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主题之比较

    《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均为16世纪的作品，《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为中国明代后期戏剧家，《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者为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两人生活的年代大致相同，在两国交往并不密切的当时，可以认为两部作品彼此应没有产生影响。

    《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都表现爱情主题，体现男女主人公对自由爱情的执着追求和对作为阻碍的封建势力的反抗。

    爱情的结局上，《牡丹亭》中，杜丽娘死而复生，与柳梦梅结成了夫妻；《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和罗密欧双双殉情，在维洛那塑起了两人的金像。因此，两部作品的爱情都可算获得了胜利。

    《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表现爱情主题上，成功原因之一在于两者都对前代题材进行继承和改造，使原有的爱情主题包含了更广阔的内容。《牡丹亭》源于明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这个话本中，杜丽娘还魂后，门当户对的婚姻即顺利谛成。而汤显祖则又增加了杜宝与柳梦梅的冲突，令这桩婚姻波折重重，从而突现了封建意识统治的明后期社会这一背景，使爱情主题拥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意义，表现出作者所处时代肯定人的本性和情感的进步思潮。杜丽娘敢于突破封建藩篱，肯定自己的天然的爱情需求，与柳梦梅先在梦中相会，并最终自己作主与之成婚，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反封建、追求个性的胆量和勇气。杜丽娘的父亲杜宝是封建理学的代表人物，他深受“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影响，对私定终身的女儿显出一种蛮横的态度，称死而复活的女儿是妖魔，拒不认女。直至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下诏命他们一家团圆合好方才解决这一冲突。因此可以说，杜丽娘和柳梦梅的婚姻，既是反抗封建传统礼教的，又不得不依靠封建势力得到认可，即柳梦梅的高中状元和皇帝的旨意。

    《罗密欧与朱丽叶》来源于欧洲南部一个较为流行的传说，这个故事被许多作家采用过，只是到了莎士比亚手里才得到真正辉煌的艺术生命。莎士比亚一开始就展现给我们一个家族间互相仇杀的场面，这便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埋下了伏笔。作者生活的时代人文主义正在兴起，然而封建势力仍很强大，封建家族之间互相仇杀的现象严重地破坏着人们的生活，封建时代的禁欲主义阻碍着人们对自由爱情的追求。这一切作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生活的背景使《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了时代的必然结果，从而在思想性，以及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结合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表达爱情上各有特色，反映出作者的深层文化底蕴和艺术风格。《牡丹亭》对爱情的表达是委婉、含蓄的，同时也是富有浪漫色彩的，爱情的进程是缓缓前行的。杜丽娘游园，对着满园春色发出“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予断井颓垣”的感叹，由春景及自身，产生了爱的渴求，及“惊梦”后遇到所爱之人，便开始了不懈地追求：由梦而寻梦，由寻梦不得而死，死后魂又寻梦中人，直至复活与柳梦梅成婚。这一艰难而执着的过程长达四五年之久，充满了人鬼之界的奇瑰色彩。杜丽娘是中国传统的名门闺秀的代表，与柳梦梅的爱情表白又是委婉含蓄的，全篇几乎没有直接表达爱意的地方，两人往往借景抒情，表达爱慕之情，或是称赞对方的相貌才学。杜丽娘还好几次提到“羞人答答的”这几个字。这些正是东方传统文化中不直露胸臆的特点的体现。

    《罗密欧与朱丽叶》对爱情的表达是直率、热烈的，爱情进程是飞速前进的。从罗密欧与朱丽叶相识到死亡，时间仅有四天，节奏急促，烘托出两人恋爱的热烈与真诚。两人吐露爱意是直率的，罗密欧在化装舞会上对朱丽叶一见钟情，马上向她提出接吻的要求；晚上两人阳台相会更是对对方爱慕的无限倾诉，罗密欧要对着月亮起誓，朱丽叶却说，不要对着月亮起誓，因为月亮是变幻无常的，还是对着罗密欧自身起誓，因为那是她的偶像。这种直率和大胆在中国古典戏剧的爱情作品中是难以想像的，它充分体现出欧洲文化的特色。朱丽叶的大胆、直率、活泼是她所在的本土文化熏陶的结果，是“热那亚的海风”吹拂出的。

    由上所述，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受到不同传统文化熏陶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使自己的剧本带上了浓厚的民族色彩，在爱情主题上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牡丹亭》是淡淡的、缠绵的、略带愁怅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浓烈的、直率的、十分明快的。

    总的说来，《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在爱情主题上表现的特征由作者具体生活的时代和作者本人的感受所决定。他们生活的时代都是封建势力强大的时代。尽管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统治中国明代后期的理学在具体内容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在将封建制度和道德观念神圣化，否定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生活包括爱情的渴望追求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禁欲主义和理学统治下，无论欧洲还是中国的封建婚姻制度共同特点都是以经济、政治利益为最高目的，完全排斥爱情。这种建立在门第、权势和财富上的婚姻又向来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形式得以实现的。因而《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矛头共同指向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抨击这种阻碍爱情的势力，为自由的爱情而欢呼，表达了时代的进步的呼声。

    两部作品的不同之处实际也是作者所处的时代精神的另一种体现。汤显祖在启蒙思想萌芽的明代后期，哲学思想上受王学左派泰州学派、进步思想家李贽和从禅宗出发反对程朱理学的紫柏和尚影响很大，因而重视人的自然情性，他曾称他创作《牡丹亭》就是为了表达“至情”，他认为生而不能死，死而不能生者，皆非至情，故《牡丹亭》杜丽娘死而可生，“情”战胜了“理”。同时，他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封建统治极度加强、厂卫特务制森严的时代，他不可能在现实中直接与素不相识的柳梦梅会面和相恋，因而只能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委婉而又浪漫的特点，以梦为两人初会的方式，以皇帝的诏书成全一对恋人。这种委婉、浪漫而又悲凉的基调一方面固然是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正反映出汤显祖欲反封建而又突破不了封建势力的矛盾和痛苦。莎士比亚的时代则是文艺复兴的时代，当时先进思想家们共同的语言是：反对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思想，对人生采取肯定的积极态度，个性的解放，婚姻的自由。莎士比亚的戏剧将这些思想最生动、鲜明、有力地表达出来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洋溢的热情、明快、直率以及对美好未来的乐观主义精神，正如一个新生的阶级在为一个新生的时代而发出的欢呼声，结局双方的和解，罗密欧与朱丽叶长眠在一起，正反映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的爱的理想战胜封建家族仇恨的思想。正是这种时代的精神、乐观的情绪深深的影响，才使得这一悲剧显出明朗的色调。

    《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成功地展现了时代精神，挖掘出了时代、社会意义，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趋势，使作品的爱情主题得以升华，具有了丰富的意蕴，增强了作品的可解读性。对爱情主题民族化的艺术处理方式更加令作品大放异彩。两部剧作都没有一厢情愿地凭空规定人物的结局，而是遵从了所处现实的必然发展结果。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蕴含广阔的内容，这几乎是所有成功作品的特征之一，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世界文学的趋势和要求。正是在这一点上，《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达到中西文学的共通，成为戏剧史上叙述爱情的典范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