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颖民 · 激情与超越：我所经历的改革开放40年 原创： 

2018年适逢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成就了我个人的成长。我几乎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工作经历也基本与改革开放同步。回首过去，往事历历在目，内心别有一番感慨；聚焦当下，面对教育改革中的诸多问题，我也有很多新的感悟与思考，愿意与大家分享。

一、谈成长：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人生境遇，拓展了视阈和平台

就自身成长而言，改革开放给我带来了太多益处。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那就是“境遇”“视阈”和“平台”。

1.“境遇”：从山村中学到省级名校，改变了我的人生境遇

我出身于一个老干部家庭。像当年许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样，我在中小学就读及下乡务农过程中，经历过一段艰难的生活历程，后来凭借自己的努力，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大学。在大学里，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粤东陆丰县（现陆河县）的一个山村中学任教。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我国教育领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都急需补充大量从教人员。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高等学校更是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当时，华南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华南师范大学）要把我调进大学任教。就在办理调动手续时，广东省进行了普教、高教管理体制改革。根据当时普教系统要办好一批重点中学的需要，我被调入归属普教的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简称“华南师院附中”，即现在的“华南师大附中”）。

当时，我因为没能被调进大学，多少感到有些遗憾，但长期接受教育所形成的“螺丝钉精神”，激励着我要在中学的岗位上尽心尽力，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就这样，伴随着《金梭和银梭》《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我也像当年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一样，立志要在工作岗位上有一番作为，要无愧于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2.“视阈”：从国内研究到国外访学，形成了我纵横交错的认知视阈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人们常说，眼界决定境界，说的是“视阈”。古人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说的还是“视阈”。改革，可以让我们的视阈投向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结构；开放，可以让我们发现外部世界发展的更多参照系。有了这样一种纵横交错的认知视阈，就使我既能看到我国学校教育改革的深层结构，也能在外部世界的发展中找到更多的参照系。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教育战线也开始重视科学研究，我国教育科研“六五”规划提出了一批中小学可以参与的教育科研课题。当时，我有幸参加了全国重点课题——“我国学校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大纲的研究”的教育科研工作，之后又持续参与了“七五”“八五”“九五”规划期间一系列重点课题的研究工作，得到一批教育界名家大师的教诲和指导。这些课题研究活动拓展了我的理论视野，使我在饱满的工作热情中融进了一种科学理性，为日后形成办学理念和治校方略奠定了知性基础。

1983年9月，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写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三个面向”的精神，让我对学校的培养目标、人才标准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随后，我又到我国香港地区以及世界各地考察、访学，这些活动拓宽了我的视野，为我日后的办学活动提供了许多案例、素材和参照系。可以说，上述种种活动建立了我的新视阈，为我的办学理念、治校方略打下了思想基础，形成了一个认知框架。

3.“平台”：从分管部门到统摄全局，提供了我践行办学理想的广阔平台

孔子若没有在杏林讲学，世上便可能没有了《论语》；正是当年的晓庄学校，让更多人认识了陶行知。改革开放为我实践自己的办学理念、追求自己的办学理想提供了“用武之地”。

1979年，我在华南师院附中担任了校团委书记，其后又担任了教务处副主任；1984年，我这个当年还不满34岁的“工农兵学员”便担任了这所广东顶尖名校的副校长，1996年又担任了校长。正是这一个个发展平台，让我逐渐熟悉了学校管理中从“人”到“事”等各个领域的工作，逐渐深入把握了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节奏，构筑出从宏观到微观的学校发展战略和目标。

我感激改革开放给我提供了这样的工作平台，让我可以提出并践行“以完整的现代教育塑造高素质的现代人”的办学理念，形成简称为“一二四六八”的治校方略和办学思想体系。我还要感谢在“六五”到“九五”期间参与一系列国家重点课题研究的经历，它们让我学会了尊重科学理性，学会了从事研究工作的“ABC”，为我的“学术沉思”打下了基础，让我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努力寻找“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的平衡点。

我认为，作为校长，我们应该葆有学术的沉思，这样才可以从繁杂事务和世俗纷扰中静下心来，沉淀自己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清晰自己的办学主张，进入自己的理想王国。这样的说法似乎浪漫得有点令人望而却步，但趋向这样的状态，并非是“挟泰山以超北海”，而是如“为长者折枝”般，如说不能，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当然，这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种“痛而后快”的体验、超越和提升。只要我们坚持自觉要求自己，就可以循着“在日常工作中研究，以研究引领日常工作”的思维范式和工作范式，慢慢进入一种“学术沉思”的境界。

二、谈办学：内部坚守与外部支持奠定成功基石

我在华南师大附中担任校长17年，与同事一道带领学校奠定了在广东基础教育界领跑者的地位。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将其归结为内外部两大因素。

1. 向内：牢牢把握“三个坚持一个善于”

从个体内部因素来说，我将办学的成功概括为“三个坚持一个善于”，即坚持理想信念，坚持以人为本，坚持自我提升，善于整合资源。

“坚持理想信念”——也许有人觉得这种说法太“官方”、太老套，其实不然。因为在办学过程中，在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校长、教师们会遭遇许多世俗的压力和社会的非理性要求，如果没有理想信念，那么我们就缺少了抵御这些压力和要求的自信和底气。

“坚持以人为本”——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但却是学校教育和管理中的核心价值。只顾追求分数而忽略学生身心发展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也不是对学生真正负责；只强调指标任务而忽略对教师人文关怀的管理，不可能真正激发出广大教师的活力与激情，也不可能建设一支可持续胜任的教师队伍。

“坚持自我提升”——这是我始终践行的一种自觉要求。在治校方略中，我把这种自我要求融进了我的办学理想——“培养可持续发展的学生，造就可持续胜任的教师，创办可持续攀高的学校，实施可持续提升的教育。”

“善于整合资源”——这是一种管理策略。资源是有限的，也可以是无限的，差别就在于我们如何整合、配置、开发和利用。在校内资源整合中，核心是人力资源整合，包括教师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实质都是要解决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在校外资源整合中，我们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建立学生的社会实践基地，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帮助学校解决开设校本课程的师资问题，发动校友建立“教育基金会”增强“奖教奖学”的激励作用，等等。

2. 向外：努力争取相关利益群体的理解支持

从学校层面来看，我既得益于学校有一支“敢为天下先”的教师队伍，又得益于学校创办以来历届领导和广大教师们共同创造的学校文化。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时，人们还在致力于恢复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华南师院附中已经率先开展了教学和课程改革。学校数学和语文学科分别以引进“项武义教材”和自编教材为先导，开展了系列教学改革；英语学科引进华南师大外语系的教授，开展了从初一到高三年级的周期性教学改革实验；其他各学科组也纷纷开展各有特色的教学改革活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学校还开展了行政班与教学班并存、学科“按程度分层次教学”实验；并通过开设“选修课”培养学生的个性特长，允许学生跳级发展，等等。教师们自觉投身教育教学改革，只见满腔热情，并无功利计较。学校文化不断滋养着教师们的精神风貌，教师们也用自己的行动不断丰富着学校文化的厚德载物意蕴。

从社会层面来看，我既得益于广大家长们对学校的理解和尊重，又得益于各级领导的信任和支持。一个典型事例就是，每年秋收时节，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停课到农村参加以国情教育和劳动锻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实践。如果得不到广大家长的理解和尊重，那么这种社会实践活动就不可能延续近30年不中断，成为学校的办学传统。

华南师大附中是受广东省教育厅和华南师范大学双重领导的学校，这种管理关系的特殊性，非但没有影响学校的办学自主性，反而为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创造空间。让学校放手试验，让教师们敢为人先，保证了学校在广东基础教育界领跑者的地位。

三、谈管理：“用人以治事”，“人”居首位，事在人为

我在华南师大附中任副校长12年，任正校长17年，二者相加，已近半个甲子。有人将管理简约地表述为“用人以治事”，我赞同这种说法。在学校管理中，“人”居首位，事在人为。用人得当，诸事皆顺，事半功倍。“人”的外延，指向于学校的管理团队、教师队伍和学生。

1. 打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管理团队

在学校管理团队建设方面，我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为参照系，让管理团队既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又懂得欣赏别人，取长补短，呈现出“美美与共”的工作局面。

我认为，在学校这种知识密集型组织中，理想的领导班子首先必须是同心同德、志同道合，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共同的教育价值观。其次是能够兼容互补。“兼容”，强调的是要超越“部门利益”的局限，以大局为重；“互补”，强调的是要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再次，必须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它直接决定着一个管理团队的执行力和一个工作局面创建的成败。就华南师大附中而言，能够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前列，靠的就是工作中的创造性以及队伍的创新精神。

2. 造就“可持续胜任”的专业教师队伍

对于大多数校长来说，如何建设一支优质的教师队伍，已经有许多理论导引、标准要求为参照，而要做得实在、扎实、有效，我的经验有三点。

一是强调目标导向。如华南师大附中以“造就可持续胜任的教师”为目标导向，让教师们以师德高尚、理念先进、业务精良、与时俱进为标准，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形成自己的教学个性，追求自己的专业提升。

二是重视支撑体系建设。我们通过树立榜样，为教师们提供身边实实在在的参照系，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制度化、清晰化要求，落实到日常工作的各个方面，形成常态化的持续影响；通过激励机制建设，鼓励教师敢于“冒尖”、大胆创新，激发教师的内生动力，形成学校的“造血机制”。

三是引导教师进行自我职业生涯设计。我们引导教师根据自身的入职年限、工作状态、成就要求等，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设计远、中、近不同时期的发展目标。学校根据教师的不同要求进行分类培养、分类指导、因材任用、尽显其长，与教师共度职业生涯中的“高原期”，引导其突破“瓶颈”，超越职业倦怠。

3. 坚守“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的育人核心

现在，很多知名学校将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未来社会领军人才，但与此同时，社会上对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批判也不绝于耳。对此，我谈谈自己的思考。

首先，关于将学校的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未来社会领军人才”的问题。我认为，不同生源、不同办学水平的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应该有所不同。且不说培养未来社会领军人才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不是学校一厢情愿就能做好的事情，单就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而言，其能实现的，也仅是为学生打下良好的发展基础而已。所以，我不赞成这些看似“高大上”的说法，它混淆了基础教育的根本任务。

其次，关于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问题。这是中国教育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教育忽视了国家意识、理想信念、责任担当等内容，过分强调自我实现、个人价值，确实让一部分学业优秀的年轻人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出现多元价值取向，是一种客观事实。但在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上，应该实现社会价值取向与个体价值取向相结合，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是不合理甚至是错误的。因此，无论何时，学校教育中都不能缺失“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这个核心价值。

四、谈使命：不忘初心，在创新中追求突破与超越

从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师大附中离任后，我于2017年接手了广州中学。对于“重新出山”到广州中学工作，我充满了敬畏和惶恐，唯恐有负领导的重托、大家的期待。

1. 准确把握办学中“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

广州中学的前身是原广州市第47中学，地处广州市天河区，也是在当地群众中有口皆碑的一所名校，有其办学的成功之处，现在变身为广州中学，追求的是一种“锦上添花”的提升，要更上一层楼。因此，我们既需要继承和发扬其优良与成功之处，也要在创新、突破与超越中实现锦上添花。进入广州中学之后，我时时提醒自己，必须准确把握“传承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严格区分“继承与破除”的对象，慎重处理扬弃问题。当今社会，校长轮岗时常可见，有的校长一到岗就改弦易辙，另起炉灶。这些“对已往全盘否定”“一切推倒重来”的现象，表现的是片面的思想方法、狭隘的功利主义，不是唯物主义的应有态度。

华南师大附中从合校初期的1956年到2013年我任期结束时，近60年间，前后仅经历过几任校长（除去“文革”时期）。王屏山、蔡汉平等老校长及我，任期皆有十多年。正是在这样相对稳定的管理环境中，学校文化得以慢慢积淀，办学传统得以延绵继承。反观现在以行政管理人员为参照的校长任期制，以及不少地方实行的“校长轮岗制”，造成校长频繁更换，再加上急功近利与轻浮躁动的社会生活情境影响，导致无论是学校文化建设，抑或办学传统形成，都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我记得陶行知说过，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办学有其周期性要求，办学的成败，需要通过“周期检验”才有可能做出中肯的评价。一种办学思想，必须是在尊重办学周期性要求的前提下，在中肯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帮助校长澄清教育价值、凝练教育思想、形成办学主张是必要的。教育，需要有“静待花开”的自信；办学，需要有“春种秋收”的淡定；办学思想，需要有“春华秋实”的发育生长过程。任何形式主义的拔苗助长，只会造成混乱和伤害。

2. 从主客观两方面积极准备和创造条件

我认为，办好一所学校必须要有好的社会生态，要充分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尊重校长的创意，政府更多的是提供服务和支持。要解决办学过程中的权力博弈问题，只强调学校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校长与行政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根本之道，关键是要完善相应的管理体制，真正建立起现代学校制度，而现代学校制度的核心内涵是清晰界定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我期待着《学校法》早日出台，让学校办学自主权置于法律法规的保护之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当前，国家在推行教育领域的管办评分离。这是一种很好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对办学规律的尊重和遵循。但对这项制度的真正“落地”，我们还需保持清醒的认识，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积极准备和创造条件。一项政策从制定出台到演变成一种工作局面，需要有一个“运作周期”——包括各个工作系统建设、各项实施细则配套、具体操作方式成型，等等。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用时间换空间。而在这个“运作周期”中，我们还要完成自身的超越与突破：教育行政管理者们要突破对“滥权管理”的“恋栈”，更不要说破除“权力寻租”的弊端；校长们要突破“唯上唯旨”的思维和心理定式，以免遇到真正需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时，出现“叶公好龙”的现象。

（本文作者系广东省广州中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