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财贵教授：为人需从诚意而发心，谈庸俗的专家与事师无犯无隐
诚意：直心而发、一步到位
这叫「知止而后有定」。这就是诚意之所以为诚意，不然就无所谓「意」、也无所谓「诚」了。一发「意」，不是阳明所说的什么「有善有恶谓之意……」那个都是自己的解释啦。《大学》里「诚意」的那个「意」，刘蕺山抓得比较好：「意」是「心之所存」。其实不是！「意」是「心之所存之发」。怎么可以说「意」不是心之所发？他也是乱乱来，人家古人没有讲那麽彆扭的，他是为了反对阳明、扭转阳明才这样讲的。阳明把「意」解释成「有善有恶意之动」，到了王龙溪就把「意」收回来：「天命之性粹然至善」、「若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亦是无善无恶之意」，意是心之所发嘛，为什么不是心所发？但是王阳明说「意」是「有善有恶意之动」，完啦！他也不合《大学》（本意）。王阳明讲的是「回归的工夫」、「改过的功夫」；王龙溪讲的是「直心而发」的工夫，古人都「直心而发」，孟子也直心而发—扩充嘛！但古人没有像阳明这样改过的啦（语弘学姐表示：「所以我觉得『四有句』是有造作……」老师同意：「麻烦的啦！但是它有实用性—因为人都在过错中。不过它不算是圣人真正的意指。」）圣人的意旨就是「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就这么简单，你就是圣人了！所以古人的理想很单纯，他一步就到，那阳明就是弄得很杂，但是阳明开出格局、开出功夫的格局；那王龙溪又把它收回来—不必做功夫—叫「无功夫」的工夫、「非功夫」的工夫，在不是工夫上作功夫，就「直心而发」！一下就到！这就禅宗精神。就这样啊，整个学术界就这样绕来绕去、绕了两千年。（老师笑）（喻仁表示：「我之前看了很多关于「致知格物」的注解，各个地方的解释都是乱七八糟，这次我觉得你讲的是最好。」老师：「唉呦！我今天要多吃两碗饭。能够让喻仁称赞一下，是『一字之褒，荣于华衮』啊！」众笑）
阳明未能分清义理顺序和实践顺序解大学
格者，正也。合格、及格嘛！「格」就是有一个限度。要以经解经。古人也是这样解，王根说：「致知者，致其本末之知；格物者，格其心意之物、格其家国天下之物。」这样解，有一点对。但没有像我这样解—以诚意为本。王阳明是以「诚意」为本，所以诚意则致知格物也，王阳明到最后讲诚意跟致知格物，又把它连在一起讲，他其实知道这几个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他一定要就著《大学》原文讲，完了，不是这样的……他不能分别实践顺序跟义理顺序。历史顺序跟义理顺序牟先生就分得很清楚。劳思光也能够分别哲学史的两种意义，一个是从时间上说、一个要从义理上说，所以他就讲「基源问题」。所以「哲学史」不只是讨论哲学在时间中的发展，也要讨论哲学的根本问题，这个讲法是不错的，只是还没有讲清楚。（案：以下评论劳思光，略）劳思光讲孟子的心性论及讲荀子的实在论之不足，这两个地方讲得很好、很对。但他讲宋明儒是一系说则不对，这样讲没有意义……
宋明儒三系说
所以牟先生的「三系说」是不可动摇的：三系就两系—心即理、心不即理。「心即理」再分两系：从上说下来、从下说上去。定了！这是逻辑的完整。心即理、心不即理，这是「二分法」嘛，那「心即理」里面再来分三项，这是逻辑定案，不可动摇。牟先生确实有逻辑思考，这个人厉害！「心不即理」：从程朱以下都是心不即理，乃至西方的宗教都是心不即理，西方的科学更谈不上心与理了—因为心与理的问题是超越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所以是更等而下之的学问了。所以属于智慧学的，一定要走心即理的路，心不即理就是你无所挂当、你独断嘛！（喻仁问：「「心即理」就是牟先生常说的『即存有即活动』这个意思吧！」老师：「对对对，就这个意思。」）而且「心即理」从心上说才能建立哲学理论的基础。这个基础不是理论的建立，而是逆觉体证的建立，这就是道德的本性，所以，以道德的本性来说道德。现在西方人用逻辑来说道德，就永远找不到出路，这也是「存在的迷惑」（案：喻仁答：「对！」）这一下就解通啦，为甚么西方人找了两千年？为什么休姆的《伦理学》分析善到最后说：「善不可知。」当然不可知，你「分析」怎么可「知」？当然是这个结果嘛！所以他也很诚实、西方人很诚实，哈哈哈！
合释《大学》《中庸》
善就从逆觉体证开始，从心开始。所以要从「心即理」开始，你不能从「天命之谓性」开始，要从「诚」开始。所以《中庸》后面讲「诚」，以后我要把《大学》《中庸》合释—合起来讲—因为都讲「诚」。《大学》把经一章、把它的纲要讲完以后，就讲「所谓诚其意者」作为整篇《大学》的核心点。以「诚意」放射出去，前面讲内圣外王的架构，后面讲「所谓诚其意者」—是我们之所以从当下作功夫的地方—里面再包格物致知，外面就是以诚意来正心、以正你的心来修你的身，以后再发展为外王。后面的什么「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那些都不必看了，都是一种应用、一种文学的应用。
诚
最重要的是「诚意」。《中庸》从后半部大讲「诚意」，因为前半部都是引用孔子之言，自从子思一开始发挥就讲「诚意」了：「至诚明，谓之性；至明诚，谓之教。」子思一开始就讲「诚」，而《大学》不知道谁作的，但他把纲要讲完就讲「诚」。可见「诚」是一个要点。《大学》用「诚意」讲「慎独」；《中庸》用「性」讲「慎独」：「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所以《中庸》叫「性宗」—从性来讲功夫的基础。《大学》叫「心宗」—从心发诚意，从心讲修身的基础、讲道德基础。一个「性宗」、一个「心宗」，但这个「性宗」是动的，是「即存有即活动」，为什么？「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戒慎恐惧嘛，戒慎恐惧也是心嘛。
他是讲「性」，但「性」里面有活动：「即存有即活动」。但是《大学》是「即活动即存有」因为这裡讲「诚意」，我是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嘛，这个地方就通于「性」。为什么？因为本根而发：「此之谓自慊」、「皆自明也」。「自明」！「自明」从哪里来？所以「自明」一定要接到「天命之谓性」，这是孟子系统。因为我的「四端之心」背后就接著「四端之性」，「四端之性」就接著「天命」，所以尽其心就知其性，知其性就知天……这跟孟子又可以结合起来，总之以「诚意」为主。所以，《大学》《中庸》是「性宗」「心宗」，而性通于心、心通于性。而孟子是直接从心说性，所以《大学》更接近孟子；《中庸》接近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也不能讲得这麽切啦，是大略如此。但是「诚意」为本、「心」为本，也就是「心即理」为本，「心即理」就是「心即性」，性即理也。
心性
这个被牟先生抓住了：即存有即活动。他一抓住这一个就写一本《心体与性体》，所以「心体」—心是体—与「性体」，都是体。「心」「性」抓住了，于是这本书就铁案如山、不可动摇。所以这本书将流传万世，其功不在禹下—把儒家整个「心性」解释得那么清楚！我读到这本书，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很伤心，我们没学问做了（众笑），就跟著走就好了。就这样子、真的是这样。我们所做的就是这些小学问，比如我讲这个《大学》，我们怎麽么把《大学》建、建、建、建得好一点……这样于心性何补？只是更加明白而已。无所补益啊！小补啦，你不能转变牟先生系统。所以我说任何人违反牟先生系统，他是自讨苦吃。因为人家牟先生哪里来的你知道吗？他也是从经典来的，而且人家经典不可动摇的，因为所有经典都指向这一套、宋明理学家都指向这一套，大家都讨论「心」跟「性」两个问题，你还能够做什么？佛家大讲心性，所以宋明儒大讲心性，你回头看先秦孔孟，孟子也大讲心性，孔子不讲，因为什么？「天何言哉」嘛！「夫子云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嘛。而佛家就大讲，于是宋明儒也大讲，以兹对抗（案：此处录音笔发生问题，有一阵空白。）
藉假修真
（案：评论某教授，略。）程伊川说：「一为文人，便无可观。」那么现在我说：「一为学者，便无可观。」你懂吗？所以你们不做学者，我也很赞佩啊，也可以啦。但是，有学位不妨碍学者，将来我有钱，我还是要帮助你拿学位。你可以这样讲：「我拿学位，可是不是要靠学位。」但是不要说拿学位是无聊的……人的清高不需要这样表现。所以，要浑然，你自己心知肚明就好。我也拿博士啊！虽然我拿博士是不得已（案：老师窃笑）被人家骂死了，我才去拿博士。（Delfi：「为什么？」）我本来就想说我自己作学问，人家会知道的，后来牟老师说：「啊，现在三顾茅庐的事情不多了啦！」（众笑）「你要像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门都没有！」他说：「你去读个学位也不妨碍你作学问啊！」那我就去读吧……要不然我没有（打算）读，我大学毕业十年之后再读硕士的啊，因为我当时意气风发啊，我人生何必靠你学位、我自己能混出一条路。后来去读书，也没有障碍我的心性，相得益彰啊！我如果没有博士的位置、没有去大学教书，我推广读经的顺利度会减弱……还顶著光环嘛，虽然是假的，但是我们「藉假修真」嘛！就这样，不是吗？「假藉」、「假藉」！啊，人生啊，一定要放大眼光、提高境界。但是也不可以跟世俗相抗……没有用。我们完成我们的目的就好了。所以，这个「心」把握住、方向把握住，那世间的动盪有些干扰心、难免干扰，但是—「不忘其初」—不忘其初衷。那越走就会越广大！那心志一被障碍了，你就变庸俗了……千万不要变庸俗。
（案：评喻仁，略。）一心一意，我要做一个东西，其他的东西我不理，因为那些太庸俗了嘛！你理太多，真的会被拉下来，除非你的心志非常清明……像我，我都不敢说我很清明，清明到不被庸俗所染，但是我随时警惕自己。所以，庸俗的东西我也照顾一下、做一下，也不敢做太多，这样。所以我就辛苦。你可以做清明的人，而且你可以成学，这个学问是永恒的，这个学问会影响一大片。你若去照顾世俗，只能影响一小片……（案：评某教授，略；再，建议喻仁读《孟子》）你要像我刚刚讲《大学》那样子，左右逢源，要引什么就引什么，你要读到这个境地，要不然的话，你不能替新儒家发言。那你现在又有西方的基础、又有新儒家……因为你全心全力都在学问上面，你可以做到。我是做不到，因为我要用一半的时间来做事。（案：后面略）有古风又讲现代学问，讲得这么锐利，那才够格嘛！对不对？这是我所培养的完整的人、完整的学问的形象，而不是现在一般的学术界，都是耍、耍他会蒐集资料……没有一个光明的心态—为人类、至少为中华民族—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们都不敢这样说，因为这样说就变成你不是学术呵呵（案：老师干笑两声）。我们敢这样说、但我们又学术！（案：讲书院，略）外王事业也可以做，要用学问来教导天下，而不是去做某些事。做事也要做，但像我这样花费太多心力在做事，学问就不够。就很可惜！我现在已经回不去啦，所以说我只好这样做，但我还是会提醒（案：老师低语：「我还是会怠惰。」）
事师无犯无隐
（案：评政治人物，略。）我如果讲错我会反省。你服从、你尊重老师，纵使老师有错……你觉得有错的话—「事父母几谏」—你要很客气的，不能够直接说：「老师你错了（口气强烈）！」不能这样讲。「是不是可以？」「老师，我这样想是不是也可以。」如果是一个清明的老师，马上就说：「你也对，我想错了。」这是老师自己来讲，不是学生说：「老师你错了！」这样不对的。
所以事师是无犯无隐，事君是有犯无隐，事亲是有隐无犯。事亲是「有隐无犯」，「隐」就是隐忍、不可以冒犯，这就「事父母几谏」，所以要冒犯也要「几谏」，你要「隐忍」嘛！事君，你事奉君王、你做政治，是「有犯无隐」—你不要隐藏！你不要委屈，该道理怎么讲怎么讲，所以「犯颜直谏」嘛！为什么？这是国家大事嘛！那「事亲」是家庭事情啊，以情感为主，所以是「有隐无犯」，事君是「有犯无隐」。
「事师」、事奉老师呢？「无犯无隐」！也不可以「犯」、也不可以「隐」！完啦，这很难做啦，对不对？不可以隐，就是你有话可以说，但是你不可以用冒犯君王的方式说，因为这不是国家大事嘛，这是讨论学问，而且老师是予你有恩德、或许老师的见解比你更高你还不懂，所以你不可以「犯」。但是你可以说明，因为「吾爱无师，吾更爱真理」。但不是因为有真理，所以把老师推倒。所以「事师」最难！（案：略。）这也是一种「处智」—在人情中处理事情，以道来处理人事—亲是以情为主，君呢是以义为主，所以一个「仁」、一个「义」嘛，也可以这样说：一个以「情」为主、一个以「理」为主。「事师」呢！情理兼备嘛，所以「无犯无隐」。所以，我以后学生（案：老师说：「我都不把你们当学生看啦，都还是相当尊重你们的。」）所以以后的学生、将来小孩子学生，我就要跟他们说：「你事师要『无犯无隐』。」养成他一种对于真理的的坚持，但对于人情要照顾，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要不然你说我义理对就毫不客气、得理不饶人，这也不和儒家的态度。但是也不可以说：「唉呀，他是我老师，所以不敢跟他说……他虽然错了。」你又不对了，你陷师于不义！（语鸿学姐：「表达的态度，商量、讨论。」老师：「对。」喻仁：「西方人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两个倒过来：「我爱真理，我更爱吾师。」这样更好了！其实，用儒家的话讲、这是《礼记》上的话：「事师无犯无隐。」一句话就讲清楚了，不要那麽萝唆。因为「无隐」就是「我爱真理」嘛！「无犯」就是「吾爱吾师」嘛！也没有更爱、也没有更不爱嘛！同时嘛！所以也可以说是「以恭敬的心来表达你的见解」，就这个意思而已嘛，什麽「吾爱无师，吾更爱真理」那如果吾师不合真理我就反他、我就犯他，这个又不合儒家精神。（喻仁：「西方人就是这样搞的。」）西方人就是二分法嘛，中国人就是能够中和嘛！（案：讨论，略）所以做人很难啊、做学问难啊，为学难、做人更难啊！或是说做人难、为学更难。两个：「为学」、「做人」都不容易，但是也都很容易，诚恳而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