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我们需要圣家堂竣工，还是需要它永无完工之日

高迪知道，他不可能见到圣家堂彻底完工；但现在负责圣家堂工程的设计师霍尔迪宣布，圣家堂最终完工的日期定在2026年。单从这点看来，他比高迪不幸多了。

那些始终关注着巴塞罗那的媒体、建筑系学生和游客可能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巴塞罗那历史上最宏大，最漫长的“行为艺术”终于要结束了。

大约在过去的2-3年里，我很少约旅行撰稿人写巴塞罗那的稿子，即使他已经熟谙《Travel＋Leisure》的风格和叙述方式。他们似乎永远无法将精力完全集中到美食、夜店、沙滩以及稍远一点的乡野。他们的思维和笔锋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高迪拉扯过去了。这便是旅人不自知的虚弱一面，如果不是提前下决心啃了历史或者建筑的大部头，他们便会轻易地让流行成为强大，甚至城市的唯一。

如果我不提圣家堂，不提米拉之家，不提巴特罗公寓，别人怎么相信我去了巴塞罗那？

所以有段时间，我有点讨厌这个强大的高迪（请想象一下观看摆在面前的几十篇稿子都在泛泛而谈高迪时的感觉）。他就像是巴塞罗那天空中即使阳光漫天也晒不散的庞大云朵，永远笼着自己的领地，用自己的伟大将他人的寻常对比得更加渺小。高迪是大多数游客到访巴塞罗那的第一理由，但他的突出，也有可能成为不求甚解的游客进一步了解巴塞罗那的最大障碍。

就算巴塞罗那遍地珍珠，人们什么时候才能从高迪的身上分出更多的目光，看看这座城市？

那个时代成就了高迪。国王的一只诏令拉开了重塑巴塞罗那的序幕。贵族和富商们掷下黄金如同撒盐一般疯狂。政令创造巨大的欲望，进而塑造了整个社会与文化的取向。建筑学迅速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课程，贵族们以热衷讨论各种建筑流派与风格为时髦；学校巴不得将建筑课程列为所有孩子的必修课；至于平民，似乎看到了一条狂热的、金光灿灿的跻身上流社会的阶梯。整整一代人身陷癫狂，其中也包括这个生于雷乌斯，锅炉工和家庭主妇的古怪小儿子。

热情有热情的好处。在众多豪族凭借着府邸互相攀比的游戏中，任何大胆的创意和风格，在经过游说和争论之后，都有实现的可能。否则，这个沉默寡言，连毕业作品都被评价为“不知是天才还是疯子”的年轻人，注定会被淹没在金钱、成规和冷嘲热讽中。但那个时代刚刚好的妙处是，轰然的热情和不变的人性相互作用，给稳固僵化了很久的审美体系撕开了缝隙，让新鲜的人和创意相遇，比如让高迪遇见了古埃尔。

回头看来，古埃尔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信誉和金钱为高迪搭建了一个广阔的乌托邦和试验场，让他曾经只能在少时日记里表达的“只有疯子才会去描绘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 的理念成为一栋又一栋建筑的基石。古埃尔认同“天才就是疯子”，所以他原谅高迪沉默寡言，容忍高迪不修边幅，接受他只说加泰罗尼亚语，他甚至不习惯对高迪说“不”，只是在近乎疯狂地欣赏之后，为高迪开出一张又一张没有限额的支票。投桃报李，高迪让他与古埃尔合作的大部分住宅、墓地和公园等等几乎都成功地成为了上流社会的谈资。古埃尔迅速因为“发掘建筑天才”声名日盛，高迪也陆续拿到了对他很重要的几分订单，包括日后位列大小优劣旅行指南热门之地的巴特罗公寓和米拉之家。当然，这些豪族们在发出邀约的时候，其实还不太了解高迪的执拗以及对预算毫无概念的作派不甚了解。据说邀约高迪建造米拉之家的Pere Mila先生，单是看到高迪迟迟交上来的草图，只是粗粗预估了一下造价就呼吸困难，差点昏过去。

当然，最重要的历练还是跟古埃尔有关。这个规模宏大的古埃尔公园，即使是在现在看起来，也是一个在商业上注定失败的奇葩计划。让豪族们闲着没事儿在市中心和郊野的山间上山下山玩可不属于什么高明的设计。即使是在现在，大量的游客依然宁愿挤的两部电梯的入口排队，也不愿意自己爬上去。对于高迪来说，古埃尔公园第一次向公众展示了他能够把控大型的综合社区和公共建筑，而不是只能在独栋建筑里小打小闹。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他接手圣家堂表示出的怀疑论调，毕竟那个时候，他刚到而立之年。

所以，圣家堂之所以成为圣家堂，成为一个超规模的、耗时持久的行为艺术，是因为高迪先成为了这样的高迪。从那个跟投资人圣徒约瑟夫崇敬会吵翻了的设计师维拉手里接手了整个工程之后，高迪开始了自己有“节制”的改造：在最初的10年，他并没有做太多的改动；但在米拉之家、古埃尔公园相继成功之后，高迪开始将本来繁复宏大的工程修改得更加繁复宏大：方塔被改成了圆塔，并被增加到了18个；3个立面被他渲染成记录耶稣三个阶段的宏大诗篇。而他为教堂添加的，几乎可以盛下整个世界的装饰设计，更是大大增加了施工的时间。何况身为巨蟹座的高迪，骨子里藏着个处女座，不仅仅要求按照真人模特来制作雕塑，尤其是在设计的后期，他耗费大量的时间来做模型推演，似乎教堂的落成本来就是遥遥无期，所以后续的设计也越来越归于研究性设计。圣家堂成了高迪实现迷思的试验场。

但似乎也没人去催高迪，这倒不是因为金主们都是慢性子，或者都深知在欧洲规模巨大的教堂都要耗费百年的时间才能建成。圣家堂本身恰好也有自身需要烦恼的问题。从教堂动工开始，就一直依靠着断断续续的善款进行，即使在今天，本着宗教奉献的精神，圣家堂的工程款项依然只限于门票和捐款。这恐怕是高迪遇到的最捉襟见肘的建筑项目了。他不得不时常停下来，等待下一笔资金到位。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他没有再接过其他设计的邀约，以至于总有传言说他依然潦倒，需要挨家乞讨才能勉强度日。所以整个城市几乎都松弛了对教堂建成的期待。所有的人都准备将见到圣家堂封顶的日子交给下一代。

其实这已经不单单是建筑师和工人参与的工程了。几乎每个巴塞罗那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稀松平常的，默默修建的圣家堂。在大旅行时代，媒体和旅人的助力将这个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成了巴塞罗那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一点共同的心理建设。这个建设并不实际，无法计算，但是惯性巨大。万里迢迢飞到西班牙，排队买票，进去看看还被脚手架围裹的圣家堂，已经是全球旅人的一个规定的动作，一个全球的狂欢。人们知道圣家堂还在建，这很好。他们倒不怎么在意，那个完工了的教堂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高迪身后，他所建造的教堂模型已经损毁，草图也大多荡然无存。后继的设计师只能靠拼命地揣摩来猜测当年高迪的意图。何况，缺了脚手架和施工的圣家堂，未必在人们的心里是一个完整的圣家堂。尤其在心里，这个行为艺术离结束还远着呢。

不出三年前，也有一则不怎么靠谱的新闻：中国一家建筑公司宣布要承接圣家堂的工程，并且放出豪言5年之内结束所有的工程。当时听了就哭笑不得。这次的消息由官方设计师Jordi Fauli发布，2026年是高迪去世100周年，背后也隐隐感觉到某些命令和噱头在明里暗里地催促工期。

也许建筑师们不爱听，但要在心理完成圣家堂的建设，2026年远远不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