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一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我离开故乡也已四十多年，但是童年的一切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在脑海里清晰起来，那真是一段让人魂牵梦绕的记忆。

故乡坐落在苏北平原上，明清时期是盐场，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盐商在此经商，并因此带动了当时的经济繁盛一时。听说鼎盛时期光寺院就有180多座，商铺，银楼拥挤地汇集在这座小镇上。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小镇虽败落已久，但整齐的石板街道，鳞次栉比的古建筑，以及每隔不远矗立的一座座石桥依稀可以看到曾经的繁华。我在这个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古镇--小海镇度过了我的童年。

夏日的清晨，母亲坐在窗前梳她的两条及腰长辫子，头发油乌乌的。一个玻璃圆镜放在梳妆台上，母亲略侧着身子，斜歪着头，桃木梳子一上一下熟练地梳着，等头发梳光滑了，两只手麻利地辫起了麻花辫，辫到离发尾两三公分的地方，拿一根五彩丝线的皮筋扎好再开始梳另一边的头发。

这是1975年7月12号，堂屋的广播里一个男中音字正腔圆地播报着：“下面播报新华社人民日报新闻，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一处规模巨大的秦代陶俑坑......”

“这个值得一看，是吧？等对外展出我们去看看吧？”母亲听到这里对不远处抹桌子的父亲说。

“好，消息刚出来，要等一段时间呢。”父亲答道。

梳好辫子，母亲甩了甩头，站起身。她拍了拍身上的衣服，拽拽衣边，将梳子跟圆镜放在了靠窗的位置。

母亲穿着一件淡蓝色白底小碎花的连衣裙，白色的尖领一左一右搭在锁骨的位置，脚穿一双白色细网塑料半高跟凉鞋，看上去清爽利落。她看了看在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听他们说话的我跟姐姐：“昨天不是说早晨要去老街吃鱼汤面吗？再不起你爸上班要来不及了，快起来吧。”

“欧~”我跟姐姐欢呼着跳起来。

老街的鱼汤面是小镇的特色小吃，远近闻名。有人跑老远来品尝，鱼汤能鲜掉眉毛。每天那个面馆人满为患，只卖早市，去迟了就吃不到了。

父亲负责给我穿衣洗漱，母亲给姐姐捯饬。我是比较简单的，红边粉色小花的背心，红色小短裤，粉色塑料凉鞋。我的短发，洗完脸拿梳子就着盆里的水梳利落就行。姐姐爱臭美她时间稍长些，花边褶皱的白色连衣裙，腰里扎一根腰带，蓝色的透明小凉鞋。洗漱完坐在小凳上，由母亲给她扎小辫。一边一个羊角小辫，扎上粉色的蝴蝶结，圆圆的小脑门下一双灵活俏皮的小眼睛很是可爱。一阵忙碌后全家就出发了。

老街离我家十来分钟的距离，离的老远就看见面馆前面拥挤的人群。面馆就开在露天农贸市场的东南角，石桥边上就是。熟人随处可见，父母亲笑着跟他们寒暄着，牵着我跟姐姐走到了面馆前。门口有几张方形的木桌子前坐满了正在吃面的人，还有些人找不到位子或站着或蹲着，有的干脆坐在石桥边的石墩上吃了起来。

母亲带着我跟姐姐守在坐在桌前吃面的人旁等座位，父亲挤进人群去买票。不一会儿母亲就带着我们坐在桌前等父亲了，醉螃蟹钳跟糖醋嫩姜片是标配，白色的小碟一人一份，木质的筷子搭在盘子边上。

父亲一手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过来了，放下后又去端另外两碗。蒜花飘在白白的鱼汤里，面香混合着鱼汤的鲜香，浓香四溢，我跟姐姐拿起早就准备好的筷子立刻开动。真是美味啊，家乡独有的味道。

通常吃完面父亲就会直接去镇上的单位上班，我跟姐姐陪着母亲买点菜带回去。

父亲的单位在老街一座大门圆拱形的石头房子里，离面馆不远，往前走一点拐个弯就到。那个房子门口有五六层石头砌的台阶，迎着街，两扇同样圆拱形的窗户也迎街而立。进门右边有两三间房。左边是个大通间，一个长条大桌在中间，两边放着两排长凳。可能是里面的那堵墙一整面都没开窗的缘故，所以光线不太好。听说这儿原来是教堂，后来洋人走了就给当地政府接管了，成了父亲的单位。

父亲单位是隶属港务局下属的运输公司，终年忙碌不停，每天早出晚归，不过在那个年代效益也是非常的好。

父亲单位一群大老爷们，连会计也是男的，退伍军人比较多，似父亲这样抵职的就他一个。这些同事很多是父亲的发小，彼此了解，关系也非常不错。大家在一起整天说说笑笑的，玩笑开得起了飞。

因为经济效益好了，聚餐就是常事。单位里面放不了几张桌子，就放在门口的街道上，乌泱泱的人热热闹闹的。桌上大盆小盆放满了鸡鸭鱼肉，经过的人直咽口水。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是不小的诱惑，尤其是对小孩子。只要我跟姐姐知道非闹着去不可，每次也都能去成，因为景升叔会来喊。

景升叔是父亲的同事，长他五六岁。长得很瘦，眼睛弯弯的，眼角的皱纹象鱼的尾巴，只要一笑就上扬，很生动。他的习惯性动作就是叼着烟说话，眯着眼睛吸一口烟，粗粗的烟柱从鼻腔里喷出来：“我跟你说二小，明天咱俩一班，咱们早干完早歇。就这么定！”说完，坐在长凳上，两只手撑着凳子，弯着身子，小腿交叠着一晃一晃的。

父亲是老二，熟悉他的人都这么喊他。景升叔特别喜欢跟父亲一起做事，一来投脾气，二来父亲做事不惜力。每次调度把父亲安排给别人了他就不高兴，非得调回来才行，时间久了他们就成了铁杆搭档。有什么好事也互相惦记着。

景升叔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长身体的年纪，老婆跟孩子都是农村的，景升叔的父母也跟着他生活，因为妻子常年生病卧床，家里经济压力还是很大的。

母亲常将家里的杂粮跟他家换米，可以多换些杂粮给他们。尽管景升叔每月薪水很高，架不住家里有个常年看病吃药的病人，还有几张等着吃饭的嘴，他家日子总是过的紧巴巴的。可是不幸偏偏降临在这个风雨飘零的家。

1977年一个秋日的下午，我从学前班下学去父亲单位等他一起回家。那天父亲送我上学时讲，下午单位事少，忙完可以早走，让我放学后去找他。

到了父亲单位后我就感觉气氛不对，有种不详的预感，大人们都在低声地议论着什么。

“我爸呢？”我不安地问。

“在医院。”一个叔叔在跟别人说话的同时回了我一句。

我撒开腿就往医院跑，一边跑一边想：“我爸怎么了？出意外了吗？他怎么去医院了？”

我流着泪慌里慌张地跑到医院。医院门口不见父亲，却围满了父亲的同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在面前晃动。

“我爸呢？”我带着哭腔问。

“里面......怎么哭了？”

我一头钻进去，父亲站在急救室的门口，一起的还有几个平时跟他比较要好的叔叔。

“爸-”看见父亲没事，我轻声唤道。父亲看见我，走了过来，一把抱起了我。

“我没事，不哭，是景升叔从棉花堆上摔下来了，在抢救。”父亲安抚我道。

七几年的时候，盐城大丰那带是全国的棉花基地，所有的棉花生产出来会送到靠近港口的扎花厂，捆成几百斤一个的棉花包，整整齐齐地码在港口的货堆。成片成片的非常壮观，棉花堆非常高，四五层楼的高度应该只少不多吧。运输的时候将大船泊在港口，用机器的传送带一个一个地传送到船上运走。

一般也用不到人工，有机器来运作。但是有的时候棉花包会在传送带运输的过程中卡住，这时候就需要人工去处理。景升叔就是在拉棉花包的过程中，踩塌了松动的棉花堆从高空摔下来的。

听说人摔下来的时候就昏迷了，镇上的医院又耽搁了些时间，救护车是从县里开过来的，在路上来回的时间就有一个多小时。等送到县城的医院，人已经处于弥留状态了。没有遗言，家里人赶到医院看着他断了气。

跟着去县城的人没有不掉泪的，孩子太可怜，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生活立刻陷入了困境。

单位领导跟同事们立刻捐款，所有人当月的工资都不拿了，送给他们家救急。各自回家拿东西，只要生活能用的着都送去。父亲跟母亲包了一大堆生活用品当晚就送去了，还另外给了钱。

单位领导跟港务局的领导对这件事给予了高度重视，最大的那个孩子刚满十七岁，照顾性质安排进了扎花厂工作，每月工作待遇跟景升叔拿的一样。港务局承诺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抚养到十八岁，景升叔的父母由父亲单位每月发生活费一直到老，另外还赔偿了不少钱。

景升叔就这么走了。

老街有一个大集场，这是当地人的称呼，就是个大戏台。大集场春秋季的时候会有文艺团体来表演节目，因为是室内的，所以也时常放电影。都是收费的，门票不贵，一般人都能消费的起。

我四岁那年春天，大集场来了一个杂技团，里面有个变魔术男演员很有意思。

其中有个表演节目叫“惊悚的切割人”，让一个女演员站在一个箱子里，拿着一个个黑色块状的东西一个一个地插进去，感觉好像插进了那个女孩子的身体里。女孩的脸满不在乎地笑着，似乎也不痛苦。这还不算完，插完之后将整个箱子转了个圈，前后左右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众人一片惊呼，我跟姐姐更是瞪圆了眼睛，心想：“这个女孩子必死无疑了。”

转了几圈之后，他又将插入的板一块快取下，一个抬手，女孩子自己走了下来，完好无损。全场又是一片惊叹声。

我追着父亲问怎么回事，父亲笑着说：“这是魔术，是假的，不会伤到人，里面有机关会让人产生错觉。”

“哦，原来还有这样厉害的人”，我心里无比佩服。

紧跟着，那人又在台上比划起来。一个鸡蛋变出一串鸡蛋，然后又全不见了。

台下有人提出上台搜，下面的观众跟着起哄。男演员耸耸肩，一副无奈的样子答应了让那个人上台搜。只见台下那个人一个纵身跳上了舞台，上台后在他身上到处扒拉，愣是没找着一个鸡蛋。抓耳挠腮半天在众人的唏嘘声中跳了下来。男演员又继续表演，鸡蛋又一个一个变出来。

“鸡蛋假的！”演了没多会儿，台下又有人喊。

男演员冲着他招手，于是台上又多了个人。他把鸡蛋交给了质疑者，并递给他一顶礼帽，示意他鸡蛋打碎进帽子。

那人傻傻地敲碎了鸡蛋，礼帽里的鸡蛋液淌了出来。男演员一抬手扣在了那个男青年头上，鸡蛋液淌的到处都是，他无比狼狈逃了下来。台下“轰”地一声，都笑了起来。

男演员又神灵活现地变出了很多鸡蛋。那天看的所有人意犹未尽，个个称奇。

看他这么牛吧，后来被我们镇上香玲子姑姑的女儿给俘虏了，还结了婚。刚结婚的时候没房子，租了我家右边的两间厢房暂居。那次跟母亲去外婆家回去，发现这个神人居然住在家里，那种兴奋无法用言语表达。

姐姐拉着我一个劲地问：“意外吧？开心吧？刚开始我高兴的都睡不着觉。”除了一个劲地点头，我还能做什么呢？

1979年，《小花》在镇上播放，同期播放的还有《尤三姐之死》跟《梁山伯与祝英台》。

因为是几部电影轮流放，连续播半个月，我跟父亲是场场不落。母亲是返城知青，当时已经带姐姐去南京工作了，节假日才会带着姐姐回来小镇，只我跟父亲在小镇生活。也不用做晚饭了，一下学我就去父亲单位等他。他下班后我俩就买两块实心的烧饼，熟食摊上买块猪头肉。猪头肉切片夹在烧饼里，那叫一个香。买上带去电影院一边看一边吃，惬意无比。

小镇的熟食种类很多，每天换着花样造，就冲这我也不愿去南京。有时在影院看睡着了，父亲会背着我往回走，半路有时醒了，就跟父亲聊着天回去。

对我而言，电影的情节并不重要，看电影的感觉跟美食的享受才是第一，出去玩总是比待在家睡觉要吸引我。

老家的粮站有两只大狗，听说不是什么名贵品种，就是用来看护粮仓的。

也许它们感觉自己肩负着神圣使命，又是吃皇粮的，就不太拿老百姓放在眼里。只要陌生人经过就窜出来吓人，小镇人都知道粮站的狗厉害。

我跟母亲去买米的时候远远见过这两个家伙，也许是看母亲长的比较亲善，居然一声没吭，也是奇怪。两根*铁链子套在它们脖子上，很温顺的样子。

“妈，它们咬人吗？”我戒备地问。

“不怕，它们现在不会伤人，晚上关门的时候会放开在院子里看仓库。这两只狗都煽过了，不然会更凶。”粮站的管理员笑着说。

“还有人来偷米啊？”母亲问

“把你赫格哩，经常有人来偷，有狗还要有人看着哩。”管理员一边称米一边说着。

终于有一次，其中一只狗咬了我。

一天父亲单位发了油票，母亲第二天带着我去打油。一只狗居然没有拴链子，远远地趴在地上。

等快出门的时候，我学着狗叫了一声，“喔！”话音刚落，那只没拴的狗就朝着我飞奔过来了，照着我的小腿肚就是一口。

母亲一边拉扯狗一边高声呼唤粮站管理员，闻声

管理员跑了过来，喝退了它。母亲吓得脸色发白，我也惊得一脸懵，不过没伤着，衣服穿的厚。

自那以后很久我跟母亲没再去粮站，采买任务交给了父亲。直到有一天父亲回来说那两只狗被人用药毒死了。

当年的小海镇街头，提起“吖响”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她是被人冠称为吖响的，本人并不叫这个名字。她的姐姐姓单，我想 她应该也是姓单的。“吖响”在苏北方言里的意思就是个不着调，二百五的意思。这个名称怎么来的不知道，但是只要吖响出现的地方总会招来一阵嬉笑跟逗乐的声音。

吖响的短发像杂乱无章的稻草，任何时候都是灰蒙蒙的。衣服也是不分季节，总是又脏又破。有时都深秋了她还穿着单衣单裤。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穿着紫红底黄碎花的旧褂子和黑色的裤子样子。褂子跟裤子已经脏的发亮，裤子膝盖破了个大洞，两边的裤腿也不一样长，参差不齐的挂在细细的腿上，腰上用草绳扎着。黑色的布鞋踩倒了跟，吸踏着。脚底厚厚的泥已经干了，走的急了会掉下一块。

吖响的年纪大约在十八九岁到二十五岁之间，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的时候脖子一扭一扭的，两个肩膀也随着脖子的扭动摇晃着，两只手象鸡爪一样耷拉着。有人喊她时她会笑着应答，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一笑眼睛一翻，惹得街头的人一片哄笑。

有时跟父亲上街会碰见吖响，我会跟父亲说：“爸爸，吖响！吖响！”

父亲会立刻严肃制止，“不要这样，她是个可怜的丫头。”

“别人都这样喊她，”我争辩道。

“那是人家，我们不能那样做，知道了？她很可怜，小时候得了病，父亲抛弃了她们母女三人，母亲本想带着她自杀，没想到上吊的时候她挣脱了，母亲却死了。有个姐姐看不住她，现在她到处流浪.....”父亲轻声告诉了吖响的身世。

从那以后我再见到她有什么好吃的会给她一点。时间久了她看见我会笑着跑过来。

“吃糖吗？吖响？”我递一颗糖给她。

母亲有时会制止，“别把虱子过回来！”

“不要紧，你去，给她个包子。”父亲这样对我说。

吖响在小镇四处游荡，人们也见怪不怪，有时会喊她几声戏谑一番，却不会伤害她。她饿的时候会站在烧饼摊前盯着烧饼看，卖烧饼的会给她一个，她拿着一边吃一边走。

镇上的人似乎有个默契，只要吖响盯着吃的都会给她点，她就这样在街头到处逛也饿不着。到了寒冷的季节，吖响身上会多出御寒的衣服，谁给她的也不知道。

一个深秋的夜晚，我跟父亲在回家的路上看见吖响靠在路边的草堆里睡觉。

“爸爸，是吖响。”我说。

“你怎么睡在这儿？饿吗？”父亲问她。

她舔舔嘴唇，想吃东西的样子。

“跟我走，给你买吃的。”父亲说。

吖响乖乖地爬了起来，跟着我们到了熟食摊。父亲卷了个大肉饼拿给她，“我送你家去，这种天气你会冻死在外面。”

我跟父亲把吖响送去了她姐姐家里。她的姐姐各种感谢，说经常有镇上的人送她回家，可没几天又跑出去了。

“现在天冷了，要看好，别往外跑了。”父亲说。

我去南京上学的时候吖响还在街头日夜闲逛，又过了几年父亲来南京时说，她的姐姐一家移居上海把她带走了。

从此，小海街头再无吖响的踪影。

每年初秋的季节，就会有个糖挑子出现在街头。篾筐里放着做好的麦芽糖，做成*圆饼的样子。薄薄的一大张，一层一层地码在筐里。糖饼之间撒了厚厚的熟面粉不会互相粘连。筐口放一个竹编的簸箕，大小正好卡住筐口。会放两三块糖在簸箕里，白纱布盖着。有人买的时候，用一块带点刀刃方形铁块压住糖，一个小铁锤轻轻一敲，买多少敲多少。也不吆喝，小铁锤在秤盘背面“噹！噹！噹”发出敲击的声响，那独特的声音响起人们就知道是卖麦芽糖的来了。

卖糖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人，瘦瘦黑黑的，有时会戴顶黄色的圆顶宽沿草帽，就是农村常见的那种下地干活遮阳用的帽子。灰白麻布的褂子，黑色宽脚裤，一双解放鞋。一根竹扁担一头一尾压在两个竹筐上。闲着的时候他就抽着烟坐在扁担中间跟周边的小商贩闲聊，通常这样的空闲并不多，每次看见他的时候周围都围满了买糖换糖的孩子。

两个牙膏锡可以换一块糖，就是家里用完的牙膏壳。金属也可以换，什么铜丝啦，铁块啦，废旧破损的铁锅等等他都收。有时他也会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噹！噹！噹！噹！噹！噹！”

有一次他经过我家门前，老远就听见他那独特的敲击声了，我飞奔回家，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可以换糖的废品。于是挤光了茶缸里的牙膏，顺带连母亲买的备用的牙膏也全挤了个干净。换了两块糖吃完一抹嘴就忘了。

第二天清晨，父亲满世界找牙膏，边找边埋怨母亲不准备备用的。

“怎么没备用？我买了三四根放在大斗柜抽屉里，都没了。”母亲分辨道。

要说聪明还是父亲，只见他一转身看向装睡的我：“肯定是她换糖吃了。”

“嗯，象，眼珠直动早醒了。”母亲看着我补充道。

“真是个败家子，我怎么有你这个东西的？”父亲抄起洗碗的小扫帚就过来了。

追的我满床跑也没能逃过一顿揍，唉，为什么总是挨揍呢？

父亲单位往北大约一百米有个澡堂，每年十月中旬的样子会对外放汤。开汤的时候会在门口售票处挂一个小木牌，上面竖着写“今日开汤”，旁边也竖着写“16:30-21:00”.

澡堂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我小时候听舅爷爷跟父母亲闲聊的时候说起过，他的童年父亲就带他去那个澡堂泡澡了。当时老人都快九十岁了，也有泡澡的习惯。

澡堂外面看着不大，青砖砌的围墙约莫一人多高，一个铁栅栏门敞开着。大门迎面三四米远处总是堆着成堆的煤，锅炉就是那个位置。进门左拐不远一个小门，门旁一个收费的小窗口，昏黄的灯光，里面通常坐着两三个人在闲聊。小门门口挂着一个厚厚的棉布帘，拉开门帘进去会有一股温热的气息扑面而来，往里走几步还有一个布帘，穿过这个布帘视野就开阔起来了。再往里是一扇对开门，通常是半开着或者开个小缝，里面还有一个大大的厚门帘。到了里面就比较敞亮了，黄色灯光下的房间暖暖的，沿着墙边一圈都是可以躺下睡觉的炕，中间隔着一个一个的小柜子，柜子里可以放换洗的衣服，柜面象个小桌子，躺着的时候膀子可以搭在上面，也可以放一些吃食。大家或坐或躺，闲散着聊些家常。

里面有人提着摆满各种吃食的篮子走来走去，吃的东西很丰富。有的篮子里是卖水果的，什么紫色红心的细长条萝卜，绿色红心萝卜，苹果，梨子。还有的卖茶食，茶食就比较多了，有发面的糖油饼，很大的一块，松松软软的。有麻花，萝卜丝烧饼，肉包，豆沙包，米团等等。

米团是小镇的特色小吃，糯米做的，豆沙放点荤油蒸熟，蒸熟的米团一个个圆圆白白的，特别诱人。

这样可供人休息的房间有两大间，每间大约四五十平，里外两间连着的。里间再往里就是一个四方形的大浴池了，浴池周边是一米多宽的走道。大家穿着木屐“嗒嗒嗒嗒”地走来走去，身上，脸上挂着水珠，脸色红润润的。

泡一个澡，搓个背，洗完按摩一下，这是每个小镇男人常态的生活内容之一。洗完澡也不立即离开，歪在炕上认识的不认识的，天南地北的说笑，一天的疲惫也就没有了。洗完澡回家饱饱地睡一觉，开始第二天新的生活，入秋后的日子就这么周而复始着。很多小镇的人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一生。

镇上的老人都很长寿，也许跟他们的泡澡习惯分不开吧。

澡堂还在接纳着新一代的小镇人，现在澡堂也对女性开放了，管理者们对场地进行了扩充。我去过几次，跟当年已完全不是一个感觉。

童年在不断成长中远去了，那个稚气顽皮的孩子模样沉淀在了心灵的深处。童年呵，梦里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