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者的幸与不幸

在非课程非教学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比较感性的人群中，过多地与人们讲道理，尤其是涉及到价值判断方面的道理，大概率地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长期思考过这个问题，直到最近综合了多方面的知识，才认为获得了一些比较明晰的答案：

一是一个人向他人说理，企图以理服人的这个行为，在一些既不懂得思维的乐趣，又缺乏自信的人看来，似乎在向他暗示说理方的智力超过自己。又似乎是自己因为智力和能力的相对低下，因此被对方教训。所以在有些陶瓷心面前，如果你非要说理，最好事先征求对方的意见：现在我们是否能够坐下来，一起来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事情。以强调双方人格上的平等。

鉴于如今物质生活上台阶的人们对于自我价值追求的提升，在一般有着基本自信，且尚能够感受到思维乐趣的那些人面前，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说理更为对方接受，又能给双方带来更多的融洽与乐趣，最好也是要由自己的独白，改变为相互之间的探讨，由双方交替说出自己理解的道理。如果遇到需要自己说理为主的场合，能够做到的话，可以在说理之前美言对方几句。也就是说理首先要讲究方式方法。

二是说理并且把道理说通说透这件事情本身，原是人在精神领域中所能从事的最困难，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因为人们对于世上许多事物的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青菜萝卜各有所爱。除了最基本的普世价值外，张三认为的真理，到了李四那里就成了歪理，反之亦然。

当然世界上大部分事物还是有它固有的是非标准，尤其是那些事实判断，一般在专业人员之间能够获得比较多的共识。但是在价值判断方面，很多是非标准常被人们的个人偏见、喜好、迷信和短视所扭曲。因此只有那些说理高手，才能够通过严密的逻辑与清晰的文字，把那些是非标准上面，如灰尘般遮盖着的偏见、迷信和短视等给清扫干净，并且让科学、艺术和宗教等领域的问题做到“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三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如果世上讲道理不幸成为了一种普遍的风气，那么许多事情将会一是一，二是二，清晰得一竿子到底。人们在竞争中只能凭借自己的实力取胜，这样就没有了碰运气和浑水摸鱼的机会。所以如果讲道理成风，那么对于一些不学无术，习惯投机取巧，不愿吃苦与努力，喜欢唱高调，对自己松垮，对别人则进行道德绑架的人，完全是属于一种龙卷风和泥石流一般的灾难。

四是在感性发达的人群看来，跟许多让人心潮澎湃的煽情和情感挑逗相比，道理和理论因为以事实为依据，以逻辑为准绳，以符合第一性原理以及元规则的价值观为导向，所以往往显得灰暗并沉重，听起来枯燥乏味，有时甚至会有洞穿灵魂，引起让人不舒服的感觉。与之相比，那些闻之慷慨激昂，甜言蜜语的煽情，披着真理内衣的情感挑逗与定向投喂，则可以直接满足他们心理上与情感上的饥渴。

所以如果要满足人们尤其是感性发达群体的心理与情感饥渴，除了说理者需要掌握一定的说理艺术，这些受众们也需要兼通文理，具有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还需要有一些联想加脑筋急转弯的本领。但是这样的要求，似乎有点像“方的圆”那样的荒谬。

另外或许还有我暂时没有想到的五、六、七……

最后纠结的问题是，在我看来，理性仅仅是一种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最有效工具，凡是工具都有它们自身的缺陷。人类的逻辑思维本身也并非天下无敌，比如有着康德的“二律背反”，有着“理发师的头由谁来剃”等悖论。所以对于我来说，说理并非生活的全部，然而在有些爱好理性思考，以知书达礼、明理和说理为天职，只受小众追捧的，追求理性的激情高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海德格尔以及维特根斯坦这样的思想家或者读书人看来，你让他们不说理，少说理的话，则无异于砸了他的饭碗，掘了他家的祖坟。就如王小波所说：“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而且据我理解，通过求理、明理和说理这样的行为，会让爱思想的读书人有一种打通自己精神的任督两脉，一下子活得通畅的感觉。否则的话，他们会因此感到活得实在是憋屈。

在许多深得思维乐趣，对于思想上瘾而不能自拔的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的心目中，求理、明理与说理如同人的一日三餐，已经成为他最基本的心理需求。陷入得浅一点的，也至少跟离不开抖音和快手的直播者相似，说理业已成为他们活着与做人的一部分。

所以王小波在其著名的《知识分子的不幸》一文中又说：“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所谓不理智的时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时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王小波在这段话中所谓的“不理智”，应该是指人类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的大面积蛮不讲理，以及不讲理者对讲理者喊打喊杀甚至付之于行动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