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湘经世学派的领袖陶澍
第四章第三节 近代湖湘经世学派的领袖陶澍
陶澍（1778—1839），字子霖，号云汀，安化县一都小淹人，出生塾师之家。乾隆六十年（1795）进学，嘉庆五年（1800）中举，七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十年授编修。十五年（1810）至二十三年（1818），历任乡试、会试考官、监察御史、给事中等职。二十四年（1819），授川东兵备道，次年即擢山西按察使。道光元年（1821）二月，陶澍进京，道光帝召见三次，钦交三案嘱办，是为受遇大用之始。九月，擢安徽布政使，三年正月升迁巡抚。道光五年（1825），陶澍调任江苏巡抚，创海运，疏河运，漕政面貌顿改。道光十年（1830），诏加陶澍太子少保，升迁两江总督。其时盐政凋敝，于是专心益力，整顿盐务。十九年（1839）六月二日，陶澍病逝于督府，晋赠太子太保，谥“文毅”。
一、为学力主实用
陶澍处于晚清时代，其时社会上的学风与晚明有相似之处，即普遍流于空疏。例如他批评治《易》者“相寻于虚也久矣”（《〈周易实义〉序》）。批评治《诗》者，“后世高谈性命，逃之于空虚，议论日多，而无当于实用，学术之所以不能如古，盖在是也”（《印心石屋诗文集·〈毛诗礼征〉序》）。
正是针对上述流弊，陶澍明确提出以“实学为教授”。陶澍所讲的“实学”是指能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境界和理论水平的学问。掌握了这种“实学”才可以与“古圣贤”之心相通，又可以“应有司之知”；既可以“当于人人之心”，也可以“实行”，并得“实用”。显然，这种实学也就是要求做到“修己治人”。“修己”，就是“修身、齐家”；“治人”，就是“治国、平天下”。这两个方面都是读古圣贤书而致用的表现，即所谓“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
由此可见，陶澍说的“实学”也就是有益于身心世道的有用之学。既然如此，人们学习一些日常有用之学就行了，又何必读经呢？陶澍指出，这是因为“经者，常也，所以纲纪人道之始终，而轨于一世于和平者也。……盖尝论之，古之所谓经者，致治之理也。”（《印心石屋诗文集·沅江县尊经阁记》）经中既然有“致治之理”，那当然是不能不读的，所以他说：“夫即末可以知本，有得于经，则根茂实遂，言中体要，皆经之精液也。无得于经，虽猎取浮华，譬彼行潦之水，朝盈而夕涸耳。”可见陶澍对经的地位是十分推崇的。但是他认为读经本身不是目的，目的还是为了致用。所以他说：“夫国家造就人才，自三年大比，岁科两试之外，又以书院课试辅贡举之不逮，其所望于诸生，岂惟是能为制举之文，遂诩然自足哉？亦将厉之以通经学古，而致诸用也。”（《印心石屋诗文集·〈尊经书院课艺〉序》）
既然经中包含“致治之理”，所以陶澍认为在治经时就应注意把握这个“理”，而不应该走入歧途，即烦琐考证和门户之见。他曾批评清代汉学家的烦琐考据：“汉《易》之复兴，盖无有盛于今日者，然如帝乙高宗性命、德行、百姓等象，一字一卦，支离破碎，反不若（王）弼说之为愈矣。”在陶澍看来，就从整体上对《易》经进行把握和理解来说，清代的汉学家还不如魏晋时期的玄学家王弼。对于说经中的门户之见，陶澍也是排斥不遗余力。他说：“窃以汉人言象数，宋人言义理，不可偏废。无义理，则象数为诞；离象数，则义理为虚。二者交讥。夫说经，期经明而已。士有以是为门户，域于其中，龂龂相攻伐为不可解也。”（《印心石屋诗文集·洪氏〈易通〉序》）所谓“夫说经，期经明而已”与陶澍所说的读经要把握经中所包含的“致治之理”的要求是一致的。目的明确了，门户之见当然就在排除之列。这样，陶澍就从理论上对经世致用作了明确的论述。
二、治学十分注重务实
陶澍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但在其论政、论史或论经的著作中，也透露出某些哲学思想。陶澍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在理气关系上强调理的本体作用。他说：“道即理也，气依理而立，理载气以行，既曰理气，岂有无理之气哉？”（《印心石屋诗文集·〈易学支流〉序》）这表明，陶澍把理看成气的本源。但是，他又强调理气不可分，所谓“岂有无理之气”就说明了这一点。正因为他重视理气的统一，所以能够得出“即实象以求实理”的结论。这段话虽然是讲研究《周易》的方法论，但陶澍提出的“即实象以求实理”，却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正是由于他主张“即实象以求实理”，所以他一生治学、从政都十分重视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
陶澍一生足迹不止“半天下”，所至颇注重调查研究。魏源说他“少负经世志，尤邃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病。典试四川，著《蜀 日记》，西南要害，如指诸掌。”（魏源：《陶文毅公行状》）据陶澍自述，他从十二岁赴试，三十岁以后当官，至五十岁以前，宦游所至之地凡八十有二。“通计此四十年中，于海观其一，于湖观其三。于江、汉，于淮，皆穷源而竟其委。于五岳，则登岱望华，遥揖恒、嵩，惟衡在桑梓，尚未一觏。而于禹贡之九州，则足迹皆已及之，不止于身行万里，半天下矣。”陶澍认为，这种游览、调查，使他“得以耳目所遇，荡涤其心胸”。尽管他自谦，说由于“才识驽钝，迄鲜开通”（《印心石屋诗文集·〈鸿雪因缘图〉记》），但从他所写的一系列关于地理、地势的文章来看，这种实地观察对他的考证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至于陶澍所写的《蜀道形势说》、《荆州形势说》、《襄阳南阳形势说》等文，则完全是他亲自考察的结果。这类文章有个特点，就是不仅述说他自己亲自所见的客观形势，而且往往援古以证今，因此使其分析既有深厚的历史感，又有强烈的现实感。
三、为政力图从实际出发
陶澍是以晚清改革家而称著的。他在施政过程中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是与其办事注重从实际出发分不开的。
陶澍在两江总督任内主持漕运的过程中，突出地反映了其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自元代以来，江南粮食运往北京，主要是经过运河。尽管从元代开始，便有过海运，但历来有一种说法，谓“河运费财，海运费人”，意谓河运虽然费钱，但是比较安全；海运虽然便宜，但风险浪大，有覆舟溺人之险。道光四年（1824）运河被堵塞，河运无法通行，朝廷议论改海运，这时仍有人以“海运费人”为理由进行反对。而陶澍则极力主张海运，他说：“禹之治水所以去害，而利即因之。其于运也，可以海则海，可以河则河，不可以海、不可以河则陆，如‘逾洛’、‘逾沔’是已。后之言运也，无所谓陆，已而又一于河则废海，一于海则废河，此所以相持而不得其通也。”（《印心石屋诗文集·送周希甫太守赴南河工次序》）所谓“相持而不得其通”，正是不善于从实际出发，思想僵化的表现。患这种僵化病的人不懂得，不同的方法或途径，往往是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决无只能其一不能其二的道理。事实上，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就以河运与海运为例，河运虽然很安全，但费财，“丁船经行内河，提溜挽闸，剥浅般坝，与夫押运交兑趱验之费，多不能省。”而海运虽有翻船、盗贼、潮湿、侵蚀等危险，但如果时机把握和各项安全措施得当，也可以“履险如夷”。正因为陶澍等人从海运的特点出发，对招商雇船、筹费兑米、交缷收验乃至程途之经涉、船式之修造、风讯之趋避，均事先立有章程，所以在道光六年（1826）一举动员海船一千五百六十三号，装运额漕正耗米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余石，“自始至终，不溺一人，不损额漕一毬米”（《印心石屋诗文集·〈海运全案〉序》），从而创造了历史上空前的壮举。
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实行的一项重大的改革是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制。所谓“纲盐制”，是由国家划定产销地区，由纲商垄断食盐的购销贩运。这种纲盐制实际上是一种官营制，其目的本来是企图增加国家的税收，而其中两淮盐利最大。但是由于纲商与官府勾结，把持盐政，贪污中饱，以及繁琐的销售环节层层盘剥，更兼私盐猖獗等弊端，以致官盐价格昂贵，导致滞销，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道光十年（1830）陶澍出任两江总督之后，便着手整治盐政。他首先通过深入调查两淮盐务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认识到官盐滞销的根本原因是两条：“一由成本积渐成多，一由借官行私过甚。”正是通过深入的调查，陶澍充分认识到纲盐制的严重弊端，于是下决心采取票盐制。所谓票盐，就是设立局厂收税，无论何人，只要照章纳税，均可领票销盐。这样，就废除了盐业专商，即“纲商”，将官营改为商营，实质上是实行自由贸易制度。票盐制的实施，有效地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陶澍在《办理淮鹾八年比较情形折片》中，用准确的数据，对比了盐政改革前后的情况：自道光元年（1821）至十年（1830），由于实行的是纲盐制，亏欠国库之税款数积至一千九百八十余万。而自道光十一年（1831）至十七年（1837），由于实行了票盐制，淮南、北正杂课款，统计报完银二千四百万四千五百六两六钱二分四厘。
四、近代湖湘经世派的领袖
著名历史学家孟森说过：“嘉、道以还，留心时事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陶）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清史讲义》下册）“巨擘”指大拇指，“以学问为实行”即经世致用，“湖南政治家之巨擘”指陶澍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中主张经世致用的首屈一指的人物，也就是近代湖南经世派的领袖。
近代湖南经世派形成于嘉、道年间，是一个人才众多的群体。他们与陶澍有着密切的关系，或为陶澍的亲友，或为陶澍的幕僚，或为陶澍的下属。往下，我们拟介绍这个学派初起之时若干重要人物，就可以看出陶澍对近代湖南经世致用人才的培养和影响的确是巨大的。
贺长龄、贺熙龄兄弟。陶澍与贺熙龄（1788—1846）为儿女亲家，所以二贺与陶澍之间均以“亲家”相称。陶澍于嘉庆十四年（1809）任国史馆编修时，与贺长龄（1785—1848）为同僚，贺曾参加陶澍组织的消寒诗社活动，后来又参加宣南诗社。嘉庆二十五年（1820），陶澍出任川东兵备道，贺熙龄作文相送。贺氏在文中回顾陶澍在此之前所任官职，都能够做到“敷陈无所隐，听断无所枉”，因此相信他“所以自待其转一世而偕之大道者，固不徒在区区恢张激励之为，而尤有其大本大原之地也”（《寒香馆文钞·送陶云汀观察之任川东序》）。所谓“有其大本大原之地”，也就是经世致用的能力。陶澍在任川东兵备道期间，贺长龄曾致信陶氏，多有所建议。陶氏在回信中对其信的评价很高：“四月二十一日得花太守（咏春）携来一书，情真意挚，语语脚踏实地，可见施行。三年作别，而亲家所诣遂已至此，虽古名贤无以过。自莅任以来，所得友信，惟亲家与乐园（严如熤）、南雅（顾莼）之书，大有资于身心政事，时悬座阳，以当箴铭也。”所谓“语语脚踏实地，可见施行”，正是经世致用之文的特点。“大有资于身心政事”，则说明贺长龄的一些观点很有助陶澍修身、行政，所以他要将其悬于座右，“以当箴铭”。道光五年（1826）五月陶澍由安徽巡抚改任江苏巡抚，与此同时，贺长龄则由广西按察使调江苏布政使。在此期间，他们合作共事，大力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在建议和促成海运一事上取得巨大成功。正是在经世致用这个大目标之下，使陶澍与贺氏兄弟成为亲戚加同志。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小陶澍十五岁。道光五年（1825），陶澍任江苏巡抚，贺长龄任江苏布政使，魏源在贺长龄幕府，三人同处一地，共倡经世实学。魏源受贺氏委托编辑《皇朝经世文篇》，至道光六年编完。这一年，江南实行漕粮海运，魏源与其父魏邦鲁都参与其事，协助陶澍、贺长龄顺利完成任务。其父还因此受奖。道光十二年（1832）两江总督陶澍筹议改革两淮盐法，时任幕僚的魏源积极主张实行票盐：“陶文毅公督两江，以两淮盐法凋敝，思更张。府君（魏源）谓：救敝先其急。议改淮北试行票盐，裁浮费，减盐价，以轻商本。”（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时苏、松频年患潦，魏源认为，救荒不如备荒，备荒莫如急农。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逝世，魏源受陶澍生前委托为撰碑铭行状。对陶澍一生业绩作了准确而崇高的评价，文末魏源自称：“源自弱冠入京师，及来江左，受公知数十载。曾命编次奏稿，并托以身后志状，言犹在耳，后死之责，其曷敢辞？爰代述行事，备史馆采择。”（魏源：《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述》）这表明，陶澍对魏源是竭力提携的。
李星沅（1797—1851），字子湘，号石梧，湖南湘阴人。自幼好学勤读，因其父早逝，家贫，平日留心经世学问。嘉庆二十四年（1819），陶澍赴川东道任时路过益阳，蔡用锡向陶澍推荐时为秀才的李星沅，陶澍与李父有旧，乃“招入幕，语之曰：‘子经世才也，但当多读书耳。’星沅感谢自力，执弟子礼终其身。”（李柏荣：《魏源师友记·李星沅》）从此，李星沅“未第时客陶澍幕中，为掌奏章”，并“习于漕、盐、河诸利弊”（《清史稿·李星沅传》），成为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在陶澍的鼓励和培养下，李星沅才识俱进，终成大器。李星沅发达后，始终对陶澍执弟子礼，对陶氏十分敬重。
黄冕（1795—1870），字服周，号南坡，湖南长沙人。年二十，官两淮盐大使，治淮、扬赈有声。初行海运，巡抚陶澍使赴上海集沙船与议，尽得要领，授江都知县。历元和、上海，署太仓州，擢苏州府同知，晋秩知府，署常州、镇江，有大兴作，大吏悉倚以办。冕仕宦初为陶澍、林则徐所知，晚在籍为骆秉章所倚任，是晚清湖南一位著名的善于经世致用的人物。
汤鹏（1801—1844），字海秋，湖南益阳人。道光三年（1823）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兼军机章京，旋补户部主事，转员外郎，改山东道监察御史。因上言宗室事奉旨处分，罢御史。著《浮邱子》，大抵言军国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开张形势，寻蹑要眇。道光九年（1829），与宣南诗社成员一道参加“江亭饯春”活动。陶澍十分看重汤鹏，曾为其诗集作序，称其诗“沉雄浩荡，往复缠绵，上可以续风人骚人之脉，而下可以包括汉魏唐宋人之所有”。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又字朴存，湘阴人，小陶澍三十三岁。左宗棠出生时，陶澍早已进入官场，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四川乡试副主考。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主讲醴陵的渌江书院。这时的陶澍，已官至两江总督，阅兵江西，乞回乡省墓，路过醴陵。左宗棠应县令之请，为陶澍馆舍题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见对联意境贴切高雅，书法壮丽舒美，“奇之，既询为公（左宗棠）作，乃属知县延见，倾谈竟夕，与订交而别”（罗正钧：《左宗棠年谱》道光十七年条）。左宗棠十分感动，在家书中说：“督部勋望，近日疆臣第一，虚心下士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丙申与周夫人书》）。陶澍与左宗棠“总督布衣之交”，一时传为美谈。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赴京应考未中，返程专门绕道金陵拜访陶澍。陶澍以上宾之礼相待，留住署中，“日使幕友亲故与之相谈论”，并亲自与之多次议论商讨学问道德、国计民生，左宗棠大受教益。又结为儿女亲家，并托左宗棠抚孤。十九年（1839）陶澍病逝，贺熙龄函命左宗棠教其子陶桄。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左宗棠在陶澍老家安化小淹教馆达八年之久。在此期间，他除了教陶澍儿子陶桄读书兼管理陶家田产之外，还充分利用陶家的丰富藏书，广学博览，因而使他的学业大进。胡林翼说：左宗棠“在陶文毅公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启程晴峰制军》）。这说明，左宗棠在陶澍家中奠定了经世致用之学的扎实基础。
光绪九年（1883），左宗棠在两江总督任上曾上奏朝廷，请求在江宁省城合建陶澍、林则徐专祠。左宗棠还为专祠题联：“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卌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明确表明，要以陶澍事业的继承者自许。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嘉庆二十四年（1824），陶澍以给事中擢川东兵备道，离京南下途经益阳，会见益阳名士胡显韶。胡之孙林翼年方八岁，陪同祖父在座。陶澍一见，“惊为伟器，曰：‘吾已得一快婿。’遂以贺夫人所生女字之。行问名礼，公方八岁，夫人五岁，拜于堂上，彬彬有礼。”（梅英杰：《胡文忠年谱》嘉庆二十四年条）道光十年（1830），十八岁的胡林翼与陶澍之女陶静娟结婚。道光十二年（1832），胡林翼与夫人送岳母到金陵。陶澍在公余，辄与胡林翼长谈。“岳丈胸中本极渊博，加以数十年来宦途阅历，上下古今，融会贯通，每及一事，旁证曲引，判断洞中窍要，于男进益，非浅鲜焉。”（胡林翼：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呈父达源公》）陶澍的这种耳提面命，使胡林翼更加注重经世致用之学。
从陶澍对以上诸人的直接影响，即可见其作为近代湖湘经世致用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