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贫富的朱元璋政权：朝向均平化的社会主义改造
【节选自拙著《朱元璋大传》，小标题是随意加的】
前面我们已经反复说过，朱元璋本人出身于社会最底层，他是深知民间疾苦的，也有志于改善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当然这也是为了其统治的巩固。
朱皇帝曾对群臣们说过：“四民之业，莫劳于农，观其终岁勤劳，少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朕一食一衣，则念稼穑、机杼之勤。尔等居有广厦，乘有肥马，衣有文绣，食有膏梁，当念民劳，大抵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尔等其思佐朕裕民之道，庶几食禄无愧。”【1】
《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也跟贾老夫人这样说起农家的辛劳：“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风里雨里，那有个坐着的空儿，天天都是在那地头子上作歇马凉亭……”
为了让老百姓感受到大明朝廷的恩德，朱元璋一贯是倡导轻徭薄赋的。比如，为了稳定经济残破的北方新平定地区，朱皇帝曾下令免除了当地一到三年的租税，并对贫户饥民等进行了一番赈济。
然而，小恩小惠、加强民生、藏富于民还不是朱皇帝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就像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指出的，中国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而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就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立国之初，对国家原有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即所谓的“土改”，这几乎是历代王朝兴起时的通例。由于长期战乱，大片土地荒芜，人口大幅减少，这就为土改的顺利推行提供了有利条件。
土地与农民问题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借此我们也可以一窥中国历史的真髓。过去，我们的教科书上说，中国的传统社会（即所谓的“封建社会”）是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事实上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起码中国传统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这样的，而当是以小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为主的——也即是以小农所有制为常态，以地主所有制为变态，而且越是大一统王朝就越是这样！ 以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政体（国家）来统驭无数的小自耕农，这正是中国传统（官僚）社会的一大典型特色。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小自耕农不仅是政治角色，也是经济角色：他们通过对国家承担一定的赋役（包括徭役等），来保障国家的经济基础的稳固！
但是，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这一经济基础并不是稳固的，很多小自耕农往往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各种情况尤其是官府剥削而出现破产的情况，从而被迫丧失自己的土地。此时，社会上土地兼并问题相当严重——如此一来，土地所有权就转移到了少数人手中，小自耕农减少，国家渐渐成了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这类地主多半是权贵阶级，往往可以逃避税收）【2】——这样也就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削弱了其君主专制（独裁）、中央集权的政治基础。
国家对于地主（权贵）的征税能力总是有限的，这样一方面国家的收入要减少，另一方面平民的负担却会随之加重，乃至形成一系列恶性循环。最终，社会必然要陷入两极分化和动荡不安的深渊，最终导致改朝换代。 连一代大儒董仲舒也曾就汉武帝中期以后的严峻社会形势上书痛陈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者“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长此下去他们必然“亡逃山林，转为盗贼”，以至最终走上危害国家、与社会为敌的道路。
当然，传统（官僚）社会的恶化乃至崩溃的真正根源，即在于专制制度，由专制所引发的权力的腐败及政府管理的无能，是导致国家经济基础被削弱的主因。但是，包括朱元璋在内的最高统治者对于地主（权贵）阶级的打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的激化。由此可见，社会的均平化、原子化是利于国家稳定的。
其实还不独于此，一般有识见、有魄力的官员也会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比如海瑞在任应天巡抚时曾强制一些大地主（或特权分子）退还部分土地，他的被罢官就与官绅阶级的抵制有直接关系。
正如我们后面将慢慢看到的，也许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办事最果断的皇帝，至少也是其中之一。正因为如此，他对于地主（权贵）阶级的打压是非常成功的，而不像汉光武帝刘秀那样不那么成功【3】，而且刘秀本身也保存了大量开国功臣。
朱元璋曾对群臣们说过 “富民多豪强，故元时，此辈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借着制度上的漏洞，富民往往勾结官府欺压良善。这既是个人经验，也是历史经验，所以朱皇帝才对于富民采取了敌视态度，当然这只是直接触发因素而已。
除了将富户强行迁徙之外，借着几次兴起的大案，朱元璋还故意扩大打击面，将矛头指向那些豪民巨室，比如有名的沈万三家族就是被朱元璋打入“蓝玉案”进行肢解的。因为江南地区富庶，所以这里的大地主也多，故而成为了朱皇帝的重点打击对象；凡被牵连者，多被抄家杀头；搞到最后，以至“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4】。
截止洪武三十年时，户部报告全国有七百亩土地以上的人户共为一万四千余户，其名单送呈朱皇帝御览。为了对这些富户有所压制，明廷还专门采取了类似今天“累进税制”的剥削方式。
本来，明初在江浙、江西等地区实行粮长制度，规定每万石上下的税粮为一个纳税区，由一名粮长管理该纳税区税粮催征输解。这些“粮长”多由当地富户充任，朱元璋的初衷是“以良民治良民”，这样就可以减少官府对农民的盘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就慢慢发现，这些粮长也已经腐化变质，他们不仅将自己的应缴税额分加到众小民头上，而且还巧立各种名目苛敛害民。朱皇帝一怒之下，对那些不法粮长举起了屠刀，其中有一次就将一百六十个粮长一起杀头抄家。
就这样，朱皇帝对于豪宗大族特别是江南豪民进行了长期、反复的打击，其结果是相当沉重而残酷的。方孝孺后来就感慨说：“（朱皇帝）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顷其宗。”
作为传统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如此严厉地打击地主（权贵）豪强，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的！虽然手段偏激了些，但加强社会稳定、遏止土地兼并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不过，这种手段本身是治标不治本的，而且对于私有财产的肆意侵犯也是一个社会不成熟的显著标志！
吴晗在其《朱元璋传》中指责朱元璋背叛了农民，可是实际上朱元璋到底是背叛了谁呢？即使是之前朱元璋尊重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那也是一时的拉拢手段，反而是李自成不知变通。按照顾诚《南明史》中的说法，李自成就是因为没有及时转变对于地主、士绅阶级的打击政策，从而导致了严重的恶果。
朱元璋骨子里是个小农，他有实施小农社会的平均主义理想，而对于地主豪强的打击，就使得阻碍其理想的最大绊脚石被大体清除；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打造一个均平化的社会正是君主专制（独裁）、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在要求——这是至少从商鞅变法以来就确定好的政策！
然而如此一来，也就造成了严重的缺失，正如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所批评的：“如此造成全国皆以小自更耕农为主的庞大之扁平体，由高高在上的皇帝指挥，虽有短期间之平等，而缺乏经济上之组织与结构。”为追求社会稳定而牺牲社会经济效率，长此以往，就注定了这个社会的停滞，尽管停滞的真正主因不是这个，因为平均主义根本无法长久维持。
《明史·后妃传》中还讲到“吴兴富民沈秀（即沈万三）”被朱元璋打压的故事：沈秀拿出巨资襄助了南京城修筑费用的三分之一，他有请求犒赏军队；对于朱元璋而言，一个平民凭借钱财无限扩大其影响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这是对朝廷、官府的挑衅！此风断然不可长，皇权断然不可受到威胁，于是朱元璋发怒道：“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这时马后出来劝谏道：“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之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沈秀保住了性命，但遭到了发配云南的命运。
正像秦朝、汉朝所做的那样，迁徙富户不仅可以抑制社会分化，也可以加强社会控制。除了秦始皇和汉武帝以外，汉高祖刘邦在定都长安后，也曾将齐、楚两地的强宗大族十余万口迁离本土，以填实关中。此举既可以加强京畿地区的经济基础（也可算是装点门面），也可以削弱六国强族在地方上的盘踞势力。对于这种“强本弱末”之术，朱元璋自然也是心领神会，为此他几次大规模迁徙江浙富豪。
比如在吴元年攻下苏州不久，他特“命徙苏渊富民实濠州”；洪武七年，又迁徙江南富民十余万户到凤阳一带屯种；洪武二十四年，又徙天下富民五千余户到南京；洪武三十年，再起取江浙等处四千余户富户填充京师。
到朱棣当政时期，他也看到了此举的利好，故而效法老爹。比如永乐元年（1403）八月，明廷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
当然，稳定并不是一切，而且忽视效率的稳定之中也常常孕育着不稳定的苗子，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总是无法解决的。
【1】《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
【2】可参考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一书，作者指出在关中地区土地兼并现象很少，而在江南地区却非常严重，因为当地拥有科举功名的特权分子极多。
【3】事实上刘秀在建武中期的清查土地和民户的“度田事件”中，引发了部分豪强地主的武装反抗，在成功镇压了这些反抗之后，也部分地达成了土改的目的。
【4】《明史·刑法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