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百五十一｜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2』

我们继续来聊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精彩的思想观念，虽然这本书相对于学术化语言比较强，但是书中的精彩之处确实挺多，只不过我没办法一一的转述和表述，也估计没多少人会认真花时间去阅读原著，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读完了简单的交代一些心得，供我自己和大家一块儿参考和了解。

只不过这一次我们换一个思路和角度来切入，也就是我们从问题的角度切入这本书，或者是包括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这本书能够给出这样的一个回答，那么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这本书的一些思想的要义。

那么第1个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比方说梁启超在著作当中提到崇尚尚武精神，还有就是提到了他特别认可这个王阳明的学问和大乘佛教的这种进取和严于律己的精神，这是不是跟梁启超与日本契合的文化背景有关系？

那么在作者看来并不见得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崇尚尚武精神啊，并不一定来自于日本的武士道，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也读过这个古代斯巴达的著作，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另外一个，这个王阳明的学问和大成佛教的这种精神，实际上也不一定来自于这个外部的日本的文化背景的一种影响，因为他自己此前就研究过这两方面，那么所以说，他在日本只是说通过武士道和这样的一个更实际周边的这样的生活背景，加强了它原有的一些思想因素。

第2个问题，梁启超在『新民说』当中的思想观点表明，他是一个特别遵从个人主义，尊重个人权利的人吗？

在作者看来并非如此，他所追寻的所有的这种自由独立都只是为了完成一个目的，就是实现国家的独立和自由，那怎么去实现国家的独立和自由，那就从个人的这种独立和自由切入，因此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只是实现国家独立和自由的一种手段而已，而并非他自己本体意义上的个体权利。

其次，在欧洲的社会当中，公民的确有义务去参与这个社会团体的一系列的活动，但同时宪法也保障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它是一种社会的自我，也是一种个人的自我，这两种关系处在一个紧张而又富有张力的过程当中。

但是梁启超的这个个人的自我，他是从克己的角度去理解的，而且这个个人的自我是有一个直接的目的导向就是要为这个国家和社会服务的，而且是以能不能实现这个国家和社会的这种独立或者富强作为一个评判的结果和标准，但是呢，在这个欧洲的这个公民里面，他实现自己的天职，就是这个过程本身，而不是按照最后那个结果来衡量评定的。

第3个问题，我们会经常看到有人把梁启超界定为这种改良派的人物，但是也有的学者说他是革命派的人物，那他到底是改良的呢？还是革命的呢？他的这个思想的倾向到底该如何理解呢？

按照这本书的作者看来，如果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先得回答另外两个问题，另外两个问题是什么呢？第1个就是梁启超对当时的现存的一个政治秩序的一个态度和理解是怎么样子的？另外一个就是梁启超对于中国传统的一个理解和态度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这两个问题它不具有太强的相关性，所以分开论述。

针对第1个小问题，就是当时针对晚清的这个政治秩序，作者认为他既有一种自上而下的改良的思想，也有一种直接革命的思绪，而这两个经常是交织到一块的比方说，他在给康有为的弟子写信的时候就提到就是要革命，但是呢，他又指出来，他说这个革命的这个词儿，它的本意是什么？是国民革命。而不涉及到王朝革命。又比如他写三个爱国主义代表的这种西方传记人物文章的时候呢，前两个人呢代表的是革命的思想，后一个呢又是改良的思想。

针对第2个小问题，就是梁启超对于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态度，那么在这个新民说当中，它确实区分了这个公德与私德批评这个中国这个功德不够，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质疑过，或者说推翻过儒家传统理论系统的那一套为人处事的价值观与行为体系。

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以孝为核心的这一套儒家伦理体系，对于中国社会是理所应当要支持和推崇的。再比如，他有仿照这个曾国藩大儒写日记，自我反省与批评里面就提到了儒家修炼的一些功夫，比方说克己、诚意、主敬等等。

当然他考虑到这个从宗教的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这个社会的进步，以及知识的社区，那么他是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远离一下的，而且呢，就是西方社会也经历过这种宗教世俗化的这样一个历程，那么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会疏远。

但是这种疏远，并不代表他有完全放弃这一套思想系统，他在很多文章当中也强调了，就是宗教力量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比方说维系整个社会统一，给人以希望，你也觉得很多西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有宗教信念推动的人。

因此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梁启超实际上是想在传统的思想资源当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开出一条新的这个价值系统之路，它很难被界定为改良或者说是革命，而是在这两种观念当中构建起一种思想的张力。

第4个问题，在欧美的旅行考察给梁启超思想观念上，带来的哪些突破性的变化？

第1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他抨击和放弃了之前自己坚持卢梭的那一套的自由主义的一套理论，因为你想要达成这种社会的共同的契约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啊，其次就是要求这个国家内部所有人都地位平等不现实，因为他认为领导集团和统治集团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地位。

因此，他拥抱了伯伦知的国家主义理论，这一套理论批评了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批评的点在哪呢？

跟他自己考察访学的点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各洲的这种自治传统是需要很长时间建立起来的，也就是它是需要前提条件的，你没有这个前提条件你是建立不起来。

另外还有一个学者的观点叫做波伦哈克，他说呀就是这个社会不同团体组成，不同团体有它的这个利益，不同利益之间会有冲突，那么国家的职能呢，是超越这些利益冲突，并且对这些利益进行协调平衡分配，那么如果在这个一个具有君主框架之下体制呢，就可以比较好的去扮演这个角色。

但是如果说是民主共和的体制呢，那就很难有这样一个权威的扮演者了，因为大家都是人民，人民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就没有这样一个超越的存在了，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很容易演变成秩序的混乱。

所以第2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他提出了所谓的开明转置的这种说法？开明转置跟野蛮转置是不一样的，野蛮转置是维系着这个君主个人的私利，而这种开明转置是维系着一个客体的公共利益，扮演国家公仆的首长角色。

那么这进一步又推演出了一个所谓国家理性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国家理性的观念，就强调的是一个政府很重要的点就是在维系国家的生存发展与安全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面，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道德，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不重要，只要能够维系这个国家生存发展，而且在这些手段当中，择优选择一个合乎理性的方式就行了。

第5个问题，梁启超对社会革命，尤其是老马的那一套思想怎么看？第一个社会革命的思想当中对土地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在他看来还在当时的中国是没办法去推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由于资本的扩张带来的城市化，从而引起的这个土地的这个地租的增长，才出现了这个土地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土地成了这个生产要素，然后国家将这个生产要素国有化，从而就能实现资本的国有化，但当时中国做不到，没办法推行这么复杂，高密度的讲了一个事儿。

第二，这个阶级分化的事情中西差异挺大，西方社会呢，我们知道这个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家对劳工的一种剥削造成的一种无休止的这种地步，但实际上这个在他看来，西方在没有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贵族与平民之间阶级分化的问题，工业革命只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化。

但是中国不一样，有三个基本的事实，第1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欧洲社会，贵族长期垄断社会的大量的财富，但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当中，贵族没办法去有这个地位和作用去攫取整个的社会的大量财富。

第2个基本事实，就是西方搞这个长子继承制啊，我们中国从汉代以来就是子孙遗产平分这个财富，第3个基本事实就是收税，中国历来一直比西方的轻。

这本书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思想观点，只不过学术化语言太强，有些也不好处理，大家感兴趣就自己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