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告M者”的关注下生活

这几年，随着许多挡案解密，当事人的忏悔，“告M者”的内情逐渐告白天下。最令人震惊的是许多我们尊敬的作家，也在特定的时间和位置担当了“告M者”。纵观历史，这块土地，似乎与“告M”有缘。

1: 我第一次享受“告M者”的关怀，是在我十三岁的1972年。那年春节，我的一个舅舅从凉山一个农场刑满释放，他在老家一没住房二没工作三没老婆孩子，只好申请继续留在农场劳动，每年可以回老家看望哥哥姐姐。这样，我才得以认识有个舅舅。舅舅在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知识面广，喜欢听他讲故事。休假期满，他又回到农场。我便给他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认识他很高兴，接触时间短却明白了许多道理。

就是这样一封初中学生写给亲舅舅的信，许是那个年代寄给农场的所有信件，须由专门的人拆开看过才行。那个与我毫无关系的人，看了我的信，加了按语，直接退回我读书的学校。正是上课时间，进驻学校的工人宣传队师傅让我不用上课，跟着他去了学校办公室。办公室有讲政治的老师和另一位工人师傅。他们说我写给舅舅的信已经转回学校，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是阶级斗争在学校的具体表现。让我不用上课，从三个根源（家庭根源、社会根源、阶级根源）去深挖自己写信的错误。

对于刚读初二的学生来说，这份检讨书很难写，写了几篇始终不符合他们要求，让我重新写，不合格就不能继续去读书。苦恼中，一天在乐山老公园碰到二中的老同学郭远锋，他是文化名人郭沫若的亲侄子。听了我的情况，直接给我出主意，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于是把我带去图书馆，他母亲在那上班，我们从四川日报到人民日报，从“走资派”检查交待和革命群众的批判文章中，凡是见到最恶毒的文字一律抄下来，填上我的名字，大概抄了二十来张，找个订书机装订成册送去学校，一次过关，第二天便让我回到教室坐位上。

不知现在的农场还有专门拆别人信件的审读员么？

2: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是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但是我们很想读书。学校的图书馆终年锁着不开放，喜欢读书的同学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一天我发现学校图书馆阅览室的窗户没有锁死，便趁无人时爬进去偷了些文学杂志。带回宿舍后不仅自己看，还借给其他同学交换着看。他们的书比我的好，世界名著居多。

有天晚上，学校图书馆又遭劫。先在住校同学中查，一查便查到我枕头下有阅览室的杂志，让我交待偷了多少次，偷的书籍都藏在哪。我说去偷过两次，就是几本杂志。查书的老师始终不相信，又从我身上查不出其他书籍，只好罢了。

事情过去三十多年。有一年我们班开同学会，提起当年偷书的事。同学Yzj告诉我一个当年的大秘密。他当时是我们班的小组长，他住较场坝，我住县街，经常一起上学，都喜欢打篮球，玩得好。他说我是个笨贼，阅览室的窗户就是他们有意不锁的，让我上当从而引开别人的调查视线。那些文学杂志他们看不上，他们拿的全是书库里的精品，基本上把好书搬空了。好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现代版。

学校图书馆失窃后，校方认为我是主犯，却又在我那里找不到那些失窃的精品书，便让他以好朋友的身份去我家。多年后，他说让一个真正的偷书人去调查你这个笨蛋。说起来真的好笑。

我感到庆幸，庆幸的是老同学去了我家后，向派他来秘密侦查的后台老师说了真话，从而消除了对我的怀疑，让我继续求学。虽然说有贼喊抓贼的嫌疑，仍然留下了人性的光辉。

3: 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个大地生烟，空气通畅的时代。各种新思想新战略如雨后春笋。你敢说，报纸上便敢刊登。有几份刚诞生不久的报纸，比如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等，每一期都有几篇振聋发聩的文章，令人心潮澎湃。

我在省级机关政策研究室工作，热心变革。在中央和省级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为市场经济搖旗纳喊的文章。单位主要领导看好我，指定我的处长注意培养我加入组织。

那时的办公室很简陋，一间办公室摆六张桌子，六个人一起办公。机关经费充足，从天到地堆满了订阅的各种报刊杂志，特别是人民大学的报刊复印资料，应有尽有，上面有最新的港台文章还有英美近况。

搞经济研究的人，喜欢把自己的读书心得和对政策的理解说出来，四川话叫摆龙门阵。我爱读书，经常海阔天空。

有一次，办公室只有我和另一位老同志。老同志姓王，原是老昆明，大学毕业后分去吉林工作，有过许多坎坷。他见四下无人，关上门，语重心长告诫我，让我以后不要在办公室公开发表意见，并用手指指他旁边的空椅子，“你每一次说话，他都在旁边认真记录下来。”那人姓罗，从昭通调上来的，支部的什么委员。人朴实，我的第一份申请便是他亲手教我写的。

解放思想，大胆尝试都走过十个年头，电视台激情四射的河殇节目已经播出。我真不敢相信还有人吃饱饭却记着别人的黑账。我多了个心眼。

有一天，趁空椅子去另一个楼层的财务处报账，他那本笔记本正好放在桌上，我起身抓过来翻开，天啊！大半本都是为我记录，时间、地点、听到的有几个人，全是我说的与当时政策相违的观点言论，好话一句无。一把撕了，丢在他办公桌上。

4：一把手难当，做好了是团队合作的好，出了问题全由老大负责。人人都想做老大。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我在一家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刊物当总编辑。那时，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长当过兵，认识我老丈人，对我格外照顾。每当新刊物出版，必然会接到他的电话，说是有人反映，刊物许多文字的处理存在原则性错误，让我注意。类似的反馈多了，始终找不到出处。

人多嘴杂，给我开车的驾驶员小朱信息灵通，有天他告诉我，有几个编辑记者正在一位副总编辑的蛊惑下，四处收集我的材料，其中精彩内容：有酒就醉，有床便睡，偷税漏税。有几位和我比较熟悉的煤老板和水泥厂老板，我曾写过他们的报告文学，他们打电话告诉我，说有人去悄咪咪调查我，特别关心是否收过贿。

我在明处，告密者在暗处，我像菜板上一条鱼。一天，曾经给我担任《云南走向世界》电视专题片财务的杨同志发来一信息，让我不开车，骑自行车去一个当时比较偏僻的西华园，她有要事告诉我。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却如旧时的地下工作者去接头。见面后她很紧张说，有人写信把我告到组织部门，甚至牵涉到她，罗列了许多，让我作好准备。

查了半年多时间，仍然是张白纸，真是八分邮票跑半年。我累了，从内到外不想干了，组织上让我去省里直管的一个财团工作，二话不说便去了。

机关机关，全是玄机关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