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安宁疗护

    我是干部病房的一名医生，2017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刘晓红主任的一堂课上，接触到安宁疗护。课后我搜索“选择与尊严”，了解“我的五个愿望”，阅读《最后的陪伴》，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安宁疗护，我感受到了安宁疗护悄悄地在遍地开花！

患者观念在改变：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我们忌讳谈论死亡，大部分人对死亡甚是畏惧，哪怕百岁老人也如此。2年前，病房有一位九十六岁肺癌晚期患者，对死亡充满恐惧，家属不敢把肺癌的消息告诉他，直到疾病终末期患者昏迷，家属才意识到应该早些把病情如实告诉患者，最后患者走了。女儿因为没有跟父亲好好告别表示很遗憾。

    现在，我们病房有几个病友，已经把自己的后事都跟亲人交代清楚，有一位病友每年都召集单位和家人开一次会，他把每一年都当成最后一年过。还有一位病友表示把后事交代后他过的很轻松，他也明确跟家人表示不愿意接受任何有创抢救措施，不愿意到重症监护病房，他说哪天走他都不害怕。

家属观念在改变：

    早些年，当患者家属接到病危通知书时，会要求我们医务人员尽一切努力抢救，哪怕是没有生活质量“植物人”。现在大部分子女希望父母安静的走完人生，而不是用尽一切医疗措施的抢救。记得前不久，病房一个九十二岁的老病友，因严重痴呆，不认识子女及老伴、没有活动和交流能力，终日躺在床上，因肺部感染，出现呼吸衰竭，我们下病危告知书时，子女很明确地表示，不愿意接受任何有创抢救措施，包括无创呼吸机。他们非常坦然，他们放弃积极抢救，不是因为费用问题，而是不愿意看到父亲受罪，他们甚至看的更远，他们说：就算抢救过来了，只是徒增加他的痛苦，多了几个痛苦的轮回，最后还是有抢救不过来的那一天。

医务人员观念在改变：

    记得我刚到干部病房时，病房里有一个使用无创呼吸机的患者，虽然患者近乎植物人，可我们医务人员以让这样一个生命维持近10年为荣，现在我们会思考的其中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们的行为对患者而言是善是痛？现在我们在跟家属谈有创操作时除了利弊之外，有时也会加入自己的倾向性，没有生命质量的生命对生命本身而言是伤害！

我们在行动：

    我们学习安宁疗护理论知识，科室先后派出多人到省外参加安宁疗护学习课程，并将课程带回科室进行讨论学习。

  科室建科十余年，老主任回忆说，一直以来科室都有一个传统，对每一个送走的患者，科室在场医务所有人员会一起向遗体鞠躬送别，虽然那时不知道安宁疗护，可我们一直在这样做着。

    近2年随着老年综合评估的开展，我们经常会问老年患者一些医疗决策问题，比如：你是否希望了解自己的病情？在将来因昏迷或痴呆不能做决定时，哪些医疗是需要的，哪些不需要？疾病终末期，无特殊治疗时愿意在家里还是医院？等等。这些问题能够帮助患者思考死亡，思考自己的最后一段人生路！

  除了帮助病人理性看待死亡，我们也为家属提供帮助，提醒终末期家属做好准备。记得一位癌症晚期患者，子女能够接受患者的死亡，但希望她能安静的走完最后一程，我们通过止痛药物帮助患者缓解疼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一旁的子女问及他们应该怎么办时，我们引导他们与患者告别：握着她的手，轻轻的在她耳边说说话。我们相信听觉是人类最后消失的感觉。

    随着我们对生命的探索，对死亡的认识，安宁疗护将越发得到大众的认同和需要！

    我们没有安宁病房里医务人员专业，我们做的不够好、不够多，我们在行动！

    但愿每个人都能笑着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