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传】

翁同龢[wēng tóng hé]
晚清政治家、书法家、收藏家

翁同龢（1830年—1904年），字声甫，一字均斋，号叔平，又号瓶生，晚号松禅老人，江苏常熟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收藏家。

翁同龢是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及第。此后历仕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历任翰林院修撰、陕西学政、文渊阁校理、翰林院赞善、詹事府右赞善、右春坊右中允、右春坊右庶子、太仆寺卿、内阁学士、署理刑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其中任户部尚书最久，达十余年。在此期间，他曾充当同治帝和光绪帝的师傅，并两入军机处，参与内政外交的决策。他尤其在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被视为“帝党”的代表、晚清清流派中“后清流”的领袖。甲午战败后，他主张变法图强，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起草“定国是诏”，拉开百日维新的序幕。但不久即被勒令开缺回籍，百日维新失败后被革职编管，永不叙用。光绪三十年（1904年），翁同龢去世于常熟虞山，享年七十五岁。宣统元年（1909年）开复原官，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由逊帝溥仪赐谥号“文恭”。

翁同龢擅长诗文和书画，尤其在书法上有很高的造诣，清代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说：“同龢，同治、光绪间，推为天下第一，询不诬也。”遗著有《翁文恭公日记》《瓶庐诗稿》等，被今人整理为《翁同龢集》。

人物生平

学优则仕

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常熟翁氏自翁拱辰在明万历年间以举人入仕以后，成为科举仕宦之家。不过到翁同龢的高祖、曾祖辈又没落，直到翁同龢的祖父翁咸封开始再次入仕。他的父亲翁心存考中进士，任职北京。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翁同龢生于北京内城石驸马大街罗圈胡同寓所，翁心存时任翰林院侍讲。他的母亲许氏则是翁咸封的弟子许夔之女。翁同龢是翁心存与许氏所生的六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

翁同龢从三岁就在母亲及哥哥姐姐的指导下开始读四子书，其中大姐翁寿珠在他的启蒙中出力最多。翁同龢六岁时，开始在表伯朱启宇的私塾中读四书五经。道光十八年（1837年）冬，朱启宇病死，翁同龢在翌年正月转入常熟城内另一家由李惺园开办的私塾就读。道光十九年（1839年），翁同龢参加县试，考入常熟游文书院。同年，翁心存以孝养八旬老母张太夫人为由辞官在家，任游文书院的掌院，因此翁同龢是在父亲的指导下深造的。他开始阅读《资治通鉴》《周礼》《史记》等书，父亲还为他讲授顾炎武的《日知录》和南明大臣瞿式耜在桂林狱中的诗文集。翁同龢十二岁时，父亲又聘请李元瑛教翁同龢作诗。同时，翁同龢还在父亲的书斋“知止斋”里广泛阅读宋元明清的各种书籍。当时正值鸦片战争，英军侵入长江下游，翁同龢一家曾到苏州和常熟郊外卫家浜避难。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翁同龢到苏州府参加府试和院试，考中秀才（生员），升入府学苏州紫阳书院就读。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底完成学业，次年九月参加拔贡试，考中第一名。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翁心存奉召还京，翁同龢也随父亲进京，在北京与太常寺少卿汤修之女汤松结婚后，南下江宁，参加江南乡试，但落榜。其后返京，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七月参加礼部举行的贡试，朝考列一等第五名，并在复试夺魁，引见后被录用为小京官，分发刑部江西司行走，其后又充实录馆详校官。咸丰二年（1852年）九月，应顺天乡试，考中举人。咸丰三年（1853年），他在会试中落榜。同年于户部捐铜局报捐，引见后作为额外主事，仍在刑部江西司行走。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翁同龢再次参加顺天会试，中式第六十三名。复试列一等第二名。在接下来的殿试中，更是被咸丰帝钦点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同年翁心存也高升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父子同朝为官。

宦海沉浮

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二十一日，翁同龢被任命为陕西乡试副考官（正考官为内阁学士潘祖荫），到西安主持乡试。兄同书授安徽巡抚。八月二十日，他又被擢为陕西学政。十二月十四日，他以足疾陈请开缺，回京调理，获旨允准，翌年四月底回到北京。十二月起复，受咸丰帝召见于养心殿西暖阁。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北逃热河，翁同龢则侍奉翁心存前往房山避难，并应大理寺卿陈孚恩之邀，到寿佛寺练勇局办理团防事务。《北京条约》缔结后，派充文渊阁校理。同治帝继位后，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初六日派充顺天会试同考官。十月派充日讲起居注官、实录馆监修总裁。十月二十三日擢翰林院赞善。

在此期间，他的长兄翁同书因处理寿州苗沛霖之事不善，奉旨交部议处，两江总督曾国藩进行严参，将置死刑。为营救兄长，翁同龢四处奔走，而翁心存也在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初六日去世，翁同龢遂丁父忧。在他的多方努力下，翁同书免死改戍新疆，途中又赴甘肃军营效力。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服阕，三月补詹事府右赞善，分教庶吉士。六月二十七日，迁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十一月十一日，奉旨在弘德殿行走，负责教育同治帝。十月十三日起，又在懋勤殿给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二十七日，擢翰林院侍讲。翌年十二月，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十九日，递折吿假，回籍安葬父兄灵柩。十一月回京，擢国子监祭酒。同治九年（1870年）夏，发生天津教案，他与孚郡王奕譓、李鸿藻等联衔上折，主张议和了结。六月二十三日，迁太仆寺卿。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初三日，擢内阁学士。十二月二十三日，母亲许氏去世，他回乡丁母忧。丁忧期间，他曾游览绍兴、杭州、上海等地，并参观江南制造局。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服阕返京，七月初六日在昭仁殿行走。十一月，同治皇帝病重，他与奕譓、奕訢、奕譞、景寿、文祥等联衔陈折，请慈两宫皇太后权理朝政。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驾崩，慈禧太后择立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承嗣咸丰，年号光绪，再次垂帘听政。作为内阁学士的翁同龢奉命与潘祖荫等共同拟旨，潘祖荫主张“必书为文宗嗣”，翁同龢主张“必书为嗣皇帝”，王公大臣遂以两人意见定议。此后，他与王公大臣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章程。并奉旨与奕譞、载龄、荣禄等勘定同治帝惠陵陵址，其间与奕譞唱和诗数十首。最后择定沙石峪一处山地为惠陵陵基，接着奉派为惠陵承修大臣。

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十一日，他以内阁学士署理刑部右侍郎，复查杨乃武一案，以案中“疑窦甚多”，草折陈奏，驳令重审。在其大力坚持下，杨乃武案最后得以平反昭雪。十月十三日，派充顺天武乡试正考官。十二月十二日，奉慈禧太后㦤旨，与兵部侍郎夏同善在毓庆宫行走，负责光绪帝的教育。他陈折力辞，慈禧太后不准。他就从十二月二十日开始在养心殿教授光绪帝。此后，他充当光绪帝师傅二十年之久。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二十三日，他被擢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光绪四年（1878年）五月初九日，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光绪五年（1879年）正月二十七日，授刑部尚书，三月十七日调任工部尚书。适值边疆危机爆发，他开始涉入外交领域，于十一月下旬被指派参与中俄伊犁交涉的决策，主张“和局万不可破，战备万不可缓”，反对批准崇厚所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又强调西安、汉中等处通商及松花江行船两事不可允。同时，他还参与中日琉球交涉的决策，反对总理衙门急于同日本订约，主张采取“延宕”之法。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初三日，奉派管理国子监事务，三月又办理慈安太后葬礼，结束后赏加太子少保衔。此后，他又参与筹议整顿八旗官学、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审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等事务。通过内政外交事务的种种历练，他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于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初五日奉旨以工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他以“才弗胜任、于书房恐有贻误”为由，奏请慈禧太后收回成命，未获允准。他进入军机处后，最棘手的事务是中法越南交涉，他主张将红河开放，允各国通商，但不得入中国云南境内，又要求与法国划红河而守，不过这些建议大多不为同僚所赞同。其后交涉破裂，中法战争爆发，驻越清军连战连败，慈禧太后在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十三日发动甲申政潮，罢黜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大臣，翁同龢也包括在内，但所受责罚最轻，理由是“甫值枢廷，适当多事，惟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继续当光绪帝的师傅。同年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后五十大寿，他的处分蒙恩取消，开复工部尚书等官衔。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户部尚书阎敬铭升任协办大学士，慈禧太后将翁同龢调补户部尚书。翁同龢闻命后说：“菲材当此剧任，可惧哉！”力辞不就，但未获准。此后直到离开官场，翁同龢在户部尚书任上干了近十三年。在此期间，光绪帝亲政，但许多事务都咨询师傅翁同龢。同时，退居二线的慈禧太后屡屡干政，翁同龢为此劝过光绪帝，意在“调和宫廷，以圣孝为本”。

甲午主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翁同龢名列总办皇太后六旬万寿庆典大臣之一。他作为户部尚书，被内务府屡屡索要款项所折磨，而此时清朝财政吃紧，翁同龢处境困难。光绪帝以内务府大臣不能撙节，交部议处，于是翁同龢受到埋怨。翁同龢一度萌生辞职归乡之意，准备向光绪帝告退，但又觉得这样做“愧对圣恩”，所以继续留任。

同年春，属国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中国应朝鲜政府请求出兵镇压起义，日本亦出兵朝鲜，使朝鲜半岛局势骤然紧张。六月十三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劻以“朝鲜之事关系重大，亟须集思广益，请简派老成练达之大臣数员会商”面奏光绪帝，光绪帝遂命翁同龢与李鸿章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一起会商朝鲜问题。翁同龢主张对日强硬，强调“倭兵驻韩日久，和议未成，自当速筹战事”，调东三省及旅顺兵入朝，抗击日本侵略。六月二十日，李鸿章请俄国驻华公使喀希尼调停中日争端，翁同龢代拟电旨，令李鸿章不得依仗俄人。又拟奏片，举荐刘永福、杨岐珍渡海戍台，并令袁世凯来京备询朝鲜事，均得到光绪帝采纳。七月初一日，中日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一个半月后，清军在平壤之战中惨败。翁同龢在军机会议上与李鸿藻抗论，以李鸿章事事落后，种种贻误，要求将李鸿章治罪。光绪帝听从其请，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八月二十八日，翁同龢拟奏片，一请准令湖南巡抚吴大澄召募湘军二十营赴山海关前线作战；二请起用恭亲王奕訢。得旨允准。慈禧太后单独召见，令其前往天津传旨，令李鸿章与俄使喀希尼续商中俄共保朝鲜。奏对时，他以“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并陈述此事“有五不可，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以畀之？”但慈禧太后坚持要他去天津，他就表示：“只有李某复词，臣为转述，不加论断。”九月二日，他在天津北洋大臣衙署传旨并严责李鸿章种种贻误状。九月初六日，翁同龢回京复命，力言“喀事恐不足恃，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

九月十六日，英国出面调停，要求中国向日本赔款，议和了结，奕訢、孙毓汶、徐用仪表示接受，翁同龢与李鸿藻力持不可，彼此发生争执。慈禧太后召见时，力陈“英使可恶，且所索赔款数目不知多少”，若日本不答应，“终归于战”，主张“宜催令各路援军速进，悬赏奖励九连城前线将士，催令北洋修好余舰，严守渤海”，得到慈禧太后的同意。其后，他会同总理衙门向英商息借银一千万两，并保荐德国军官汉纳根用西法练兵十万，遭到荣禄等人反对，其结果是委任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在天津马厂编练“定武军”三千人，开启小站练兵的先河。九月底，清廷成立督办军务处，奕訢为督办军务大臣、奕劻为帮办大臣，翁同龢与李鸿藻、荣禄、长麟同为会办军务大臣。十月初六日，翁同龢与李鸿藻、刚毅同补授军机大臣。十月十五日，英使欧格讷力荐赫德管理中国军队，孙毓汶奏陈此事。翁同龢力言“利权、兵权悉归于赫，毋乃太重”，表示反对。十月二十九日，因南、上两书房翰林编检上折呼吁停止太后万寿庆典活动。慈禧太后大肆报复，借口珍、瑾二妃“祈请干预”，将二妃降为贵人，扑杀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裁撤满书房，又下令裁撤汉书房，旋经翁同龢叩请，光绪帝请奕訢出面要求，暂予保留。十一月初八日，清廷命张荫桓、邵友濂前往日本广岛议和。召见时，翁同龢力陈和战并行，利用三冬日军行军给养困难，建议起用刘坤一统率湘军向日军发动反攻，为和谈准备，获得批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张、邵被日本驱逐，清廷被迫以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临行前，李鸿章请求清廷授予其割地之权，翁同龢反对割地，宁愿多赔款。但李鸿章还是得到了清廷的割地授权。他还在二月初六日到贤良寺拜访李鸿章，告以“台湾万无议及之理”，要李鸿章坚持不割地。三月，日军进攻澎湖，台湾岌岌可危，翁同龢拨户部款五十万救济台湾，孙毓汶、徐用仪“议欲弃台”，翁同龢“力持不可”，指出“弃台恐从此失天下人心”。不久，李鸿章将包括割让台湾在内的议和条件通过电报传来，翁同龢闻讯流涕，并在光绪帝面前慷慨激昂地力争“台不可弃”，但其以恭亲王为首的他的同僚都主张弃台，恭亲王还嫌他过于“讦直”。光绪帝最终也只有允许李鸿章签订条约，并由翁同龢拟旨，要李鸿章再争取不割台北、牛庄、营口等地，李鸿章回复无法办到，光绪帝便命李鸿章定约。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缔结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后，翁同龢又两次与外商交涉借款，以支付对日巨额赔款。

开缺回籍

甲午战争后，翁同龢逐渐走上对外交涉的前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十六日，奉旨与李鸿藻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兼管同文馆事务。六月初九日，李鸿章留京入阁办事。十月初一日，胡燏棻调任津榆铁路督办，翁同龢与李鸿藻联名保举袁世凯办理练兵事宜，并从户部拨饷百万，支持袁世凯的小站练兵。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十三日，慈禧太后下令裁撤汉书房，翁同龢结束了二十多年作为光绪帝师傅的身份，同时也失去了与光绪帝在书房“造膝独对”的机会。同年，李鸿章出使俄国，与俄国订立《中俄密约》。翁同龢奉旨与张荫桓译述有关李鸿章与朝廷往来电稿，参与有关条文讨论，他认为订立此约“无谓”，持消极态度，但最终还是缔结。在此期间，他尽力阻止列强侵夺中国利权，如反对法国费务琳公司承修龙州铁路、反对容闳提出的借美款筹开中国银行的建议，同时支持盛宣怀开办中国通商银行和修筑卢汉铁路，并从户部拨款一百万两交中国通商银行存储，五年后按年摊还。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八月十五日，他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同年，德国借口山东曹州教案，入侵胶州湾，他与张荫桓奉旨办理对德交涉，先后八次赴德国驻华使馆，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交涉，他要求德国先撤兵，再开谈判，将教案、撤兵分为两事，分别办理。李鸿章擅自请俄国派兵代索胶州湾，翁同龢斥其此举大谬。翁同龢提议胶州湾由中德分占，湾口陈家岛归中国，海靖不允，欲独占全部胶州湾，并以下旗归国、与中国开战相要挟。翁同龢每次去德国使馆，都觉得很丢面子，十分生气，后来干脆不去。光绪帝劝他去德国使馆与海靖重开谈判，他当着光绪帝的面“语多愤激”，令同僚惊讶。奕訢、奕劻、张荫桓都主张屈服于德国，翁同龢与之抗争，但无效。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詹事府右中允黄思永请开办昭信股票，借民债，筹集对日偿款。翁同龢代表户部复议，认为事属可行，亲拟股票章程，前后共集得七百七十万两，仅及对日偿款千分之八。正月十三日，光绪帝索阅黄遵宪《日本国志》，翁同龢的回答令光绪帝不满意。光绪帝又准备允许外国公使觐见时，舆马可入禁门，翁同龢对以“不待请而先予，非礼”，却被光绪帝批评。二月十四日，因奕訢力荐，他奉旨与李鸿章一起同德国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三月初三日，参加中俄旅大租借问题交涉谈判，坚持删除俄方约稿中有关日后中国偿还船坞兵房等费和金州不入租界。至铁路一条，力驳其“沿海至营口”要求。他见到各国图谋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便在一次召见军机大臣时建议大开口岸，先许各国屯船处所，然后召开大和会，订立盟约，确保各国不占中国土地、不侵中国之权，共保东方大局，但这种想法被同僚一致认为不切实际。三月初六日，翁同龢兼署吏部尚书。三月十三日，德国亨利亲王访华，光绪帝欲在毓庆宫接见，准其乘轿入东华门。翁同龢以前星门百年来未曾启封、枢木沉陷、配殿极隘无容隙地等诸多不便为由反对，光绪帝不听，并予以斥责。四月十二日，御史杨深秀、内阁学士徐致靖以外患日深，而国是未定，奏请诏定国是。四月二十三日，翁同龢奉命起草《定国是诏》，体现了自己“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的主张。四月二十四日，光绪帝欲于宫内见外国公使，翁同龢据理入陈不可，又遭光绪帝诘责。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颁布上谕，以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屡遭人参奏，且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渐露揽权狂悖”为名，勒令开缺回籍，从此翁同龢退出官场。

凄凉晚景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十三日。翁同龢离京回籍。王文韶、廖寿恒、孙家鼐、盛昱、张謇等故旧门生数百人前往马家铺车站送行。他在常熟住了两个月，又前往江西南昌看望翁同书的遗孀杨氏。到达南昌十余日后，就发生戊戌政变，慈禧太后幽禁光绪帝于瀛台，再度训政，戊戌六君子遇害。翁同龢阅读邸钞，头昏目眩，辗转百端，并于八月十五日乘轮船赶回常熟。八月二十三日到上海，应恽莘耘要求留沪一日，得知北京近日情形，当听到谭嗣同等人密谋袁世凯发兵围攻颐和园胁迫慈禧太后，翁同龢说：“鼠辈谋逆，陷我神明，并贻无穷之祸，真堪痛哭，心悸头眩，几至投地。”十月二十日，清廷下令将翁同龢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编管。十二月，翁同龢移居虞山鹁鸽峰下新居“瓶庐”。月读《法华经》一周，读《易》《庄子》《荀子》诸书，临帖画、学隶法以消遣时日。同时，他仍关心中国时局和光绪帝的命运，常常与张謇等交换意见，在听说己亥建储、庚子国变等消息时，为之“夙夜辄惊”“头眩心悸”“中怀如捣”。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回銮北京，他欲前往开封迎驾，但无人为之先容，只好作罢。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因慈禧太后七十大寿，下令将戊戌年革职人员开复原官，监禁交地方管束者一概释放。翁同龢见此消息，说：“逋臣如得邀此宽典，虽一息尚存，当伏谒君门。”他虽免于管束，但并未开复原官。随后他坐船游览苏州、杭州、萧山。回家后，他就卧病在床，张謇曾在五月十八日到虞山探病，谈论立宪问题，翁同龢极力赞成。二十一日，翁同龢病危，向守候在身边的亲属口占一诀：“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又引用《论语》章句自撰挽联一副：“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予知免夫。”最后口授遗疏，委托张謇代书陈奏。遗命葬事从简，身后不得铺张。同日夜间逝世，葬于虞山鹁鸽峰祖坟西偏方向。

翁同龢死后，庆亲王奕劻曾请求为他开复原官，被慈禧太后拒绝。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初三日，在两江总督端方的请求下，翁同龢被清廷开复原官。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在遗老邹嘉来、吴郁生等的请求下，逊帝溥仪追谥“文恭”。

主要影响

政治方面：培养皇帝

同治帝和光绪帝两代皇帝登基时年幼，专门从文臣中挑选师傅来辅导“圣学”，翁同龢荣膺“两代帝师”。他从同治四年（1865年）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光绪二年（1876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光绪九年（1883年）七月，慈禧太后曾面谕翁同龢：此后“书房汝等主之”。可以说，这以后10多年的宫廷教育主要由翁同龢来主持。翁同龢根据同治帝、光绪帝任性、多病，对传统授课方式产生厌学的情况，对教学方法进行调整：

由浅入深，灌输与启发并重。翁同龢给同治帝授读《帝鉴图说》，一改同僚倭仁、徐桐等既晦涩又呆板的讲课方式，把课讲得明白透彻、浅显易懂、通畅生动，同治帝听得颇有兴趣。为提高同治帝阅读古文的能力，特别是文言虚词的使用，翁同龢将常用文言虚词集录成册，附上例文注释，供同治帝阅看翁同龢给同治帝选讲《帝鉴图说》一书中的有关章节，并把所讲内容与现实社会政治结合起来，对同治帝的长进起了一定作用。如同治帝在听了《唐宪宗却贡》一节后表示：“贡献皆取之于民，吾亲政后，当效法宪宗，不受贡物。”翁同龢针对光绪帝爱看图画一类的书，就经常寻购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书画呈送光绪帝阅读，如在上海购买法国冕西土加尼编写的《探路记》汉译插图本呈送光绪帝观看，既激发其读书兴趣，又帮助其提高胆量。以情动人，宽严适度，表扬为主。翁同龢反对以罚代教的传统方法，指出授书“宜顺不宜逆，宜静不宜淑”，“发声惩色终究无益”，主张“顺势劝诱”。既在学习上严格要求，又在生活上体贴关心，使师生之间的关系由对立而融洽。当皇帝精神疲倦、读书无力时，就中辍进讲，让皇帝休息活动片刻，以消除疲劳。一次，光绪帝因腹疼，未进早膳就进房读书，翁同龢得知后立即提前下课，让其用膳，并大大表扬了光绪帝一番，给光绪帝以温暖和鼓励。翁同龢的教育方式，同治、光绪乐于接受，引起了同治、光绪对汉功课的重视，激发了他俩学习汉功课的积极性。

翁同龢在传统的教育内容方面，精心安排了有关儒家经典、帝王之学和中国历史方面的课程和帝德教育。翁同龢选讲的儒家经典为《大学》《中庸》《孟子》和六经等绝大部分是今文经籍，内含改革进取思想，它们同现实政治较接近，这反映了翁同龢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倾向。安排的帝王之学和中国历史方面的课程，有《帝鉴图说》《稽古录》《通鉴辑览》《圣武记》《九朝东华录》《圣祖圣训》等。翁同龢进讲上述诸书的目的，就是要光绪帝认真借鉴历代帝王统治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继承祖辈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弘扬祖德，挽救颓势，振兴国家。另外，翁同龢面对19世纪后期日趋腐朽没落的大清帝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列强入侵、国势阽危的现实，竭忠尽智，审时度势，“对西方的进步学说采取积极态度”，“知西法不能不用，大搜时务书而考求之”。经征得慈禧的同意，在给光绪帝开设的课程中和开列的课外阅读书籍中，他增加了大量经世致用的教育内容。主要有：其一是经世时文和早期地主阶级改良派的著作，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初编》、龚自珍的《龚自珍新集》、林则徐的《林文忠公全集》、魏源的《海国图志》。其二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作，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陈炽的《庸书》、汤震的《危言》和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其三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作，如康有为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国大彼得变政记》等。其四是当时汉译的西学书籍和世界与历史书籍，如王韬译的《普法战纪》八卷、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李提摩太译编的《泰西新史揽要》《时事新论》《列国变通兴盛记》、曾纪泽赠送的赫德新译的汉译西学新书16种。其五是出使各国使臣的考察游记，如曾纪泽的《伦敦与巴黎日记》、何如璋的《使东述略》、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李筱圃的《日本纪游》等，还有钱恂编纂的《中外交涉表》《通商出入表》《关税出入表》。另外，翁同龢还通过“聊天下事”和谈“海外见闻”等形式，把有关洋务和西学方面的知识传授给光绪帝。以上这些内容已成为晚清宫廷教育中汉功课及光绪帝学习的主要内容，旧瓶装上了新酒。翁同龢新学旧学兼容，中学西学结合，循循善诱引导光绪帝关心现实政治，留心中外大势，清除积弊，力振纲纪。

光绪帝受翁同龢教育二十年，影响尤大。翁同龢的教育拓宽了光绪帝的视野，增加了光绪帝对全国和当时整个世界的了解，激发了光绪帝对洋务和西学的极大兴趣。光绪帝从翁同龢那里，不仅学到了中华传统文化，而且接受了西方文化，并孕育着向西方学习、改革维新的思想。

培植朋党

翁同龢极力想培养他的学生光绪帝为独操政权的“圣君”。但光靠光绪帝不足以与慈禧太后抗衡。因此，翁同龢极力延揽名士，进入御史、翰林之列，控制言路，形成势力，代表者有文廷式、张謇、汪鸣銮、孙家鼐、沈曾植、丁立钧、长麟、志锐等，这些人被戏称为“孩儿班”，后世称“帝党”“后清流”“南派清流”等，与支持慈禧太后的“后党”（戏称“老母班”）对立。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帝党（后清流）正式以有组织的阵势，公开与后党对峙。在主战还是主和、签订和约等一系列问题上，两党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与翁同龢在军机处主战的同时，文廷式等人发动翰林院，多次联衔上书，呼应帝党在战争中的各种主张：弹劾李鸿章，要求联英、德以拒日，反对签约，反对割台，给“后党”以很大的政治压力。但“帝党”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后党”的斗争非常软弱。他们只是想从“后党”的控制下获取权力，并不敢与“后党”真正决裂；只敢对声名狼藉的李鸿章公开声讨，对实际掌权的慈禧却还要“察颜观色”，因此并未取得成效。

支持变法

翁同龢在甲午战争战败后主张变法图强，他曾在给友人周原祁的信中指出：“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又在盛宣怀的信中指出，除了礼政、吏政外，兵政、户政、刑政、工政均需改革。他曾和督办军务大臣一起大力进行军制改革，裁汰旧军，支持胡燏棻、袁世凯编练新军。为了抵制外国资本纷纷来华投资设厂、开矿、筑路、办银行，他曾支持民族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开办，一手帮助盛宣怀经营中国铁路总公司，接办汉阳铁厂，开办中国第一家资本主义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此外，他还力主改革科举制度，支持严修开办经济特科的主张；同时根据康有为的意见，向光绪帝提议开制度局，改革体制。

另一方面，翁同龢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中学西学兼顾、新学旧学并陈，对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著作中提出的离经叛道的观点不以为然，称之为野狐禅。他的这种中西兼顾、新旧并陈的变法思想在他起草的《明定国是诏》中有明确体现。同时，他不赞成康有为等的速变、全变的激进路线，认为“变革太骤，亦恐贻忧”，变法必须“平和”、“稳妥”；认为只有“以平和剂群嚣”，才能减少乃至扫除反对变法的阻力，使变法最终得以实现，一切操之过急的做法都无济于事。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若臣在列，决不使其灭裂至此。”

书画方面

翁同龢少年时就以能书闻于乡里，中状元后书名更大噪。其实，他所下苦功持久至深，也真是夙兴夜寐。他自云“点灯弄墨真无俚，忘却明朝橐笔忙”，进入了忘我境界。他广览碑帖，刻意摩挲各家风格，吸其精髓。他最欣赏蔡邕书法“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更赞颂颜真卿书法的劲健笃实，浩然大气。他的心得是，学碑帖“重在气势，不在点划”。有一次，他在旧山楼文人雅集上读自己学书经历：五岁描红，八岁临帖，先学中楷，后习大小楷。他涉猎各体虽各有依傍，但不受拘束，一贯主张“陶冶众体而成一家，不必囿于某家某法”。他不仅旦夕临砚苦练，还注重书法理论之通晓，经常研读唐孙过庭《书谱》，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书法论文及清朝包世臣《艺舟双楫》等典籍。翁同龢楷书淳厚中蕴潇洒之气，苍劲中显丰泽；草书行云流水，颇具怀素神韵。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言翁同龢“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第一人”，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也以为“松禅学颜丰厚，老苍之至，无一稚笔，同治光绪间，推为天下第一，洵不诬也”。
他的书法名声甚至远播海外，朝鲜大官闵台镐、闵泳翊等曾托使者来北京求他写字相赠。不过翁同龢自己曾谦虚地表示：“世人盛推吾书，实则吾于书法，茫无所知，去伯寅（潘祖荫）甚远。伯寅尝笑吾杜撰草法，诚中吾病。盖四十后，方有意学书，笔性既拙，又苦无多暇，是以终无成就。”

梁启超说：“松禅本擅画，为书名所掩耳。”翁同龢学画迟在同治前叶，时已年近四十，且并未从师，而是从临摹入门。他居官京师，常至厂肆玩赏书画，遇见佳品，便爱不释手，却又无力购下，往往向同好收藏者借来临摹，痴迷以至连宵不辍。最喜临摹“四王”山水画卷，对八大山人朱耷的人物花卉亦爱涉猎。他认为：“一幅画是否深厚，不在密致稠叠，所谓深厚，在笔不在境，虽草数笔，未尝不深且厚也。”所以，翁同龢所作多为笔致疏少、意到为先的文人画。翁画传世者以山水为多，素竹次之，花卉较少，且尺幅多数不大。如仿丁南羽云山图中堂条幅已属巨构，又据郑逸梅记云：“其手迹有一六尺卷，临倪鸿宝山水，藏同邑俞运之家，除翁自题外，尚有陆懋宗、梁节庵、徐花农、沈涛园、沈子培、庞劬庵题句，为翁画中尺幅最长者。”翁氏所作山水画幅疏淡清逸，拙中见雅，自谓“破墨枯毫任自然”。

藏书方面

常熟翁氏藏书被列为明清九大藏书之一。翁氏藏书积六世，历时160余年。翁同龢接收了父兄所藏书画之际，在当官后继续收藏。如在典试陕西、山西时，自己搜集和门生故旧赠送的碑帖，有怀仁圣教碑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海淀园林被掠，园藏古籍、碑帖、字画大多失落，辛酉政变中，载垣、端华先后被处死，怡王府、肃王府府藏图籍、碑帖、字画也大多散佚。此外，琦善、耆英家被查抄后，家藏文物也多被没收变卖，它们中的一部分先后为翁同龢所购得，如唐人写经、宋拓麻姑坛记、明拓争坐位帖稿碑、醴泉铭等。回籍修墓途经上海时，他与九华堂、扫叶山房、同文书局等以及苏州抱芳阁建立了联系，经常有书商送货上门。客居京师期间，但凡京师博古斋、论古斋、丛古斋、积古斋、尊古斋、宝古斋以及宝文堂、三槐堂、积古堂等大小书铺无不留有他的足迹。而由书店购人的大部分秘笈，都是藏有端绪、授受有流，记录于他的日记之中。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后，其侄孙翁斌孙为其看护在京中的房产和书籍，第二年，便将翁同龢寄存在京寓的书籍字画、文件档册、手迹等，一部分移存天津，一部分装运回常熟，伴随翁同龢度过凄凉的晚年。留在常熟䌽衣堂内的藏书，尚可称连楹充栋，且多为不经见者。乱后则荡然四散，渐被公私收藏，南京图书馆收藏有5000余册。常熟市图书馆古籍部收藏有400余种1700多册翁氏藏书，其中有《贞观政要》《皇极经世》《今水经》等20种明、清刻本及抄本，还有翁同龢手校汲古阁刻本《后汉书》残本，翁斌孙抄校本《东华录》，翁曾源、翁曾荣、翁之润、翁之廉等翁氏家人藏书。常熟博物馆也藏有翁同爵《皇朝兵制考》手稿、翁斌孙的《笏斋日记》手稿等几种。而寄存到天津的藏书则由后代翁万戈在解放前运到美国，2000年由上海市政府出资购回，收藏在上海图书馆。收藏翁同龢书印有“叔平所得金石文字”“松禅”“松禅居士”“翁同龢观”“常熟翁同龢藏本”“虞山揽秀堂翁氏藏书”等。

历史评价

爱新觉罗·载湉：我无心腹，只有翁同龢一人可为吾心腹耳。

荣禄：常熟（翁同龢）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意[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南（应为济宁，即孙毓汶），与合肥（李鸿章）可并论比。合肥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刻与其共事，几于五日不因公事争执。而高阳（李鸿藻）老矣，又苦于才短，事事为其欺蒙，可胜叹哉！

陈夔龙：常熟翁协揆，学问家世，冠绝班行，两充帝师，名高望重，而祸亦随之。

文廷式：①翁叔平尚书与余素善，余疏落，要不常相见。然比者以一人而兼任师傅、军机、总理衙门、督办军务处，又领户部，皆至要之职，而犹谓不能办事，又不欲居权要之名，一彼一此，迄无定见。以此召乱，谁能谅之？②数年以来，失胶州、失旅顺、失长江之利，东三省隐与俄，广西、云南隐与法，江浙属英，闽属倭，皆欺中国臣民而徇外国之请。伊古以来，亡天下之魂，未有甚于今日。又行昭信股、西铺税、药牙税……削百姓，殆无生路。常熟任枢廷、译署，且兼户部，难逃天下后世之责矣。

康有为：戊戌为中国维新第一大变局，翁公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关系至重……中国维新业，谁为第一人？王明资旧学，变法出元臣。密勿谋帷幄，艰难救国民。峨峨常熟相，凿空辟乾坤。

辜鸿铭：在中国，以帝师翁同龢为代表的偏执顽固的极端保守派或称法利赛派，出于彻底的绝望，加入到，或更确切地说，任用了肆无忌惮的过激派或称无赖与收税人派。后者把精密的国家机器和行政管理搞得混乱不堪。皇太后陛下闻知此事后，不得不放弃多年渴望且极其需要的休养退隐，出来帮助皇帝陛下掌管国政……她摘掉了帝师翁同龢的一切头衔，不过对其所作的处置还算宽大，这与其说是她仔细思虑的结果，不如说是出于恻隐之心。

潘祖荫：叔平……其人专以巧妙用事……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然将来必以巧妙败……叔平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

赵尔巽：同龢久侍讲帏，参机务，遇事专断。与左右时有争执，群责怙权。晚遭谗沮，几获不测，遂斥逐以终。……其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云。……桂芬以持重见赏，同龢以专断致嫌。

商衍鎏：同龢痛于甲午之役，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破格求贤，冀匡时变。惜望治过急，荐举非人。操切酿乱，朝野骚然。

金梁：翁文恭公以帝师而兼枢密，预闻军国，实隐操大权，而周旋帝后，同见宠信，亦颇不易也。自垂帘听政，主威渐替，朝臣南北，各分门户，恭、醇阋墙，又适授人以隙，纷嚣遂日甚矣。翁初善恭而继附醇，甲申引孙（毓汶），意在易恭，竟并及己，非所料也。甲午起，恭终复逐孙，乃挈张（荫桓）为己助，张既得宠，翁不能无动，而康（有为）适求进，遂并荐之。不意张、康渐合，共邀特遇，翁之进退乃维谷矣。光初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辄怫然，常入报帝，必伸己意，众已侧目，而恭久受挫，积憾尤深，病笃临视，太后问以遗言，泣奏翁心叵测，并及怙权，遂骤下罢斥之谕。或谓孙实代草，所述皆翁对恭状，而引人严旨，乃成跋扈权臣矣，翁实不能负此重咎也。论者谓翁如不行，戊戌政变或不遽作，翁必有术焉以调和其间，翁日记亦自言老臣如在，必不任决裂至此。翁好延揽，而必求为已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沈（桂芬）、李（鸿藻）、王（文韶）、阎（敬铭）初皆交好，终致参差，即与潘（祖荫）同直，亦不免意见，至礼（世铎）、庆（奕劻）、荣（禄）、刚（毅）更久为所轻，故遇变乃争下石焉。翁以忠恳结主知，能持大体，亦无愧良相，惜不为众所谅，卒被斥逐，而两宫之争，遂日甚而不可救云。

萧公权：翁同龢借变法以拯救清廷的雄心之所以无法实现，策略上的错误，或许更甚于他在思想上所犯的错误。就实际情况来说，翁的思想立场实际上并非不合理。他认为西法虽应采取，传统价值亦不容忽视。这种看法是北京及各省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所可以接受的，尤其重要的是：即连慈禧太后亦不致反对。……翁很精明，他看出在策略上必须维持帝后之间的和谐。即令他个人与光绪帝较亲近而且其政治前途也愈来愈倚重光绪帝，但他不能忽视慈禧在清廷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而且只要她活着，随时都可以东山再起。她“垂帘听政”多年所攫获的大权，她身为“太后”所享有的不可争议的尊荣—这是当时为人接受的儒家思想所赋予的—包括光绪帝在内任何人要对其权威挑战，都是不智的。因此，最上之策是尊重她在政府中的崇高地位，不能与她对立。同时，光绪帝若能做些有价值的事，便可逐渐建立自己的权力与威望。他可以等待，毕竟慈禧年纪比他大了四十五岁。翁要调和两宫，使他们成为改革的伙伴。这一努力虽有一部分被康有为的活动所引起的某些出人意外的发展所抵消，但其做法则是当时情势所认可的。但是，翁同龢并非一直都很明智。他犯了许多策略上的错误，使得他显然合理的立场变得无法立足。他所犯的最重大错误是他不愿跟那些在变法观方面实际上与他相同的人合作。他与李鸿章和张之洞的对立，不但使他失掉许多有潜在力量的支助，而且招来了各方的反对，这些人原是可望合作的。他被政治野心冲昏了头，他不去争取那些心态相近而有地位与经验的同僚的支持，却要征召自己的属下，拉拢一批年龄比他轻、地位比他低的年轻人，借以确保他在变法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他这样做削弱了变法运动，一方面因为他在人数上减弱了阵营的实力，另方面也因此在原本支持同一主张的人中间造成了不和。翁氏随时依时机的权宜来调整他的个人信念，造成另外一项严重错误。尽管他对帝制中国的伦理传统感到骄傲，但他并未经常以儒家信条为实际行为的引导。……翁与康的结合是翁一生所犯代价最高的错误。他借康氏之助力来推动自己的变法运动，后来却发现康很快的取代了自己而成为变法的先觉。康很明显地不尊重翁的有限改革论，也不尊重其变法领导权。他对翁的威胁变得甚至比李鸿章、张之洞更大。尤有甚者，翁尝试排除康氏，却反而迅速导致自己的失势。由于他离开京师，两宫之间最后一道有效的联系随之消失，此后康有为乃得自由行事而把光绪帝导向毁灭之路。由于翁把康推荐给光绪帝，在某种程度上他也要为这个灾难负间接责任。

庄练：由张荫桓与翁同龢之逐渐走向貌合神离，足以证明一件事实，就是翁同龢既无知人善任的能力，又没有足够的识见来应付当前的复杂政治情势。作为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如果他本人没有卓越的政治学识，就得礼贤下士，择天下之英才而善用之。前者犹如明太祖，后者便是汉高祖之倚信张良、陈平与韩信。可惜翁同龢自己既没有高卓的本领，遇到张荫桓这样不可一世的人才，又不能虚心倚信，终于使他的政治事业一开始就在外交活动方面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对于清代中国的前途，更具有十分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是否得人，其关系是何等的重要！翁同龢无此才能而滥竽其位，不但注定他自己的失败命运，更连累了国家的命运亦复灾祸连连，这固然是他自己的不幸，亦是中国的不幸。一个国家在走向衰败没落的道路上时，每每有这种情况出现，可知命运之说不但适用于个人，有时也颇能适用于国家。……综括起来说，翁同龢在中日甲午战争时误信文廷式、张謇诸人的言论，竭力对日主战，乃是造成他一生事业失败的主因。而他后来主持对德交涉中的畏葸无识，更足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可以担当国家领导大责的人。文廷式与张謇等人被讥为“名流误国”，如翁同龢，则简直就是“书生误国”。所谓状元宰相也者，其结果只是造成了一个无识而误国的书生。科举取士的弊害，在这里也就充分暴露无遗了。……他的字写得很好，书法遒媚，体兼苏、赵，中年以后能日写百联而腕力不疲。到了归田里居之后，则因事闲而专心勤习之故，更能达到批却导窍、官止神行的境界。因此人称清代末年的书法家，当以翁同龢为冠冕一世。政治失意而能在艺术上得到伟大的成就，上天对他的造就不能说不厚。但由此亦不难知道，翁同龢毕竟只是一个作诗写字的读书人。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让他生在乾、嘉盛世，使他居文学侍从之官而以文章名世，庶几可以尽其才用。如今忽然要他居宰相之位，在乱世艰难之时发挥其救世匡时之责，无宁是用违其所长了。……人的才能本是各有短长的，非其才而误置于位，必难免偾事。如翁同龢，便只是文学侍从之才而误居宰相之位的。用违其才，其责任不应完全由他自己来担负。在发生严重错误之后再来追究他的责任，无宁是不太公平了一点。对于翁同龢晚年的遭遇，我们大致只可作如是观。……不知翁同龢在追维这些难忘的往事之时，也还联想到因为他的错误无知，而使国家民族所遭受到的创痛与损害否？

高阳：①翁氏的性向与际遇、志气与才具、责任与权力、兴趣与任务、地位与作风，皆不相伴，种种不平衡的积累，祸己、祸君、祸国。这是时代的悲剧。②翁同龢是孝悌君子，但本性温厚懦弱，只宜于做育人才的太平宰相，不宜于做外官，亦不宜于处乱世。③有原则而不能坚持，既从权又不甚彻底，一己清名之一念，盘亘胸中而不能去，往往动辄得咎，两面不讨奸，既误己，又误国，为翁同龢一生大病。

沈云龙：甲午中日一役，同龢主战最力，以身居帝师，欲佐少主而张国威，然于中日两国军事准备，未尝深悉，遂为时所讥。然其忠诚结主知，以和平剂群嚣，清德雅望，仍为朝野所重，天下之士，莫不走其门，亦有为之所吸欲借重以要君者。

戴逸：翁同龢忠君爱国，蒿目时艰，苦心焦虑，力图改革，拒降主战，变法维新，反映了仁人志士们为了拯救国家危亡而在荆棘遍布的道路上，艰难探索，奋斗行进。翁同龢作为一个统治权贵，清室大臣，自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但他那种忧国爱民，坚持变革，力抗逆流，不避艰险，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襟怀是值得景仰的。就以他个人的操守而言，他为官四十多年，状元宰相，两朝帝师，位极人臣，尊荣无比，任户部尚书，主管全国财政十余年，开缺回乡后竟两袖清风，囊无余资，晚年生活，尚须亲友和门生接济，甚至典卖字画度日，其道德操守、清廉作风，也是值得称赞的。

李侃：在翁氏立朝时期，外患频仍，朝局纷争，他为了使幼主光绪重振朝纲，挽回危局，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面对极端复杂的局面和盘根错节的重重内外矛盾，虽然费尽心力，试图缓解和解决这些矛盾，但是，结果不但没有解决这些矛盾，而且在矛盾的冲突中跌落下来，造成了终身的遗憾。……为什么说翁同龢是时代的悲剧人物？因为以翁氏的品德和才能、权力和胆识，而扮演了悲剧角色，这完全是时代变迁造成的。因为到了晚清时期，中国的封建统治已经注定行将衰亡了。清朝统治这座大厦，从基础到梁柱，都已经腐朽到了极点，任何修补支撑措施都无济于事，翁同龢也好，光绪、慈禧也好，谁也无法挽救清朝灭亡的命运。平心而论，如果在几百年以前，不但翁同龢可以做良臣、做贤相，光绪也可能做明君、做英主，就是被世人憎恶责难的慈禧，也未必不能做治国有为的“太后”。然而，时代变了，历史再也不能为他们提供演出喜剧的舞台了。

谢俊美：他经历了道、咸、同、光四朝，身历和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内政外交活动，目睹王朝江河日下，岌岌可危，他和其他一切有识之士一样，为了阻止和挽救这种危败之势曾作了种种努力。在对外交涉中，他事事抗争，力图减少国家损失；在民族战争中，他力主抵抗侵略，洗刷白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蒙受的民族耻辱。但他的这些努力最终都失败了。他两任帝师，执掌宫廷教育长达数十年，“待漏趋跄待玉銮，朝衣常耐五更寒”，为了培养光绪可说是呕心沥血，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寄望于光绪帝，“敬从光绪当阳日，追溯康熙郅治时”，希望光绪能像康熙那样，文武兼资，雄才大略，但慈禧始终揽权不放，光绪形同傀儡，难以有为。他想通过支持光绪维新变法，来实现王朝自救，开创中国历史的新场面。然而事与愿违，他的这番努力也都全部落空，不但光绪被幽禁瀛台，自己也被罢黜在籍。“忠孝已难回气数，惟有伤心泪自流。”带着无限的悲怆，他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茅家琦：翁同龢在维新变法运动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也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正是实事求是的观点。

龚书铎：就个人素质而言，翁同龢虽身居高位，但不是一个有见识、敢于有为的政治人才。人的思想性格往往是多面的、复杂的，不那么单一。翁同龢的为人“巧妙”只是一面，他还有非“巧妙”的一面。平壤、黄海战役后，慈禧太后打算求和，命翁同龢往天津与李鸿章商请俄使调停，翁同龢拒不受命，辞以“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而为举世唾骂也”。慈禧不得已，改为“诘问”淮军败状。翁同龢敢于当面顶撞慈禧，反对求和，亦属不易。

汤志钧：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加深了中国人民的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反抗。后党的屈辱，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攻击。翁同龢辅佐光绪，忧患国是，宏揽人才，汇成帝党，他们向后党和淮系挑战。帝、后两党斗争的核心是争夺政权，而集中表现在主战、主和之争。翁同龢还拔识人才，引录新进，文廷式、张謇，都是他所赏识的“新进”。他们主战拒和，反对割台，进而攻击李鸿章，请求启用奕訢。还大造舆论，和改良派结合，促成了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应该说，在当时是起过作用的。甲午战后，翁同龢和帝党主战、拒和，是爱国的举动；和改良派相结合，促使了变法的实现。对这一时期的翁同龢和帝党应予肯定，不能因其是“统治阶级”而忽之。

轶事典故

字号由来

翁同龢生于早晨寅时，天色微明，巷口“甫有人声”，所以父兄将其表字定为“声甫”。又因为他出生后又小又瘦，经常生病，而比他小四个月的侄子翁曾纯却又白又胖，所以翁同书夫妇以自己儿子的口吻再给他起了号，叫“叔平”，希望叔叔平安。翁同龢出生时，母亲已经年过四十，无乳，全靠瓶装米汤喂他，所以他自号“瓶生”。

翁孙争魁

相传翁家与孙毓汶（大学士孙玉庭之孙）一家本来是世交。翁同龢和孙毓汶同赴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只有他俩的才华才能问鼎状元。孙家想让孙毓汶中状元，这样就与其堂兄孙毓溎成就“兄弟状元”的佳话。于是在殿试前夜，孙家邀请翁同龢到自家畅谈，直到深夜才回家，而孙毓汶早已入睡。孙家又安排人在翁家外放爆竹，彻夜不断，导致翁同龢一夜无法入睡，殿试时头昏脑涨，以为状元要归孙毓汶了。突然，他想起卷袋中有两枝人参，于是马上服用，竟然精神焕发，下笔如神，结果他的卷子被评为第一，于是中了状元，翁同龢便被称为“人参状元”，而翁、孙两家也由此产生过节。

夫妻情深

翁同龢与夫人汤松感情甚笃，夫妻相敬如宾。汤松为人贤惠，也喜爱文学，尤好“唐宋长调”，时常与翁同龢唱和。翁同龢秉性急躁，汤松常常规劝。然而二人结婚十年，汤松就于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四日去世，翁同龢十分悲痛，同年除夕，他在陕西三原的一家古董铺买了一面唐镜，上有“曾双比目，经舞孤鸾”八字。翁同龢深受触动，在日记中写道“死生契阔，未能忘情，念彼黄垆，当亦形影相吊，潸然出涕耳”。并填《金缕曲》一阕，内容是：“历历珠玑冷，是何人清词细楷，者般遒紧。费尽剡藤摩不出，却似薄云横岭；又新月娟娟弄影。玉碎香销千古恨，想泪痕暗与苔花并，曾照见，夜妆靓。潘郎伤逝空悲哽，最难禁烛花如豆，夜寒人静。玉镜台前明月里，博得团图俄顷；偏客梦无端又醒。三十年华明日是，剩天涯漂泊孤鸾影；铭镜语，问谁省？”后来他虽纳一妾陆氏，但再也没有娶过续弦。

关怀光绪

光绪帝幼年时害怕雷声，即使在书房，遇到打雷就会投入翁同龢怀中。光绪帝有时摸翁同龢的胡须，有时将手伸入翁同龢怀中，抚摸其乳，所以翁同龢最为光绪帝所亲。光绪帝少年时，经常向翁同龢告状称太监欺负他，翁同龢曾斥责这些太监，后来慈禧太后也下旨：“如皇帝左右有不守法度者，翁同龢即可指名具奏。”然而翁同龢也因此“结怨中官”。

便宜若辈

翁同龢是天阉，直到五十多岁，膝下尚无子女。有个同僚拜访他时，建议他纳妾（意思可能是再纳一妾，翁同龢本有妾陆氏）生子，翁同龢微笑指着旁边伺候他的一众仆人说：“我若娶妾，则便宜若辈矣！”两人都开怀大笑。

被骗书法

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后，每天写字十余幅以消遣，但对于来求书的亲朋，“十不一应”，常熟县令朱某求书就碰了壁。不久，翁同龢被革职，软禁家中，由地方官严加管束。于是朱县令每天前往翁家，严词盘问翁同龢的起居情况。仆人告诉翁同龢，翁同龢很生气，便每天亲笔写“翁某今日须往后院走动，请老父台核示”“翁某今日洗足，请老父台驾临看管”之类的短札，送给朱县令，意在羞辱他。朱县令大喜，将这些字用白绫裱成合锦条幅，悬于花厅，并告诉访客是翁同龢写的。翁同龢闻讯，颇感尴尬，要求把这些短札还给他，朱县令说：“此是中堂亲笔，不易购得，若必欲收回，须以屏对十副为交易之品。”翁同龢无可奈何，只好给他写了一副屏条和一副对联来交换。有学者根据翁同龢日记指出这件事子虚乌有，当时常熟知县确实姓朱，名文川，但他与翁同龢很好，而且翁同龢对于亲友求书也是无不应允，不会如此吝啬。

日记

翁同龢从咸丰八年（1858年）开始坚持写日记，遂留下《翁文恭公日记》（翁同龢日记），与《越缦堂日记》《湘绮楼日记》《缘督庐日记》并称晚清四大日记，记载的内容上至天文地理、朝廷大政、宫闱内幕、宦海风波，下至朋僚交往、个人读书心得、家庭生活乃至社会新闻等，是研究晚清历史变迁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不过他开缺回籍后，对日记中部分内容作了删除乃至篡改，主要是涉及与康、梁等维新派关系的部分。

诗文
由于翁同龢是“罪臣”的缘故，他的诗文没有立即得到整理，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追复官衔后，才刊行了《瓶庐诗稿》。民国时期，他的其余诗文陆续影印出版。改革开放后，学者谢俊美致力于整理翁同龢生前诗文，将他的奏疏、函稿、诗词对联、文录、自订年谱、甲午日记和随手记在2005年以《翁同龢集》（上、下册）出版，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之一。2020年推出增订版。

书画

翁同龢的书法作品被收录于《松禅老人遗墨》《翁松禅写书谱墨迹》《翁同龢手札》等书集中。[75]画作被收录于《翁松禅人物山水册》《松禅遗画》《翁瓶笙书扇集》等画集中。

人物争议：甲午败责

晚清以来流传一种说法，即翁同龢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罪魁祸首。清廷在将翁同龢革职编管的谕旨中就强调：“至甲午中东之役……（翁同龢）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胡思敬说：“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称李鸿章自知兵弱，不欲开战，翁同龢及其门生亲信一味怂恿光绪帝对日强硬，酿成大祸。并称甲午战争期间翁同龢曾在天津质问李鸿章北洋兵舰事，李鸿章反问他之前为何不拨款，翁同龢说自己的责任是节约开支，并问他为什么不再请，李鸿章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的门生王伯恭也说：“甲午之事，始于项城（袁世凯），成于通州（张謇），而主之者常熟也，此自通国皆知，无可为讳。”并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他反对对日开战，而翁同龢嘲笑他“书生胆小”。王伯恭指出清军“器械阵法，百不如人”。翁同龢说：“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王伯恭又说：“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知彼，安可望胜？”翁同龢说：“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换言之，翁同龢在甲午战争时的主战动机是故意给李鸿章挖坑。翁同龢开缺回籍后，李鸿章的心腹周馥也向慈禧太后告状，揭发户部掣肘北洋的种种情况。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长叹道：“不料某（翁同龢）在户部竟如此！”

在现代学界，部分学者相信此说。如庄练指出翁同龢认为李鸿章在当年曾国藩参劾翁同书一事中扮演帮凶角色，因此必欲报复李鸿章而后快，在甲午战前对北洋水师种种刁难，其后又极力主战，促成甲午战争的爆发，使李鸿章进退维谷。但另有学者谢俊美认为不存在翁同龢故意克扣北洋水师经费的事情。他指出李鸿章和翁同龢的矛盾主要集中于弹劾李鸿章心腹津海关道周馥贪污洋药厘金一案、阻止李鸿章与美国人合办华美银行、主张缓修李鸿章所力主的津通铁路等。至于户部请求暂停购买外洋枪炮船械之事，是因为光绪十三年（1887年）秋黄河决口于郑州，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户部优先考虑的是筹措赈灾款项，所以提出了这种“移缓就急，以资周转”的建议。这既非翁同龢所能独断，也得到慈禧太后的批准，谈不上挟私报复。而且在海防捐停开的两年中，翁同龢与户部其他堂官还为海军另行筹拨了大量银款。翁同龢在一份奏报中说：“海军所规划者，筹边之要策也。臣部苟有余财，必当力辅海军之不足；海军苟无急用，亦当深体臣部之为难。虽云各有司存，实则同舟共济。”甲午战争爆发后，翁同龢在户部经费万分支绌的情况下，仍想方设法为李鸿章提供了数百万两银子供其速购船械。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李鸿章电奏以添定快船得力，请先筹款，户部及海军衙门得电后，立即拨款二百万两。七月，翁同龢在给光绪帝的另一份奏折中说：“海防吃紧，需饷浩繁，前经臣部于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募勇购船各案内拨银二百五十万两，嗣又约提银四百万两。”事实上北洋也根本不缺钱。并且他指出甲午战争是日本蓄谋挑起的，而非翁同龢等主张对日强硬所引发的；翁同龢等之所以主战，是因为相信了李鸿章之前多次奏报的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强大力量，却没料到在开战后一败涂地。战后李鸿章的幕僚、党羽等散布翁同龢“主战误国”的说法，是为了给李鸿章开脱责任。此外，龚书铎、孙克复、戚其章、沈缙、朱金甫等多名学者也肯定翁同龢的主战是爱国的、正义的，驳斥“主战误国”和“挟私报复”等说法，但同时指出翁同龢及其手下的“帝党”也有一定责任和局限性，他们“既拿不出一套完整的指导战争的方针，又不大讲斗争的策略，有时还做些蠢事，甚至对某几个西方列强存在幻想”，但甲午败责主要还是在李鸿章身上。

公车上书

传统观点认为甲午战争后的公车上书是由康有为等发起的。但学者茅海建主张，公车上书实际上是由翁同龢在幕后主使。他与李鸿藻为了使光绪帝回心转意，将部分决策机密泄露给文廷式等，再由文廷式等策动公车上书，请求拒和再战，翁同龢也趁机请求光绪帝暂缓批准条约，光绪帝确实有所触动，寄希望于俄、法、德等国干涉以及前线将帅刘坤一、王文韶等，但三国干涉仅限于归还辽东，刘坤一、王文韶又无御敌把握，加上津沽一带发生海啸，光绪帝被迫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九日批准了《马关条约》。与此同时，康有为也想组织公车上书，但因光绪帝批准条约的消息传出，几乎无人响应，并未像他后来在《公车上书记》中所说的那样。另一学者房德邻则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翁同龢与公车上书无关，公车上书的领袖确实是康有为。

荐康有为

根据一些史料的记载，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的人正是翁同龢，而且他还在举荐时称康有为的才能胜过自己百倍（一说十倍）。推荐康有为成为翁同龢被革职编管的罪名之一。翁同龢去世时，康有为赋诗哀悼并盛赞他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似乎也可印证这点。但是学者马忠文认为，翁同龢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三月初七日光绪帝索要《日本明治变政考》等康有为著作时，确实说过康有为“才胜臣十（百）倍”之类的话，但同时提醒“其心叵测”，谈不上举荐康有为。而在其他场合上，翁同龢也没有机会举荐康有为，翁同龢和康有为之间的关系始终比较疏远。他认为推荐康有为的人是张荫桓，翁同龢举荐康有为之说既是戊戌政变后翁同龢的政敌刚毅等罗织的罪名，也是康有为抬高自己身价而炮制的说法。

学者谢俊美则认为翁同龢举荐康有为属实。他梳理了康有为和翁同龢的交往史，指出康有为的叔祖康国器是翁心存的门生，翁、康两家早已相识，康有为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第一次上书时就投递给翁同龢，翁同龢虽然没有代为上奏，但对康有为变法救亡的观点非常欣赏。甲午战争后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二十三日，翁同龢还亲自去粤东会馆拜访康有为，康有为不在，当天回访翁同龢，双方就时局及变法等问题交换意见，促膝长谈。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未能代呈，心灰意冷，决意南归，翁同龢亲赴南海会馆挽留康有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翁同龢在总理衙门参与五大臣问话康有为后，就向光绪帝“密保”了康有为，“才胜臣十（百）倍”的发言就在此时。随后康有为第六次上书并得到光绪帝召见，提出开“制度局”的主张，引起朝臣强烈反弹。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翁同龢开始转向，企图通过与康有为疏远，表示自己不赞同其开设制度局的做法，以减轻政治上的压力，再加上他不认同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等书中的观点，于是就有了他向光绪帝说康有为“其心叵测”的对话。戊戌政变后，他更是将日记中他与康有为交往的事实删除殆尽，所以无法从他身上直接获得举荐康有为的证据，但举荐是确实存在的。

开缺原因

对于翁同龢开缺乃至革职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九种说法：
完全出自慈禧太后的旨意，是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下的相关谕旨。至于慈禧太后为什么要这样做，又有翁同龢支持光绪帝变法、慈禧太后要孤立光绪帝、甲午战争期间的帝后党争、翁同龢举荐康有为、翁同龢谏阻慈禧太后废黜光绪帝、慈禧太后六旬庆典时翁同龢拒绝如数支拨颐和园彩棚搭建费有关等说法。
主要出自慈禧太后的旨意，但也得到光绪帝的同意。至于光绪帝为什么同意，是因为翁同龢办事“过于持重”，妨碍维新派的激进变法。
出自光绪帝的旨意。因为翁同龢非但不能在民族危机严重关头和变法的关键时刻忠君之事，分君之忧，佐君之治，舒君之怀，反而断断争辩，哓哓不休，有失臣礼君心，增君困难，使光绪帝失去了对师傅的信任。
出自恭亲王对慈禧太后的临终遗言。金梁曾披露恭亲王奕訢临终前曾对慈禧太后“泣奏翁心叵测，并及怙权”，因此翁同龢被开缺回籍。
出自刚毅、荣禄进谗言陷害。
出自刚毅与李连英的合谋陷害。
由于翁同龢平时结缘太多所致。
翁同龢自愿求去。
出自康有为过河拆桥之举。
以上诸说中，第一种说法相对较占主流，但其他说法也大多有所依据，或者可能是综合因素。总之，学界对这个问题未有定论。

后世纪念：故居、纪念馆

翁氏故居位于常熟古城区翁家巷门2号。其建筑设计遵循中国古代江南住宅以中轴为主的形制格局，分东、中、西三大部分，建筑形式丰富多样，布局因地制宜，变化生动，富有情趣，是国内完整体现明清时期江南名门望族住宅特点的典型代表。故居内主体建筑“綵衣堂”为江南典型的明代建筑，建造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画梁雕栋，气势闬闳。堂内包袱锦彩绘是江南苏式彩绘的代表作，为海内外罕见之物，是中华民族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1996年，“綵衣堂”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翁同龢的玄孙、美籍华人翁兴庆（万戈）将此宅捐献给国家，常熟市人民政府遂将宅立为翁同龢纪念馆。翁兴庆亲书“翁氏故居”门额。爱新觉罗·溥杰题写了馆名。1991年11月1日，翁同龢纪念馆成立正式并对外开放。如今，翁氏故居成为常熟新“虞山十八景”之一，怀古观光的重要旅游景点、翁同龢专题博物馆。馆内有明清式家俱摆设、“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翁同龢”展、“同光第一书家翁同龢”书法展、“知止斋”廉政文化教育展和常熟状元历史陈列馆等。

墓冢

翁同龢墓在常熟城区西郊虞山鹁鸽峰山麓，与其父翁心存墓毗邻。有罗城、墓冢、拜台、墓道，冢后竖石灰石碑一通，高132.5厘米，宽48厘米，厚10.5厘米，镌刻“乙山辛向兼卯酉三分”，“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特谥文恭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曾祖考叔平公，诰封一品夫人曾祖妣汤夫人诰封淑人庶曾祖母陆淑人之墓”，“曾孙翁之廉、之循敬立”。1949年后屡修。其墓坐北面南，墓道曲折向南，长约65米，道口沿山前公路架1984年重建单间冲天式花岗石坊一座，额镌“翁氏新阡”。墓城四周乔松桧柏挺秀，风景极佳，环山公路南侧有翁氏祠堂。1982年3月公布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活动

中华民国九年（1920年）6月13日，恰逢翁同龢诞辰90周年，在北京陶然亭，由翁同龢的门人孙雄牵头发起了纪念会，吴昌硕等20多人参加。会上宣布成立“瓶社”（取自翁同龢的一个雅号“瓶生”），并编辑出版了《瓶社诗文集》。

2004年9月，在南京举行了纪念翁同龢逝世100周年的座谈会。与座谈会相配套的“翁同龢遗墨展”和“纪念翁同龢书法展”在常熟举行，并正式成立翁同龢研究会，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翁同龢研究》论文集。在纪念活动中还举行了“翁同龢遗物捐赠仪式”，与会代表拜谒了翁同龢墓和张謇墓。

2010年，翁同龢纪念馆举办了“纪念翁同龢诞辰一百八十周年”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包括“翰墨飘香、师友情长”翁同龢、张謇书法精品联展、“碧水琴川·清风传万家”翁同龢勤廉故事巡讲和“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翁同龢”巡回展，以及举行了“翁同龢精神遗产与廉政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

2014年是翁同龢逝世一百十周年，翁同龢纪念馆策划举办纪念翁同龢逝世110周年系列活动。活动包括“同和讲堂”启动仪和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翁飞讲授《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与翁同龢》、《翁同龢书信笺释》首发、赠书、座谈活动、编印出版《翁同龢研究》创刊号、《文津学志》2014年第七辑“翁同龢逝世110周年纪念专栏”、两朝帝师书法精品展、《两朝帝师翁同龢—纪念翁同龢逝世110周年》图片巡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