声播放着网络流行的情情爱爱和痴男怨女，年轻的营业员姑娘们站在店门口揽客，用一种特别原始而奇妙的方式——拍手。此起彼伏的掌声让这条街有了一种狂欢的气质。

但我最为熟知的是人民路入夜的模样。橘黄的路灯仿佛有着魔法，把白天的喧嚣剥离殆尽，让时间退回上个世纪临近末尾的某一页。骑楼颜色灰败，外墙被各色霓虹招牌占领，偶尔一丛电线从人行道的天顶上面挂下来，像蜘蛛织网时的无心疏忽。道旁的垃圾桶周围都是年深日久的油迹，佝偻着腰身的环卫工人对之束手无策，老鼠却将之视作天堂，有时欢快地一蹿而过，肥硕的身子挤开松松堆起的一次性餐盒，发出大厦轰然倒塌般的声响。

在广州长达8个月的闷热夏季里，这条街的午夜一点总是弥漫着一股馊味。我们这些夜班狗常在那个时间点站在街角的24小时便利店前等车——以前是等的士，现在是等uber。身边不时会有刚吃完宵夜满身酒气的人踉跄走过，一条街上唯有那家店是亮的，店里通常有一两个值班的店员，一边打着瞌睡，一边放着音乐强打精神，于是它的门口便多少显得安全一点。

而在这家小店的对面，西瓜园的院子里，总有两层楼长久地灯火通明，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其实我并不知道我所在的部门正式名称叫什么。当年部门里有个师弟要出差，紧急印了名片，上面写的部门是总编室。“看起来高大上些。”他说。后来他先我半年离开了这里，去了一家企业，有了更高大上的职位和头衔，什么什么总监之类。头衔并不能改变一个人，他还是老样子，头发乱糟糟地支棱着，西装里面穿粉色衬衫，底下配着双半旧的球鞋。

我说不好这算不算是夜编的烙印。“夜编”是这个部门在报社内的通称，至于全名到底是“夜班编辑中心”还是“夜编新闻中心”，连采编楼里的导航牌上都没有定论。但“夜”和“编”都是确凿无疑的，我们每晚每晚都在这里编着。

这些年里有许多次，我都想动笔写写编辑部的故事，如今离开了它，似乎更有了可以提笔的理由。那心情有如分手之后追忆过往的情人，最激烈的撕扯和纠结倏忽之间都不见了，所剩的唯有关于旧爱的温暖记忆。

就像我最后一天离开西瓜园的小院时抬头看楼上的四个大字，脑中浮现出的是史铁生的句式：“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

-to be continued-

2016年5月29日于闲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