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观照与故乡情怀 ——读虞宵《越人城记》

美学上有距离产生美一说，亦即所谓的审美距离说。文化上也一样。本地人说起本地的好来，往往像民科，虽大言炎炎，然每不能切中肯綮，为人所尊信，倒是外来者，久居斯地，由于存在一个原有的文化参照，对照比较之下，说起斯地文化，最易发现和发掘其相对优势以及绝对美好的部分。今人如黄树森先生，微名楚骚客，以志不忘为楚人，然毕生致力弘扬岭南文化，虽年逾八十，仍灼见逼人。近人汪兆铨，汪精卫之兄，虽占籍番禺，亦不忘故乡山阴（今绍兴），特编《山阴汪氏谱表》，然更倾情倾力于表彰弘扬岭南文化，编纂《番禺县续志》，辑录《广州城残砖录》，撰述《广州新出土隋碑三种考》等，尤其表彰粤人遗民精神，编纂《元广东遗民录》，开启岭南文化精神新篇章，并以身践履，坚为遗民，最具风范。其师陈澧，最为一代巨儒，虽时署江宁郡望，亦最为表彰岭南；其特著《广州音说》发凡粤调，称“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即可见一斑。平生著述百余种，最足表征岭南。凡此皆久居岭南者，即如赣人汤显祖，虽初履粤地，即纵情歌唱，所撰《广城二首》：“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一空以山水形胜言气脉之惯例，而代之以喧腾之万井与千帆并泊之珠江，最为灼见，堪称历史上咏广州之最佳篇章。

有鉴于此，当我读到虞宵的《越人城记》（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不禁眼前一亮，心有戚戚焉。虞宵祖籍浙江，诚可称为越人。入粤之祖，官至礼部侍郎，相当于今日文化部副部长，这一文化基因，更强化了其越人记忆，虽然后来占籍粤北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混入壮族血统。然而，岭南与江南曾同为百越之地，史书上也屡有“粤越一也”的表述，虞宵也正以“百越”弥系其越地的精神追寻与粤地的现实感怀。因为有越人精神形成的相对距离感与观照，虞宵的粤地城记便有一种在在的新奇感。

在《三城散记》中，她写她读大学和兄嫂母亲生活的广州，只是以十分质朴的散文的语言，却最为传神地写出了广州人的性格和生活特征，远胜过那些长篇大论的论证。如说广州的吃是：“满街美食牵住人们的味蕾和胃，也是人们毕生最执着的追求。那些弥漫在街头巷尾里隐藏的和味牛杂、手磨芝麻糊、双皮奶姜撞奶、莲子雪耳炖雪梨、竹升面虾子馄饨，别有一番滋味，是这座城市最暖心暖胃的诱惑。”如写广州人的淡定是：“人们生于斯，更爱斯，不喜与人争端，既来之则忍之，甚少恶语相向，怒目而视。实在话不投机，大不了闪开，躲到一边，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井水不犯河水，各自精彩。”如写广州人的包容是：“这里自古就接纳、收留来来往往的移民、流民。大官也好，贫民也好，来了就住下，要走也不强留，各安天命。……碰到外乡人有误解，有疏离，他们一笑置之，当中，有妥协，也有坚守。”这是笔者从事岭南文化研究十数年来所见的最精彩的文字之一。

她写深圳这个移民城市，也正是着眼移民者“入乡随俗”而成的特有的性格与生活特质，在说完了几个身份性格各异的女性移民的故事后揭示道：“她们性格各异，却无一例外地热爱生活，热爱这座城市，以一名深圳人为荣。她们凭着潜力、勤劳、聪明、折腾，加上一点蛮，一点犟，一点横，一点烈，再加上中国女人特有的温良恭俭和男人般的埋头苦干，让这座城市闪烁着不一样的光芒。” 真是精彩而深刻。其长篇的《发廊简史》，以及写出租屋生活的《生死遗忘》和大排档记忆的《大城小食》，角度之妙，体察之深，也是出类拔萃的。

写罢后来长期居停的广州、深圳，再回过头写少时的故乡时，虞宵重头的篇章竟是《头牲简史》——头牲即牲畜；在乡间是仅次于耕种的生活乃至生命的寄托，特别是在集体经济年代，更是不用心的耕种之外，农家最倾力倾情的对象。即便在小县城之中，家家亦设法喂养各种禽畜乃至鱼。同时，头牲在山区小县城里，也常常充作儿童的宠物和玩伴——这是多么别开生面的写法呀！

由于身怀一种特有的他乡关照与故乡情怀，除了越地城记，笔触及于外乡外国，无往不有一种亲切的记叙。“扶桑之桑”，引发种种汉和的比类联想；“大阪的城”与“东京的东”以及“京都的都”，即便从标题上你已经可以感觉到其妙趣所在了，其实在作者的笔下，仿如久远的故乡。回到国内，更是如此。如说：“江南水乡与岭南水乡各自各精彩。只是江南的更显文雅一些，岭南的则多了一些潮热生猛。”——“在西塘，配上昆曲，如在荔枝湾，配上粤剧。”

行文至此，甚觉虞宵之文有一种奇气，而其人更有一种奇气。比如说，她不仅喜欢喝酒，也还喜欢陪酒，而且从小就陪嗜酒如命的父亲的酒——自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才是对酒最好的诠释和尊重。多么雅的自我解释呀！更显奇气的是，小时候天天缠着父母买沙袋练拳击，买剑练技击，不可得则自缝沙袋，削木为剑，同样拳打脚踢，左劈右击，俨然女侠。大约有此奇气，始有后来的奇文，这正是优秀的散文难得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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