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诗歌的影响

佛教其实在两汉之际便已经传入中国，但当时我国的诗歌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和思想水平，强大的排他性，让有着极其顽强生命力的佛教一直都无能为力。然而，魏晋南北朝这个极为动荡不安的时代使士族阶层中本来存在的无常感和虚幻感日益自觉，生活在悲苦无助中的百姓更是必须要找到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于是佛教得到了空前迅猛的发展，而在诗歌领域无穷奥秘的佛学和莫测高深的玄学于是也开始逐渐合流。

东晋支遁精通老庄之说，佛学造诣也很深，他不仅是玄学与佛学合流趋势中的关键人物，而且是佛教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他融玄佛哲理于山水之中，“把佛理引入文学，用文学形式来表现，他有开创之功”。

佛教的般若空观和禅宗禅理不仅在意境、思想上极大地充实了中国诗歌的内蕴，而且在形式上推动了唐以来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三国时期魏人李登虽然编辑出了《声类》韵书，但却以宫、商、角、徵、羽五声区别字音，没有分立韵部。佛教中的“声明论”，即语言学中的音韵学和训诂学，传入我国后，导致了汉语音韵学的兴起，南齐永明时期的沈约等人据此首创“四声八病”说，并著有《四声谱》。从此注意音调和谐的“永明体”开始逐渐形成，而这种新诗体便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

但把声律理论运用于诗歌创作当中，并成为永明诗人代表的却是谢朓。玄言诗的影响，至谢朓消除殆尽，他的作品以山水诗闻名，风格清俊率直、流丽自然、音韵圆美、情景交融，《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便是此类作品中的代表作。谢朓不仅开了一代诗风，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之后的唐代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