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的现代科学之父，他依旧无法改变古老的中国
机会是命运的影子——苏格拉底。
上海，徐家汇地铁站，无数行色匆匆的人群穿梭在繁华与喧嚣交织的城市里，鲜为人知的是，距离地铁站几公里外，便是大明内阁学士徐光启的纪念馆。
夕阳西下，这座古朴的建筑物在人声鼎沸中显得孤寂而清冷，余晖倾泻在馆中央那尊褐青色的铜像上，仿佛诉说着主人的宦海浮沉，以及隐藏于其间的那些引人喟叹的帝国往事……
作为一名江南传统的农家子弟，在大明帝国276年的夜空中，徐光启无疑是最另类的一颗：他身为炎黄子孙，却结识了高鼻深目的异域传教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却毕生致力于数学、历法、水利等方面的研究。时值17世纪的帝国，他所展现出的百科全书式的才华，为这个顽固守旧的王朝带来了最后一缕新潮的风气。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总是那样似曾相识。一个王朝覆灭前，总是诡异地将所有的复兴机会，精准地逐一消亡。
明帝国的覆灭，有太多的原因，今天，且不论后世学者提出的“明末小冰河时代”或“党争、贪腐”等论调，单从徐光启的失意人生而言，这座最后一个由汉人统治的帝国身死国灭，冥冥之中已被上苍注定。
一
历史定格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这一年，距明太祖创立八股科举制，已经有200多年了。
将僵化迂腐的八股文，作为选拨人才的唯一标准，现在看来未免荒唐可笑。但于自幼饱读四书五经的徐光启而言，自然不能免俗。也就在这一年，经历数次乡试失败的他，以秀才的身份，在朋友的推荐下，受聘到广东韶州授课。
这次南下，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明代的广东，曾是沿海通商之地，不乏外籍传教士的身影。潜心教学之余，徐光启努力学习外文，开阔了视野，结识了传教士郭居静，七年后，徐光启赴京参加会试，又与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结成了莫逆之交。
利玛窦本人既是传教士，也是学术达人。他为徐光启带来了代表西方科技的地球仪，自鸣钟等物件，而正是基于这些学术氛围的滋养，徐光启开始展现了他作为科学家的天分与潜力。在无数士子摇头晃脑便道圣门高低的时候，他翻译了古希腊人的著作《几何原本》，在这本书中，准确而形象的译出了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等学术用词，甚至连书名中的几何一词都一直沿用至今。
而400多年后的今天，国内的无数中学生，还在为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而绞尽脑汁，你能想象，徐光启的智慧，何等逆天!
倘若此时，崇尚西学的徐光启能够被当权者认可，并以此为契机，积极的开放海外贸易，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便足以在国内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何来数十年后的明亡清兴？而华夏由此以农耕时代步入工业文明，也绝非臆想。
可惜历史不容假设，当徐光启在案前专心译著的时候，那位二十几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正躺在在深宫的雕花大床上吞云吐雾。金銮殿下，是一帮喋喋不休的酸朽腐儒。
二
等到崇祯这个倒霉天子上位时，除了关外虎视眈眈的后金，又逢上了西北地区罕见的干旱，千里关中近乎颗粒无收，饥民四处流传，各地起义连绵不绝。
其实，早在30多年前，徐光启又一次为大明提供了扭转乾坤的机会。
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江南受灾，徐光启托人传送了马铃薯种到家乡上海来种植，效果极佳，便撰写《甘薯疏》一书，在江南地区普遍种植。
三
马铃薯最初由南向北传播时，因为气候上的差异，留种和藏种成为引种的关键。徐光启总结了生产实践的经验，在其编写的《农政全书》中，介绍了用稻草覆盖草木灰的方法，完美的攻克了这个技术难题，为马铃薯的向北推广提供了理论依据。
历史证明，这堪称是明末的一次杂交水稻实验工程，正是由于徐光启的这次技术革新，为一百多年后增长突飞猛进的人口提供了食物供给，并由此成就了康乾盛世。只此一项，放眼古今，唯有21世纪的农业天才袁隆平，方可与之比肩。
马铃薯这种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的农作物，经过徐光启的传播，与西北干旱少雨的气候环境近乎完美融合，其易成活、产量高、耐储藏的特点已被列为当今世界四大重要的粮食作物。至今，西北地域的定西市，已成为全国马铃薯三大主产区之一，是当地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诡异的是，历史没有给帝国足够的时间，当徐光启引植的甘薯藤蔓还没有爬向关中的黄土地，在一个叫米脂县的地方，聚集了无数饥饿的流民，竖起了不纳粮的大旗。
正是这群人，多年后意气风发的踏入了紫禁城，那一年是甲申年，为首的人，叫李自成。
四
徐光启堪称西洋火器输入中国最积极的组织者和倡导者。
天启年间，徐光启与葡萄牙人合作改良了大炮的铸造技术，引进了炮规、铳尺等先进仪器，使传统火炮的射程精度都有极大的提高。在他的倡导下，朝廷先后购进西洋火炮40多门，这些火炮大多被安置在战事吃紧的关宁防线上，天启七年，宁远守将袁崇焕用这些炮将进犯的后金枭雄努尔哈赤击成重伤，导致其在几个月后郁闷而终。
这一战果，极大的稳固了边防。在徐光启所著的《兵机要决.兵法条格》中，他自信的写道：“当今，兵惫将弱,刀枪剑戟,不能制胜,非火器莫能御敌也. 火器神妙全在于制造精工, 又须练习纯熟,施加如意,百发百中, 斯为有用”。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徐光启的爱徒孙元化担任登莱巡抚，徐光启受命前往主持仿造红夷炮的工作，这一年的年八月，共制造出大中小各型红夷炮400余门，又专门请葡萄牙人担任教官。经过苦心训练，这支受西式训练、以装备红夷炮为主的火器部队已然成为帝国最有力的屏障。
第二年的八月，皇太极率清兵进攻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孙元化奉命前往解围，不料途中，部将孔有德早有叛变之心，暗中鼓动军士发动兵变，将孙元化俘虏，孔有德念在旧情上，虽将孙元化放回，但却带着大量的粮草辎重以及所有火炮投降了后金。从此，明军赖以自卫的火力优势丧失殆尽，后金则完全掌握了战事的主动权。
五
虽经徐光启努力营救，崇祯五年，孙元化依然被下诏处死。第二年，心力交瘁的徐光启撒手人寰，他的身后，是已然千疮百孔的帝国。
十一年后（公元1644年），大明亡。
斯人已去，沧海桑田。但徐光启身上所闪耀的科学精神，在任何时代，都应该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科学精神的根本在于追求真理，而正是因为坚信真理，时代才终将走向光明，直至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