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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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分家单过

1975年，我国正处于拨乱反正的前夕，由于受“浮夸风”的影响，农村大面积的土地继续种植的是玉米、高粱等粗粮，只在少数偏远的山地种一些小麦。那时，农民的每顿饭都是以粗粮为主，只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白面馒头。

到了盛夏初秋季时节，目之所及，到处都是青纱帐似的玉米。那一颗颗玉米棒子，就像一个个调皮的胖娃娃，躲在叶缝里。一阵风吹过，玉米叶子发出一阵阵哗啦啦的声响。

到了收获时节，吃过早饭，生产队长在广播匣子安排了当天的劳动后，社员们便挎着筐，提着袋子，陆续走出家门，朝着目的地赶去。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在学校的统一组织下，到生产队参加义务活动。

队长一声令下：“开始干吧！”大家争先恐后地钻进了地里，宁静的玉米地顿时喧闹起来。人们的说笑声，掰玉米的“咔嚓”声，玉米叶和人身体接触发出的“哗啦”声交织在一起，好一派热闹的劳动场景。虽然秋阳似火，玉米地里密不透风，闷热无比。玉米叶子刷在人的脸和手臂上，像刀割一样难受，可是，大家干活的热情却十分高涨。

收工的时候，在地头开辟出来的空地上，收获下来玉米棒子堆成了一座座金灿灿的“山”。在这些“小山”旁边，还多出了两样东西——一大盆煮熟的嫩玉米棒子和一台大秤。那嫩玉米棒子，是队长专门用来犒劳参加我们这些义务劳动的小学生的；而那台大秤，是准备用来给各家各户分玉米的。

为了便于管理，收获下来的庄稼，当天分到社员们家中。天色也逐渐暗了下来，在由队长早就备好两盏马灯的昏黄光亮下，队委会成员忙个不停。随着会计手里的算盘珠子的“噼啪”作响和队长拨动秤砣发出的“咣当”声，玉米棒子堆起的“山”在逐渐变小。

分粮现场人声鼎沸，人影幢幢。各家各户除了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幼小的孩子，其余的人都全部出动。分下来的玉米棒子都被暂时存放在地里，由自家小孩看护。大人们负责往回运，有的用筐担，有的用口袋扛，还有的用架子车拉。

在当时那个年代，家里有存粮的不多。玉米刚分回家，有时都来不及晒干，就要连夜剥下玉米颗粒，第二天在石磨上磨面粉。我们家从生产队里分回来的玉米棒子，全都堆在主窑的窑掌里。晚上，在昏黄的煤油灯照耀下，劳累了一天的父亲，坐在玉米堆旁边，拿起一个尖尖的锥子，朝着竖放在他左手心里的玉米棒子，用力戳上几道口子，扔到一旁。不大一会儿功夫，这些被戳开口子的玉米棒子，就在父亲身边成了堆。

当二哥改完了学生作业，两个嫂子安顿自己孩子睡下时，家里才正式开始剥玉米。只见哥嫂们两只手各捡起一颗开了口子的玉米棒子，把它们交错在一起，三下五除二，两颗玉米棒子就只剩下了玉米芯。我和妹妹年龄小，手上没有劲儿，好半天才能剥光一个玉米棒子。只要每次剥玉米，都要持续到深夜才结束。

秋粮归仓之后，平田整地大会战开始了。这项运动是由生产大队统一安排，全大队的社员集中在一起进行的。整个工地，红旗招展，彩旗猎猎；醒目的大字标语牌到处可见。白天，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夜晚，人声鼎沸，灯火辉煌。年轻姑娘们的歌声，笑声，此起彼伏，青年小伙子们高亢的劳动号子声响彻云霄，夹杂着高音喇叭声，小木车发出的“吱吱”声，合成了一曲动人的田园交响乐。

在我们家，只有大嫂和二嫂参加平田整地劳动。因为大哥和二哥都有一份工作，父亲上了年纪，在生产队放羊喂牛。在平田整地大会战期间，嫂子们每天收工回家，都到了午夜时分。她们每天既要上工地干活，又要操持一大家的人的饭菜。

看着两个嫂子这样辛苦，父亲心里十分着急。一开始，父亲希望母亲承担一家人做饭的事情。母亲在年轻时，曾因为几次遭受彻骨的失子之痛而精神失常，反反复复好几次。到了这一年，母亲有十年时间再没有犯过病，她在家里帮哥嫂带孩子，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父亲希望身体处于平稳期的母亲，能为家里出一份力，好减轻两个嫂子的负担。对于父亲这样的安排，母亲十分抗拒。因为母亲心里明白，以自己的身体状况，难以胜任做一大家人饭的事情。

面对这种情况，父亲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哥嫂分出去单过。父亲认为，他白天放羊，晚上喂牛，一天挣两份工分，从生产队分的粮食，完全可以解决我们一家四口人的吃饭问题；大哥有一份正式工作，大嫂参加生产劳动挣工分，他们一家四口的小日子会越过越好；二哥当民办教师的工资虽然比较低，但生产队里还给他计一份工分，二嫂也挣的一份工分，加上二嫂娘家的帮村，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也不成问题。

对于父亲的这个决定，两个哥哥都不同意。在他们看来，父母都已年过半百，加之母亲身体不好，父亲胳膊残疾，我们姐妹俩还没有成年，正是需要他们照顾的时候，父亲却让他们分家单过。为了打消了哥嫂的顾虑，父亲把我们四个人穿衣等其他费用，进行了分配，我和母亲归大哥大嫂，父亲和妹妹归二哥二嫂。

分家的日子，是父亲请人看的黄道吉日。记得那天正好是周末，又是一个阴雨天，全家人都在场。在父亲的支持下，分家井然有序地进行。家里一共有六孔窑洞，每家占两孔，一孔住人，另一孔做厨房；条囤里存粮并不多，父亲按各家的人口进行了分配；再剩下的就是厨房里的用具了，父亲把盆盆罐罐都摆在地上，让大嫂和二嫂挑选。哥嫂们并没有争多论少，分家的气氛显得祥和宁静。从此以后，三家人另起炉灶，做饭既省时又省力，做饭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父亲的心终于安了下来。

三家人虽然过起了各开门另当家的日子，但并不生分。嫂子们到生产队出工后，母亲继续帮她们照看孩子；不管是大哥从外面带回来好吃的，还是二嫂娘家送来的牛羊肉，我们一家四口都有机会跟他们一起享用。

分开家后，我们三家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这一年，三家各喂了一头年猪，并在年底选择在同一天杀猪。记得杀猪那天下午，我从外面回来，看到母亲和两个嫂子把他们各自做的猪肉臊子拿在一起互相品尝。快有一年都没有吃过肉了，看到那红艳艳香喷喷的臊子肉，我馋得直咽口水。看到我的样子，两个嫂子争着让我品尝她们碗里的臊子。

在分开家后三年时间里，家里喜事不断，先是二哥和二嫂的小儿子出生了，一年后，大哥和大嫂的小女儿也呱呱坠地。

母亲没有生过一次病，她每天都显得特别精神。“早起三光，迟起三慌”是那个时候母亲的口头禅。当太阳从东边的山头刚刚露出头来，母亲干完了家里的所有活儿。两孔窑洞里的地面又亮又光，可以在上面晾面；蒸在锅里的玉米面窝窝头，散发着诱人的甜味儿；土墙下喂猪的石槽里，刚刚和好的猪食正冒着热气……

只要看见在外面干完活的父亲一走进家门，母亲就把热腾腾的饭端上了炕。我和妹妹一左一右围着父亲身边，坐在炕上吃饭。母亲从不上炕，她站在地上，一边吃饭，一边给我们添饭。我们还没有吃饱，母亲早就撂下饭碗，开始洗涮碗筷了。母亲尽早干完自己手里的活儿，好腾出手来，照看自己的几个孙儿。

分家的时候，我和妹妹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按理说，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完全可以为家里分担家务了，可母亲却舍不得让我们干活。甚至连洗脸水，她都要亲自为我们打好。看到母亲这样娇惯我们，一向对子女要求严格的父亲，却从来没有说过母亲。只是心直口快的大嫂看不过眼，劝了母亲几句，母亲节却生了很长时间的闷气。

这段日子，是我和妹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可它却太短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