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4青春志

我们先讲一个春秋时期非常有名的刺客刺杀事件。

那就是豫让行刺赵襄子。那个时候春秋已经结束，战国尚未开始。晋国国君的大权，早已旁落到了六个氏室手中。把持晋国大权的氏族大夫是：赵、范、中行（读如杭）、知（智）、魏、韩六家。知氏的家君叫智伯，豫让是智伯的手下。

公元前453年，智伯死了，他死在六大氏室的争权夺利中。起先，是智伯联合赵、魏、韩三家灭了范氏和中行氏。然后，是赵襄子、韩康子和魏桓子联合起来灭了智伯。赵襄子为了解恨，还把智伯的头盖骨刷上油漆做成了酒具。

所以，豫让决心复仇，复仇之路坎坷曲折，艰难而漫长。知氏兵败之后，豫让原本是逃进了山里的。但为了智伯，他又改姓更名，潜入晋阳（今山西太原），假扮成服劳役的犯人，到宫里去粉刷厕所。抹墙的抹子里暗藏着尖刀。只要赵襄子现身，就一刀刺将过去。可惜正要走向厕所的襄子忽然心中一动，发现了形迹可疑的豫让。豫让束手就擒。而且他供认不讳，公开承认“就是要为智伯报仇”。

卫士们围过去拔出了刀，襄子却挥手下令把人放了。他说，这是一个义士啊！智伯死了，并无后代。他的家臣竟然来替他报仇，难得呀！

然而豫让并不甘心，为了再次报仇，他整容了，拔掉了眉毛和胡子，又在身上涂满油漆。他假扮成乞丐去要饭，走到自己家门口，他妻子说：这人的声音咋那么像我丈夫呢？于是豫让又吞火炭把嗓子弄哑。

面目全非的豫让潜伏在赵襄子的必经之路上，准备一搏。赵襄子的车辇也按照原定路线，缓缓过桥而来。但谁都没想到，拉车的马突然惊了。赵襄子一跃而起，灵感让他喊道：一定是豫让，别让他跑了！豫让再次被捕。

赵襄子说：豫让啊豫让！你要报仇，寡人原本是可以理解的。但寡人实在不明白，你先前不也服务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灭了范氏和中行氏，你不替他们报仇，反倒改换门庭化敌为友，自己上门去为智伯服务。同样是主公，你为什么只忠于智伯，不忠于范氏和中行氏？同样是仇家，你为什么只憎恨寡人，不憎恨智伯，还拼死拼活要为他报仇？

豫让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臣为范氏和中行氏服务时，他们把臣当作普通人，臣当然像普通人那样来报答。智伯却把臣看作国士，看作天底下最杰出的人，臣就要像最杰出的人一样报答他。

襄子听了，泪流满面，襄子要让这位令人崇敬的刺客体面地死去。豫让把剑拔出，吃力跳起来，挥剑击斩襄子的衣服。他一边行刺一边哭：老天爷，我终于可以报答智伯了！三剑之后，豫让从容自刎。豫让自杀了，襄子也帮他完成了一桩心愿。

不仅是豫让，还有奉国君晋灵公委派，刺杀忠良赵盾的鉏麑，结果他下不了手，也是自杀。

当然还有赫赫有名的荆轲刺秦。这个情节大家都比较熟悉，就不多说了。

聂政是豫让之后、荆轲之前的刺客。他受严仲子之托刺杀韩相侠累。起初无论严仲子如何请求，给多大的馈赠，聂政都不为所动。明确表示“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不过，士为悦己者容的情，他是领情的。所以当他母亲去世后，即刻找到严仲子，应许其托。他手提三尺之剑，入韩境，进国都，闯相府，上厅堂，在卫士们还没来得及反应时，就一剑刺死了侠累。然后，一声长啸，聂政开始对自己动手。他先是割掉了自己的面皮，又挖掉自己的眼睛，然后剖腹挑出肠子，这才倒地而死。这些动作，他做得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平心静气。聂政，莫非是“冷血杀手”？不，他有情有义。

这就是春秋刺客的情义。

不仅男人，女人也出场了。

没有人知道夏姬长什么样，但她就如同《特洛伊》里的海伦。她们改变世界是通过身边的男人。夏姬确实弄得国无宁日。她嫁到陈国，陈国因她而亡；嫁到楚国，楚国内讧不止。在她五十岁以前，跟她有过性关系的男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身败，就是名裂，甚至死于非命。结果最好的也是英年早逝，没享过几天福。

但夏姬和海伦的待遇很不一样。特洛伊城沦陷后，居民遭到大规模的杀戮和蹂躏，但海伦依旧可以回到斯巴达，回到了丈夫的身边，再次成为人间最美丽的女王。而夏姬被《左传》认定为红颜祸水，说：上天既然把所有的美丽都集中在她身上，那就肯定是要让她干坏事。这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很有代表性。

传言说，夏姬出嫁前就已经有了情人，叫子蛮，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在与夏姬有了性关系后不久，子蛮就去世了。这让夏姬一开始便背上了“克夫”的罪名。子蛮去世后，便嫁给了陈国大夫夏御叔，从此叫“夏姬”。十几年后，夏御叔也撒手人寰。后来，她被陈国国君看中，陈灵公于是“当仁不让”，甚至与他的卿大夫孔宁和仪行父“资源共享”，君臣三人共同成为夏姬的情人。

君臣三人肆无忌惮。一年后，也就是前面一章说到的鉏麑自杀后八年，这三个家伙居然在夏姬的客厅里，嘻嘻哈哈地争论她儿子夏徵舒长得更像他们当中的谁。陈灵公嬉皮笑脸地对仪行父说：徵舒像你。仪行父厚颜无耻地回答：也像君上您。这玩笑开得实在过分，因为夏徵舒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他们的私生子。士可杀不可辱。忍无可忍的夏徵舒，便在陈灵公出门时一箭射死了他。

我们不知道陈灵公被杀后，夏姬是什么态度和心情。我们能知道的是，惹出大祸的孔宁和仪行父逃到了楚国，杀死陈灵公的夏徵舒则自立为君。弑君和篡位，在当时可是滔天大罪。垂涎已久的楚人便有了可乘之机，也有了灭亡陈国的“正当理由”。第二年十月，楚军攻进陈国，杀死夏徵舒。然后搂草打兔子，顺手牵羊把夏姬带了回去。等待夏姬的，将是她无法主宰的命运。幸运的是，她遇到了巫臣。

巫臣

夏姬被带到楚国后，庄王和大夫子反（公子侧）便眼睛发直，都想要她，却被巫臣阻止。巫臣劝阻庄王的说辞是：大王出兵陈国，原本是讨伐有罪；如果占有夏姬，那就是贪恋美色了。庄王只好放弃。

庄王和子反弃权后，夏姬被分配给了襄老，实际上成为襄老儿子的情人。因为八个月后，襄老就战死在疆场。夏姬则似乎没有片刻犹豫，就跟襄老的儿子上了床。

时隔多年人们才发现，巫臣劝阻庄王和子反，其实是自己想要夏姬，而夏姬似乎也钟情于巫臣。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相爱的过程，只知道他俩配合默契，利用国际政治斗争“曲线救国”，终于双双私奔到晋国。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夏姬被许配给襄老的第二年六月，就发生了晋楚之战，交战地点则在郑国。战争中，晋军射死了襄老，又俘虏了楚国的王子。于是巫臣就觉得机会来了。巫臣的办法，是先跟夏姬打招呼：只要你回到郑国，我就娶你。然后又让人从郑国送信给夏姬：只要你回国，就能得到襄老的尸身。夏姬跟襄老，毕竟是法定的夫妻。她要回国收尸，楚庄王不能不批准，何况巫臣也做了工作。夏姬心里也清楚，所谓葬夫只是借口。事成之后，巫臣也不可能再回到楚国。于是夏姬扬言：得不到我丈夫的尸体，就不回楚国。

果然，夏姬一回到郑国，巫臣就跟她秘密结婚。

婚后，夏姬留在了郑国，巫臣却没有马上叛逃。他一直等到楚庄王去世，等到楚共王即位后的第二年，才行动。他利用了出使齐国的机会。只不过走到郑国，他就把任务和礼品都交给副使，自己则带着夏姬远走高飞。他俩原本是想去齐国的。由于齐国刚刚战败，便改变主意去了晋国。这一对情侣在晋国安家落户，巫臣还做了晋国的大夫。当然襄老的尸体和被俘的楚国王子，也被晋国归还了。

他们应该是一见钟情，而且相见恨晚。为了这难得的爱情，从密谋私奔到实施叛逃，他们用了七八年的时间。但是让巫臣和楚国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巫臣叛逃五年后，没能得到夏姬的楚国大夫子反杀光了巫臣的族人，巫臣则说服了晋国与吴国联盟伐楚。

只有夏姬修成正果。尽管与巫臣相爱时，夏姬已五十上下，但好歹等到了真爱。实际上，夏姬成为尤物，原本是上天的安排。能否遇到德义之人，其实由不得自己。她的所作所为，不过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因此一生都在等待和努力。在巫臣之前只遇到渣男，那不是她的错。

跟海伦相比，夏姬有点冤。夏姬备受争议，海伦无限风光，这是为什么？最简单的解释，是人神有别。夏姬是“人之罪”，海伦是“神之过”。

海伦事件的起因是：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和爱情女神阿芙洛狄忒进行天界选美，奖杯是一只苹果，上面刻着“送给最美丽的人”。诸神让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裁决。帕里斯鬼使神差地将苹果给了阿芙洛狄忒，阿芙洛狄忒则把海伦作为奖品给了帕里斯。所以，从偷情到私奔，海伦都没有责任。因为是诸神的想法。这是典型的希腊做派。

夏姬就没有那么好运。中国没有希腊那样的神，更没有谁会为一个女人的选择埋单。甚至按照宗法和礼教，女人就不该选择自己的命运。她要做的，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跟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结婚，然后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如果遇人不淑，只能自认倒霉。如果不幸丧夫，也只能自认倒霉。夏姬，怎么会有人理解有人同情？

本质上来说，这是东西方那个时代文化价值观的差别。希腊的宗教，其实是艺术；希腊的神，则其实是人。神想做的事情，做错的事情，甚至比人还多。希腊的文化价值标准，在《荷马史诗》里的两行诗中已经表达——比所有事情都重要的，一是爱情，二是战争。

而我们的《左传》写的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比所有事情都重要的，一是祭祖，二是打仗。

希腊更看重女人，我们更看重祖宗。但无论希腊还是华夏，战争都是重要的。

在上文说过的夏姬故事中，我们知道楚国和晋国发生了一场战争，史称“邲之战”（邲读如必）。邲之战，晋军是一败涂地的，知罃（读智英）也被楚军俘虏。这时的知罃，是晋国的下军大夫。知罃是晋国大夫荀首的儿子，荀首的采邑叫智（也写作知，是同一个字，都读智），因此荀首被称为智伯或知伯，谥号知庄子。他的接班人，当然代代都称智伯。

知罃

荀首说：抓不到别人的儿子，就要不回自己的儿子。于是便在撤退的途中带领亲兵杀了回去，一箭射死了夏姬的丈夫襄老，又一箭射伤了楚国的王子，把这一死一伤两个人带回晋国。这事给了巫臣一个机会，让他成功地娶到了夏姬。当时巫臣就曾告诉楚庄王，晋国一定会提出交换战俘。果然，鲁成公三年（公元前588年），晋楚两国达成协议：晋国送还楚国王子和襄老尸体，楚人则放知罃回国。

这时，知罃已经做了九年战俘。于是楚王为知罃送行。这时的楚王已经不是庄王，而是年轻的共王。送行时，共王说：恳请先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寡人。

知罃说，第一，如果承蒙贵君上的福佑，我作为战俘，带着这一把朽骨回到祖国，被我国寡德之君军法从事，以振军威，以儆效尤，臣虽死无憾，永垂不朽。第二，如果家父经寡君批准，在宗庙实行家法，戮臣于列祖列宗灵前，臣同样虽死无憾，永垂不朽。第三，如果臣继续担任我国的职务，率领部队，镇守边疆保家卫国。到那个时候，如果不幸与贵军相遇，臣将奋勇当先拼力死战，决不三心二意，左顾右盼。

共王听了，肃然起敬，以最隆重的礼仪送知罃出境。共王甚至感叹说：晋国有这样的战士，我们是无法与之争雄的。

事实上，这样的战俘在春秋时期并不罕见。战俘尚且如此，战士又该是怎样的风采，也就可想而知了。风采，风骨，风度，这就是战士的风采。有风骨就有风采，也有风度。

但如此风度却让人怀疑：这样打仗还叫战争吗？当然还打。只不过，彬彬有礼。至少，春秋的是。

比如晋楚城濮之战。城濮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32年。开战前，楚帅先派使者宣战，话就是这么说的：我国的战士，恳请与贵国的勇士做一次角斗游戏。君上靠在车里观赏就行，下臣愿意奉陪。晋文公则派使者回答说：我国的寡德之君，已经接到了大帅的命令。寡君之所以驻扎在这里，是因为信守当年的诺言，遇到贵军要退避三舍。如此而已，岂敢抵挡贵国的威武之师？不过，既然我国还没有接到贵军停战之令，也只好拜托大夫您转告贵军将士，驾好你们的战车，忠于你们的国事，明天早上见。这可真是先礼后兵，跟球赛差不多。

实际上春秋的战争，更像竞技体育。时间，原则上只有一天。宣战要派使节，国君或统帅不能亲自出面。但使者宣战，却又必须以国君或统帅的名义。态度，当然是客客气气；用词，也都是外交辞令；称谓，则极其讲究。不宣而战，是战国时代才有的，战国是恨不得把对方赶尽杀绝，哪里还有什么礼仪？

礼，比胜负更重要。讲礼仪，就讲规则。第一条，不斩来使。使节无论职位高低，任何时候都神圣不可侵犯。第二，不以阻隘。就是不在险隘的地方阻击敌人，一定得在开阔地带堂堂正正决战。第三，不鼓不成列。就是对方阵势摆好之前，另一方不能击鼓进军。第四，不重伤。就是格斗的时候，不能让同一个人重复受伤。如果对方已经受伤，不管伤在哪里，都不能再来第二下，应该让他回去治疗。第五，不擒二毛。就是不能俘虏花白头发的人，应该让他回去养老。第六，不逐北。就是敌人败退时，不能追。追也可以，五十步为限。所以在春秋，五十步是可以笑一百步的。因为跑五十步就安全了，你跑一百步干什么？

这些规则在战国时期便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因为在战国时期，战争的目的是兼并他国，当然要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大规模不眨眼地杀人，打歼灭战。春秋则相反，战争的目的说得好听，是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说得难听点，也不过争当江湖老大。老大可是要以德服人、以身作则的，事情就不能做得太过分。这样的战争，自然列阵如球赛，宣战如请客，交手如吃饭，格斗如竞技。

春秋和战国，战士也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春秋的是君子，战国的是小人。君子即士人，是贵族；小人即庶人，即平民。如果参加战争，则贵族叫“士”，平民叫“卒”。战士是高贵的、体面的、有尊严的，也是骄傲、自豪和快乐的。而且无论国君、大夫，还是一般的士人，只要上阵，就是战士。因此，一个贵族男子如果不能从军，就是奇耻大辱。相反，平民成为战士，则是极大的荣耀。当然，他们必须表现优异，而且仅限于在农民中选拔。工匠和商贩，是没有资格的。好男才当兵。战争，是贵族的游戏。这就是春秋的观念。

春秋的观念最深入人心的，或者说最基础的还是君臣关系了。

君臣父子，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想当年，年轻的孔丘到齐国找工作，齐景公问他何以治国，孔子的回答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齐景公则点头称是说，是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有粮食，寡人吃得到吗？事实上，君臣父子这四个字，乃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理念、道德规范和制度设计，因此从西周以来，就被着力打造、建立和维护，不容动摇。

当然，秦汉前后，君臣关系是有区别的。西周到春秋，理论上是家臣效忠家君，国臣效忠国君，天下之臣效忠天下共主，即士效忠大夫，大夫效忠诸侯，诸侯效忠天子，逐级效忠。到战国，天子没有了，三级效忠变成两级效忠。但逐级效忠不变，君臣关系也不变。

秦汉以后，诸侯没有了，逐级效忠变成直接效忠。皇帝是唯一的君，其他人从官员到百姓，都是臣。不过，这也要看世道。如果天下大乱，则各为其主。比如东汉末年，就是周瑜效忠孙权，关羽效忠刘备，郭嘉效忠曹操。效忠对象虽不相同，君臣关系仍然是纲。

很显然，在中国古代，君臣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其他关系，也都可以看作君臣，比如父亲是家君，丈夫是夫君。兄弟和朋友看似平等，那是因为上面还有君父。没有君父，大哥便是君。

君臣之道，岂非大义？可惜，它先天不足。

不足在于不平等。君父，毋庸置疑地高于臣子。这可是违背人之天性的，因此得设法弥补。弥补的办法，是用对等来替代平等。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或“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也就是说，君臣父子都有道德上的义务，也都要遵守游戏规则。一旦失礼，很可能代价惨重。

公元前559年，卫献公请两位大夫吃饭。两位大夫依照礼节，衣冠楚楚准时准点来到朝堂，恭恭敬敬地等在那里。然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太阳快下山了卫献公还不露面。最后，才发现他在园子里射雁。而且见了两位大夫，居然不脱皮冠就跟他们说起话来。这是严重的失礼。卫国这两位大夫忍无可忍，便发动兵变把卫献公驱逐出境，十二年后才让他回国。

此事发生时，晋国的国君是晋悼公。悼公问他的乐师师旷：卫国人驱逐了他们的国君，是不是也太过分了？师旷说，恐怕是他们的国君太过分。国君，是祭祀的主持人，也是人民的希望。如果人民失望，那又何必要他？老天爷是爱民如子的。上天为人民立君，难道是让他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

这话说得好，应该喝彩。

可惜，君要仁，父要慈，并没有可操作的制度来监督，也没法监督。他们仁不仁，慈不慈，守不守礼，全靠自觉。相反，君父们的绝对权威，则天然合理，无人质疑，不可动摇。

于是臣子们便只能碰运气，或者看着办。有部分人，就是恪守臣道，但不出卖良心，也不放弃尊严。要杀，随你！要命，拿去！我可以去死，但话要说清。死得不明不白，不干！

还有部分人则是另一种态度，那就是无条件地尽忠。在他看来，受人之托，尚且要忠人之事，何况是君父所托？至于成功与否，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恐怕也是大多数臣子的基本立场。因为不管怎么说，君，总归是一国之主；父，则无疑是一家之主。君主蒙羞，则举国蒙羞；君主蒙难，则举国蒙难。

不仅国内君臣之间是这样的法则，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也是充满君子风度和贵族气息。

弱国未必无外交。相反，正因为弱势，才更要善于运用外交手段；弱国或战败国的使臣，不但要刚柔兼济智勇双全，还更要有君子风度和贵族精神。

公元前541年，郑国都城之内一片恐慌，因为楚国的一位政要即将进城。这位政要是王子围。子围是楚国的令尹。令尹，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最高长官，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大多由王子甚至储君来担任。

子围是来迎亲的。他娶的是郑国大夫公孙段的女儿。楚国的政要来迎娶郑国大夫的女儿，这是天大的好事，为什么要恐慌？因为子围是带着兵来的。

事实上，子围来郑国，主要是进行国事访问，然后参加在郑国境内举行的十一国会议。当时诸侯的会盟有两种：一种叫“乘车之会”，不带兵；一种叫“兵车之会”，带兵。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大会诸侯，约定的就是乘车之会，楚成王却带了兵去，结果宋襄公做了俘虏。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郑国不能不小心谨慎。何况楚国的狼子野心，子围的专横跋扈，尽人皆知。这回他来郑国，谁知道真实目的是什么？谁又能担保他不会因为某件事情不高兴，就在郑国都城之内大动干戈？毕竟，此刻已是春秋晚期，礼坏乐崩，并非所有人都讲君子风度。何况楚人一贯自称蛮夷，原本就不那么恪守周礼。公然称王，就是表现。

郑国虽然在春秋最早期，曾经是唯一的强国，这时却衰落到接近“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楚国则虽然原本“蛮夷之邦”，现在却俨然“超级大国”。这就有如后来的葡萄牙遇到了大英帝国，硬碰硬是不行的。

惹不起躲得起。郑人只好请子围一行住在城外的国宾馆，好吃好喝伺候着。但子围除了访问，还要娶亲。按照当时的婚姻制度，是需要“亲迎”的，也就是新郎亲自到女方家里迎接新娘。亲迎就得进城，所以郑国恐慌。

这时，郑国主持工作的是大政治家子产，子产便派了一位使节去交涉。使节的话，当然说得很客气：敝国的国都实在太狭小，不足以款待令尹大人的随从。敝国唯恐怠慢，因此请允许我们在郊外清理出一片宽敞的地面，权且替代公孙段的祖庙，不知可否？

楚国使节的话，同样客客气气，其实却不容商量。楚使说：承蒙贵国君恩准。我们接到命令，不敢怠慢，立即举行仪式，向列祖列宗禀告，然后才胆敢前来亲迎。如果在荒郊野外举行婚礼，那就等于是把贵国君的恩典扔在草莽之中，非常无礼。恳请大人三思！

郑国的使节则干脆把话说穿：一个国家，弱小不是他的罪过。但如果稀里糊涂地以某大国为靠山，却毫无戒备，那就罪该万死。寡君将公孙之女许配给令尹大人，无非就是想要有个靠山。但是谁又知道，那大国是不是包藏祸心，要打小国的主意呢？我等小人，别的不怕，就怕这样一来，小国被欺负，不仅没了依靠，贵国失信于人，号令天下就不再那么一呼百应了。否则，敝国的国都，就是贵国的宾馆，哪里还会舍不得开放公孙段的祖庙？

这就等于捅破了窗户纸。子围一行，也知道郑国有了防备。借迎亲而灭郑国，是做不到了；而从《左传》的表述看，他们还真有这打算。于是提出不带兵器进城，郑国也表示同意。一场凶险的婚礼，终于有惊无险，化险为夷。

婚礼结束后，子围便去开会。这次十一国会议，是五年前“宋之盟”的继续。那次盟会，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甚至被认为是东周上下两段的一个分界点。起因，是宋国大夫向戎痛感诸侯争霸，战乱不已，因此发起和平倡议。当时的超级大国，主要是晋、楚、齐、秦。向戎跟晋国、楚国私交不错，一说就通。齐国和秦国，也表示支持。诸小国处在夹缝中，早已苦不堪言，更是乐观其成。

于是，公元前546年，以宋为东道国，晋、楚、齐、秦及其同盟国代表，共同签订了和平条约。此后，小国得到的和平安宁，差不多有半个世纪。因此，历史上把这次盟会，称为“弭兵之会”。弭（读如米），停止和消除的意思，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世界和平大会”。

只是在这次弭兵之会上，从歃血为盟（签字）的顺序上，一般都是霸主先签。以往都是晋国先来，但这次楚国不干了，要占上风，晋国则开始让步。原因也很简单，这时的楚国已成为南方强国，北方的晋国则开始走下坡路。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着楚国强悍的立场和强硬的态度。

实际上，所谓“世界和平大会”（弭兵之会），不过是大国的俱乐部。小国除了唯命是从，并没有多少发言权。他们的代表，不要说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就连保住自己的性命，都不容易。

这一次世界大会叫“虢之会”，是五年前弭兵之会的延续。因为会议地点在东虢（故城在今河南省郑州市境内），故名。东虢原本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后来被郑国所灭，变成郑国的属地。因此，楚国令尹子围来开会，便先访问郑国，顺便迎娶郑国大夫公孙段的女儿，这才有了那场“凶险的婚礼”。

宋之盟后，为什么还要有虢之会？

表面上的理由，是重申世界和平；实际上的原因，是楚国要维持霸权，甚至是子围要耀武扬威。所以在会前，楚国代表团便提出不再歃血。因为上次会议是楚人先歃，如果又来一次，则理应让晋国先。如果不歃，则楚国仍是盟主。晋国代表团团长赵武再次让步，整个会议波澜不惊，完全变成了走过场。

大出风头的是子围。

然而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战争爆发了。发动战争的是鲁国的季武子。季武子事先不打招呼，突然袭击了莒国的城市郓（读运），并据为己有，莒人则一状告到了会上。莒国在历史上，是一会儿依附于鲁，一会儿依附于楚的。现在鲁国欺负他，他当然要请楚国做主。楚国以盟主自居，也当然不能不管。何况这事还发生在世界和平大会期间，如果不闻不问，实在说不过去。

于是楚国代表团正式照会晋国：请同意诛杀鲁国首席代表叔孙豹，以谢天下！

晋国，该如何表态？

晋国代表团团长赵武的助理，则趁机向叔孙豹索贿。这位助理派使者前去暗示，只要叔孙豹肯花钱，他可以代为说情。当然，助理的话说得很委婉，他想要一根腰带。叔孙豹断然拒绝。

叔孙豹说，我等参加盟会，是为了保家卫国。国家出了事情，总要有人顶罪。我如果靠贿赂而免于一死，他们无从泄愤，就只能继续进攻鲁国了。这是给国家带来灾祸呀，怎么能算是保卫？何况一个使节，自己国家出了事，花钱去私了，岂非化公为私？我叔孙豹宁愿去死，也不行贿！于是扯下一块绸缎对使者说：我的腰带太窄了，请拿这个回去交差吧！

赵武听说，肃然起敬，于是晋国代表团力保叔孙豹。保住叔孙豹，就是保住一种气节，一种精神。

下面我们讲讲吴国。

吴也是“文明古国”，其始祖是周文王的伯父，号称“吴太伯”。可惜这文明古国在西周和东周，都悄无声息。

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来到了吴国。他就是夏姬最后一任丈夫巫臣。

公元前584年，或前一年，早已成为晋国大夫的巫臣获准出使吴国，见到了吴王寿梦，劝说他与晋国联盟。目的，则是对付楚国。巫臣反楚是必然的。楚国的大夫子重和子反，已经杀光了巫臣的族人。子反杀人，是因为巫臣夺走了夏姬。子重杀人，则因为巫臣曾阻止他得到采邑。

巫臣使吴，是大戏的序幕。

决心复仇的巫臣带去了三十辆战车，还有驾驶员和狙击手。他用这些战车和战士做教练车和教练员，教吴人行军打仗，布阵攻城。又让自己的儿子担任吴国的外交官，与中原各国建立广泛的外交关系。有了军事和外交这两手，吴国开始伐楚。子重和子反则被打得顾首不顾尾，疲于奔命。

吴国崛起了。崛起的吴国成为楚的死敌。公元前537年，楚人联合越国和东夷伐吴。由于防备不足，楚国的一支部队被吴国打败。于是吴王就派蹶由去劳军。这在春秋，原本是贵族的礼仪。楚人却蛮不讲理地把蹶由抓起来。蹶由是吴王的弟弟，吴国的公子。彬彬有礼来劳军，不能款待也就罢了，岂能把他抓起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惯例，也是起码的道德礼仪和游戏规则，岂能如此破坏？

蹶由被带到了刑场。

楚灵王派人问他：你来之前，没占卜吗？

蹶由说：占卜了。吉！

这就奇怪。吉，为什么会成为刀下之鬼？

蹶由说，下臣这次出使贵国，君上如果春风满面和蔼可亲地款待我，我国一定会松一口气。这样一来，敝国就会放松警惕，忘记危险，忽视战备，离亡国也就没几天了。现在君上怒气冲天大发雷霆，不但虐待使臣，还要杀我，我国也就会高度警惕，有备无患。总之，无论君上如何对待使臣，我国都能知道该怎么办。战争也好，和平也好，都有思想准备，当然吉。

楚灵王无话可说，只好不杀蹶由，但也不放。被囚禁十四年后，蹶由才被释放回国。那时楚君也不再是灵王，而是平王。

周人对于鬼神，似乎是也信也不信。跟殷商一样，周人也有祭祀和占卜，而且很重要。但凡国有大事，包括诸侯和大夫有大事，比如打仗、结盟、婚配、立储，都要占卜，也要祭祀。占卜的结果，由史记录在案。当然，史不但敬鬼神，更要管人事。后来，就变成专业历史学家。

总之这些人，都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也是王侯们的智囊团。

周人崇拜的神，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道德高尚则毋庸置疑，或不许质疑。就连那些自然神，也要有贡献和功德。中看不中用的，谁会把他当神？有功有德的神祇们还是周天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这样的鬼神崇拜，难道也能叫宗教，叫信仰？

应该说，中国史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教无信仰。

这就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特点。南北略有差异，北方更主张把鬼神崇拜变成伦理道德，南方则更愿意变成艺术审美。但不要信仰，则南北如一。唯其如此，历史上在汉民族中影响最大的宗教，便是最不像宗教的佛教和道教。佛教讲觉悟，道教讲成仙，也都不是信仰。

可以跟我们相呼应的，是希腊。把宗教变成艺术的希腊人，实质上也是没有信仰的。由此带来的好处，是早早地就建立了人本精神；由此带来的麻烦，则是核心价值观很难恒定。希腊文明终于陨落。希腊的人本精神，以及他们的科学和民主，也要暂时坠入深渊，然后才能通过文艺复兴而得到弘扬。

这个问题，我们同样存在。

我们的人本精神也是早熟的。因此，如何保证观念的恒定和社会的稳定，就煞费了先贤们的苦心。周公他们的办法，是建立了井田、宗法、封建和礼乐四大制度，由此维持了数百年的太平。但从春秋开始，礼坏乐崩。井田制和封建制崩溃，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社会陷入长时间的动荡。于是，从春秋到战国，就成了中华史上异彩纷呈的另一种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