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60天《滕文公下 凡十章》6.1

《孟子》学习第60天《滕文公下 凡十章》6.1

原文阅读

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

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字词注释

[1] 陈代：孟子弟子。

[2] 宜若：似乎。小：小节。

[3] 枉：屈。直：伸。寻：八尺。

[4] 旌：用彩色羽毛装饰的旗子。按礼仪，以旌召大夫，以皮冠招虞人。齐景公的做法不合礼节，所以虞人没有来。

[5] 元：脑袋。

[6] 赵简子：晋国的卿。王良：著名的御者。

[7] 贱工：拙劣的工匠。

[8] 掌：专执掌。

[9] 范：规范，法度。

[10] 诡遇：不合规范、法度。

[11] “《诗》云”以下二句：出自《诗·小雅·车攻》。

[12] 贯：通“惯”，习惯。

译文参考

陈代说：“不见诸侯似乎是小事情，现在见一次，大可以称王于天下，小可以称霸诸侯。并且《志》上说：‘弯曲一尺，伸直八尺。’似乎可以尝试一下。”

孟子说：“过去齐景公打猎，用旌旗召集虞人，虞人没到，齐景公便准备杀死他们。有志气的战士不怕葬身山沟，英勇之士不怕掉脑袋。孔子肯定他们什么呢？就是肯定他们对不合礼仪的召唤不接受。如果不等其招呼就前往，那算什么呢？所谓‘弯曲一尺，伸直八尺’，那是从利益角度上讲的。若是从利益上讲，如果弯曲八尺伸直一尺有利可得，也可以去做啰？过去赵简子派王良为他的宠臣奚驾车，整整一天都没有捕获一只鸟。奚回来向赵简子报告说：‘王良真是天下拙劣的车手。’有人把这话告诉王良，王良说：‘那就请再来一次。’强求后奚才同意了，结果一个早上就打到了十只鸟。奚向赵简子复命说：‘王良真是天下最好的车手。’赵简子说：‘我让他专门为你驾车。’告诉王良。王良不答应，说：“我规规矩矩为他驾车，一整天打不到一只鸟；而违背规范驾车，却一个早上捕获十只。《诗》说：‘按照规矩驾车，箭一发出去就能中。’我不习惯为小人驾车，这差事我不能担当。’驾车的尚且羞于和次等的射手合作，即使打得的野兽堆成小山，也不去做。背离原则去依附诸侯，那算什么？而且你错了，自身不正的人是从来不能匡正别人的。”

核心内容解读

这段对话展现了孟子与弟子陈代关于“是否应主动谒见诸侯”的争论，核心围绕“义利之辨”展开，体现了孟子对原则与道德的坚守。

        战国时期，士人常通过主动游说诸侯获取政治地位。陈代受此风气影响，认为孟子拘泥于“小节”，主张通过主动谒见诸侯实现政治理想“大则以王，小则以霸”。陈代引用《志》书中的“枉尺而直寻”（弯曲一尺可伸八尺），试图以“小让步换大利益”说服孟子。这一观点反映了当时部分士人实用主义的策略，遵循“枉尺直寻”的功利逻辑，即通过暂时屈从权贵换取长远利益。但是，-孟子指出“枉尺直寻”本质是“以利言也”，若仅以利益衡量，则可能陷入“枉寻直尺”（弯曲八尺换一尺）的荒谬逻辑，最终丧失道德底线。孟子反对以利益为导向的行为，强调道德原则的不可妥协性。他通过两个历史典故，齐景公召虞人和王良为嬖奚驾车，论证了“守道”的重要性。

        孟子通过齐景公召虞人事件说明要坚守礼法与原则。齐景公以不合礼制的旌旗召唤管理猎场的虞人，虞人宁死不从。孔子称赞其“非其招不往”，孟子借此强调士人应像虞人一样，拒绝不合礼法的召唤，维护尊严与原则。如果士人主动谒见诸侯，如同虞人接受非礼之召，违背了“士”的独立性，沦为权贵的附庸。

        孟子通过王良驾车之例批判不守规则的功利主义。王良拒绝为宠臣嬖奚驾车，因对方要求“诡遇”，即不守规则驾车，以多获猎物。孟子以此说明，正直之人不屑通过违背原则的手段获取利益，否则“虽得丘陵之兽，弗为也”。

      孟子通过虞人和王良的例子，塑造了士人“宁死不辱节”的形象。这种独立人格要求士人在乱世中保持对礼法和道义的忠诚，而非随波逐流。

        孟子总结：“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若士人为利益屈己，则失去矫正他人、推行正道的能力。这一观点体现了儒家“修身以正人”的核心逻辑，强调道德主体性是政治实践的前提，道德主体性是不可妥协的。

      这段对话中反映出义利之辨的深化。孟子将“义”置于“利”之上，认为功利计算会腐蚀道德根基。他并非否定政治实践，但主张通过“待其招”等待礼法认可的召唤来实现理想，而非主动屈从权贵。

      孟子通过这段对话，揭示了儒家在政治参与中的道德底线：真正的“大利益”须以坚守原则为前提，任何对道的“枉曲”都将导致道德与政治的双重失败。这一思想不仅是对战国功利风气的批判，也为后世士人确立了“以道事君”的行为准则。“枉尺直寻”成为后世讨论“原则与变通”的经典案例。如范晔《后汉书》批评“盈欲亏志”，梁启超亦指出此类功利行为背离“豪杰”精神。孟子的立场也为儒家“重义轻利”传统提供了理论基础。

背景知识介绍

古代中国是一个“天下国家”（节选）（三）

天下国家是如何衰落的

        唐朝是天下国家体系的巅峰，从此以后，这个体系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以至于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不但不具有天下体系的包容性，反而陷入了封闭和僵化的状态。这背后的原因有两个：在文化上，明清时期的中国文化失去了开放和包容的气度，转而走向封闭和保守。这种现象起源于宋朝。在政治上，明清时期皇权过于强大，导致社会陷入僵化，失去了应对变化的弹性，这种现象起源于元朝。

我们先说文化。明清时期的官方哲学是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是一套极其严密的思想体系。它有两个核心观念，一个叫做“天理”，也就是万事万物的终极依据。无论是自然界的四季交替，还是人世间的君臣父子，归根结底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道理，这个道理就叫做“天理”。我们今天还在说的“天理良心”、“伤天害理”等等，其实都是程朱理学在语言上的遗留。

另一个观念叫做“道统”。理学家们相信，中国的学问就是汉人的学问，这种学问的核心叫做“道”，这个道从上古时期的尧舜开始，代代相传，这种代代相传的传统就叫做“道统”。“道统”是区分汉人和少数民族的主要标准。

程朱理学的这两个核心观念，刚好反映了它的两个特征。“天理”反映了它的“严密性”。如果把程朱理学比作一张覆盖一切的大网，万事万物都是这张网上的网眼，也就是“目”；“天理”就是提网的网绳，也就是“纲”。纲举目张，整个社会都被“天理”规定好了，你按天理的规定去做就行了，社会也就失去了弹性。

“道统”反映的是程朱理学的“保守性”。儒家学者发明“道统”这个词，是为了强调汉人文化的独特性，用汉人的文化去对抗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的风格从此就从开放恢弘，变为内向保守。

程朱理学是在宋代形成的。宋代并不是一个天下国家，它只是东亚大陆上多国体系中的一员。和宋朝并立的辽、金、西夏等国，都对宋朝虎视眈眈。宋朝在这种压力下，失去了唐朝那样的自信，转而强调汉族文化的特殊性，希望能把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区分开来。于是他们对中国文化重新进行“提纯”，程朱理学就是提纯以后的产物。这意味着中国文化从石墨变成了金刚石，虽然看上去更加纯粹和严密，但也失去了吸收和容纳外来文化的空间。

这种文化上的保守导致了对外关系上的封闭。16世纪以后，明朝开始实行海禁，不再鼓励海外贸易和移民，使中国开始落后于全球化的大潮。明清两朝，中国在对外科技交流上逐渐滞后，对于进入中国的外来文化，也无法像唐朝那样，对其加以吸收和转化，最终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

再来说政治。明清时期，中国政治开始向皇权专制的方向发展。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打破了皇权与文官系统之间的平衡，官僚系统完全成为皇权的附庸和奴仆。明朝还设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关，为皇权服务。宦官当权在汉朝和唐朝都曾经出现过，但只有在明朝，宦官才作为皇帝的代表，拥有了随时随地监视官员的权力。

明朝还设立了“廷杖”制度，大臣们如果在朝堂上惹怒了皇帝，就可能当场受刑，甚至被活活打死。在以前的朝代，皇帝和大臣之间还保持着相互的尊重，但在明朝，官僚系统很难对强大的皇权形成制衡。

明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后来又被清朝所继承。清朝以八旗武装力量为政权的基础，本质上是一个靠武力控制维持的政权。

清朝的权力核心，先是内阁，然后是军机处。基本结构都是皇帝自己掌握大权，加上一两位亲王作为帮手，再配合几位大臣，就组成了君主决策的中心。这个中心决定的事情，会直接交给政府各部门去执行，政府部门没有反驳的权力。汉代有廷议制约皇权，唐代有三省制制约皇权，这些制度在清代就完全消失了。

在作者看来，中国陷入皇权专制是因为元朝造成的恶劣影响。元朝是一个征服者建立的王朝，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等级之分。统治者对于人民，主要采取武力控制的方针。元朝也曾经实行科举制度，但录取的人数相比宋朝大为减少，导致汉人儒生无法承担起社会精英的功能，中国传统王朝中皇权与文官体系之间的相互制衡被打破了。

政治上的专制扼杀了社会的活力。明清时期的文人士大夫逐渐成为皇权的附庸，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创造力。甚至中国的艺术，在清代也只能墨守成规，比如清代的绘画几乎都是模仿过去的作品，而缺乏原创性。清朝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小说和京剧，而这些基本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创作的作品，而与士大夫阶层无缘。一个僵化的社会在面对外部世界的冲击之时，无法做出有效的反应。清朝的士大夫面对西方的先进科技，第一反应不是主动学习，而是盲目排斥。能够放下姿态，主动向西方学习的只是凤毛麟角。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封闭和落后。

文化上的封闭和政治上的专制，都导致中国失去了天下国家的桂冠，以至于近代中国在面对西方入侵之际，失去了及时反应的能力。在西方的压力之下，天下国家成为了历史。现代中国已经是一个具有明确边界的国家，我们可以在地图上清晰地看到我们的国界，国界上也竖立了明确的界碑。而且当我们说到中国文化的时候，也更多关注它的特殊性，而不是普世性。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文化”，而不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

（完）

参考资料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许倬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得到”听书卞恒沁解读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