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形成新解：三个关键环节与三个关键因素

现代中国是如何形成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常见的研究往往来自革命或者现代化这两个框架内的宏大叙事，起始时间也通常限定在晚清鸦片战争。这些研究对历史大趋势的揭示与解释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容易存在对历史演变的具体动力、机制缺乏透彻洞察的弊端。另外，将现代中国的形成起始时间定为晚清，也不足以完全阐明现代中国的真正源来。

广西师大出版社新出李怀印教授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弥补上述缺憾的努力与成果，令人欣喜。

该书提出，中国的国家转型是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包含着在历史层面和逻辑层面都紧密联系的三个关键环节，即：其一，将中国由明朝所代表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原初型族群国家，经过清朝至1750年代为止的军事征讨和行政整合，再造为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其二、再将中国由一个自居于周边各国之上的疆域国家，重构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其三、将中国由一个军事上和行政上非集中化的国家，经过重建和整合，改造为一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现代国家。

同时，作者还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架构，运用综合视角，聚焦于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因素，强调从三个关键因素的互动过程之中，探寻各个时期国家建构的轨迹。

三个关键环节、三个关键因素，较为全面、客观地再现了中国朝向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轨迹。该书创见颇多，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作者对清朝（尤其是清朝早期与中期）之于现代中国的形成的积极意义的研究。

提起清朝，似乎一般人通常都会给出一些负面的评语，诸如异族入侵、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等。确实，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政权，它取代了汉人建立的明朝。也正是在满清晚期，中国在抵御外来危机时屡屡受挫，接连丧师赔款割地，国际地位江河日下，乃至有亡国灭种之虞。

但能因此就把清朝与现代中国完全割裂开来吗？当然不能。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上述第一个关键环节中，清朝将“中国”的有效治理范围骤然扩大，从明代的两京十三省，延伸至满人、蒙古人、中亚穆斯林、藏人以及其他非汉人所居住的亚洲内陆各个边疆。这奠定了现代中国国家赖以形成的地理的、人口的乃至行政的基础。在第二个关键环节中，国家重建的关键，是通过变法自强，融入世界范围的国家体系。中国作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之制度的和法律的架构的建立，完成于晚清。

而即便是清朝最终覆亡了，但晚清在财政、军事现代化以及政府重构上所取得的一系列突破，开启了20世纪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漫长过程。清初统治者所奠定的疆域，也并未因清朝覆灭而分崩离析。1912年以后的中华民国依然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其疆域在民初与清朝相差无几。由此可见，清朝并非一无是处，反而是现代中国形成的至关重要的、不可忽缺的一环。

当然，该书也有一些在我看来是不足的地方。首先，相对于清朝部分突出的篇幅与创见，该书共产党革命的部分则显得过于简略与浅显。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中译本与英文原著存在差异的原因导致的。幸好这部分可以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另一套名著弥补，那就是杨奎松先生的著作集《革命》（共四部），尤其是第一部《“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让我疑惑的还有，《现代中国的形成》参考文献里列举了杨奎松的其他作品，但恰恰没有《“中间地带”的革命》，不知何故。

其次，该书虽然建立了包括地缘、财政、认同三个关键因素的分析架构，但对具体因素在某个事件或历程当中所起作用的定性，却存在前后不一的描述。例如：“国民革命军能够在北伐中一路取胜，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其无可匹敌的财政实力”（P242），“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是广东国民党部队崛起及其早期北伐成功的关键”（P306），这两种描述看起来就比较矛盾。

最后，还有一些细节上的瑕疵。比如，可能是因为中译本较英文原著做了删节，但中译本没有做好通盘的对应处理。在第一章导论部分，作者称“本书最后一章将展望21世纪，指出中国的国家转型仍面临诸多挑战，强调只有在今后数十年内成功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历时数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才得以完成”（P41）。但该书的最后一章并没有涉及到作者所说的主题，也许中译本的最后一章，并非英文原著的最后一章。

尽管存在着某些不足与瑕疵，但《现代中国的形成》仍然是一部有创见、有新意的中国近现代史专著。尤其是其提出三个关键环节、三个关键因素，洞悉现代中国的形成动力、机制、历程，令人耳目一新，顿开茅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