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了个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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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篇作文，这可能是高考之后再也没干过的事。

对很多人而言，头脑里装得那些作文章法全是“凤头、猪肚、豹尾”的三段式，其作文水平自然也停留在高考以前的水平。如果不是文学、新闻等专业，大学的文字工作估计只剩下可怜的发说说、写状态之类，比如我就是这样。这样难怪，高考之前的作文训练，让我打小就认为作文是个阻碍我愉快玩耍的魔鬼存在。我曾经相信：“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以为读多了自然也会写好。在中国文人的眼里，也认定“文无定法”，只有“神而明之”，请教那些会作文的人，得到的多是“多写就能写好”、“多留心多观察”的笼统答案。而老师所教，也只是拿出好的范例，让大家参考学习，更坏的，是陷入模板化的泥沼里。关于如何作文，一直以来都缺少一个有力的方法论。

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作文的方法论。《文章作法》的作者夏丐尊也认定“作文没法教”是真理。在夏先生的眼里，文章是内容和形式的集合。内容是否充实，关系到作者本人的经验、智力、修养、情感，而这四点没一项是可以直接传授的。但是如果论及文章的形式，也就是文字的结构，则是可以教授的，因为这是技术，像建筑一样的技术。

如果掌握了这门技术，是否就能写出好作文？当然不是，写好作文颠扑不破的真理永远是“多读、多作、多商量”。但夏先生认为，专一依赖作文的法则固然不中用，但法则究竟能指示人以必由的途径，使人得到正规。就像跟着渔父的儿子学游泳，比之跟着专家学游泳，方法不同，在效果上也相去甚远。而《文章作法》，这本民国时期的中学课本，传递的正是这种技术，这种法则。

《文章作法》相比其它的作文书，真是又传统又深厚。其传统，在于它依循的是不同文体各成一章的套路。其深厚，在于它处处立足于作文的基本功，比如夏老先生把“作者应有的态度”列为第一章，直接干净地指出作文最要紧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真实，二是明确。真实不必说，“明确”就是把话说清楚，不要故意艰深，使人费解。把话说清楚，说则简单，实则难得，谁没犯过堆砌词藻的毛病。记得吴军写完《浪潮之巅》后，读者问他为什么作为一个理科生能把IT史写得如此生动，他也谈起了自己放弃文章的华丽，追求明确简单的文学经历。

为了做到真实、明确。夏老先生指出：一、勿模仿、勿抄袭。因为随人脚跟，必定抑灭了自己的个性，所作的文章就不能完全自由表示自己的意思和情感，也就不真实、不明确了。二、勿漫用成语或典故，要自己造辞。因为表示某个事物最适当的词语只有一个，若错用了，就容易和别的事物混淆，所以才有了推敲的典故。三、注意符号和分段。这点对我而言很重要，尤其是分段。以后我写作文，全是三段到底，看上去非常混乱。分段是为了使文章的意义更加明确，明确得好比一个信息盆地，盆地（段落）中只有最核心的、唯一的一个中心思想，一分段，有了特别提出的意思，文字的强度就强了。

说了作文的基本条件，《文章作法》还论及了作文的基本态度——不要离开读者。因为文章终究是写给人看的（日记则是以自己为读者），离了读者，就可不必要有文章了。为了不离开读者，但凡提笔之前，都应该想六个问题：

为什么要作文-------作文的目的
作文里说什么？--------文章的中心
谁在作文？-------作者的地位，作者以何种资格向人说话
在什么地方作文？---------应采取读者熟悉的环境
在什么时候作文？----------让同时代的人看得懂
怎样作文？--------用什么文体

除此之外，《文章作法》就不同的文体，解释了不同文体撰写的一般法则。举的例子全是中国历史是最名的篇，如《红楼梦》、《水浒》中的章节。每节都有思考题，倘若真去做了，一定有不小的提高。

参加工作之后，愈发感到写作的重要。哲人说过，人是思维的苇草，而文字是人思维最有效的外化。何以见得真知灼见，唯文章而。事实也证明，机关公认最有能力的人都不会少了那些“笔杆子”。

说了那么多，不如好好写作文。牛仔很忙，这本书也是从去年看到昨天。但好歹是开年第一篇，坚持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