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重复性工作”：工作之死
在之前的文章中，笔者试图说明一个虽然简单却很容易为人所忽视的问题：工作本身是没有价值的，除非其能够给企业系统提供价值。
这听起来并不违反直觉，但其在实践层面的表现上是非常违反直觉的——这意味着很多工作实际上没必要做，甚至说是有害的，而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单纯地“执行”工作，而是“优化”工作。
起初笔者还在担心这种说法是不是太过了，但仔细想想，是说得太轻了：
不止是很多工作没必要、有害，甚至很多行业、岗位根本就是没必要的、有害的。
美国人类学家David Graeber在2013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就将说客、PR研究员、电话销售员、法警和一些辅助产业的岗位（作者认为这种岗位之所以产生，正是由于太多人花了太多时间在那些毫无必要的工作上）一类的工作称之为“扯淡的工作”，并在文中表示，越来越多的工作感觉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对社会是有害的。
笔者对此深有感触。
在校期间，笔者曾在蒙牛做过一段时间的所谓“销售经理”，工作的劳累与乏味都没有让笔者感到不适，但工作期间那种强烈得令人无法忽视的“无意义感”让笔者几近崩溃——你能明显地感受到自己的工作不会给社会创造任何价值，甚至是有害的。为了促进销量，你不得不撒谎、耍手段，但费尽心机，最后所得不过是比竞争对手多卖一些产品。你能深切地感到，作为个体，你只是企业、资本游戏的牺牲者，而这些游戏大多无聊冗长，其目的往往只是为了保全自身，甚至只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者的资产。
笔者可以接受恶，但实在接受不了这种愚蠢、无聊、毫无美感的恶。
这种“无意义”与“无价值”绝非个体层面的错觉，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的经济数据都证明了这一问题：尽管公司在不断地尝试各种方式衡量员工表现，用尽手段不断强化工作，但是员工生产力或者说每小时所产出的价值的增速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都在放缓。
近年来“阶级固化”、“拼死奋斗不如早年买房”等话题一再被讨论，其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有趣的假设：努力工作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
回顾人类历史，不难发现这个假设很少成立。中国近十几年来的飞速发展无疑是一个奇迹，但很多人都把这一奇迹当作了世界的常态，进而把这一奇迹所导致的各种现象当作了日常——这种错觉在很大程度上支撑起了“努力工作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这一假设的信念。
但实际上，这一假设在西方国家早已崩塌：
在英国，近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约有800万人）都生活在工薪家庭中；在美国，平均工资水平已经停滞了半个世纪之久。
据官方统计数据，在2017年，有一半的英国大学毕业生从事的是那些非大学毕业生就能胜任的职位。
专门研究工作的著名历史学家Benjamin Hunnicutt曾表示：“在美国，20多岁和30多岁的人对工作的信念正在崩塌，他们已经不指望工作能提升自己满意度或是指望工作能促进社会进步。”
作为可持续消费繁荣和大规模住房拥有率的源泉（这是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主流经济政策带来的主要成果），工作如今在我们面临的债务和住房危机面前已经名誉扫地了。
笔者不想、也无力从社会层面讨论这种方式的好坏，只是试图从一个平凡的个体层面出发来看待、思考相关问题，而思考的起点便是那个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词汇：工作。
工作统治下的人生
现代人从出生便开始为工作做准备。
当代所谓教育，不过是一整套过滤机制，层层过滤、层层匹配，最后剩下的渣滓就让其自生自灭。
而现在看来，211以下，基本上都被社会视作渣滓。进不了好大学的好专业，那么从本科开始便成了政治与资本的韭菜，看看各种材化专业的疯狂招生，顿时明白高等教育所扮演的角色。
对就业能力的痴迷贯穿于整个教育系统（大学教育成为了职业培训，而人们对此习以为常，真TM的梦幻）、在西方“努力工作的家庭”不断被政客理想化，经济泡沫之下，各种商业故事让人们把商场当作战场，阿猫阿狗的都兴冲冲地认为自己能够一展拳脚。
如Joanna Biggs在《All Day Long: A Portrait of Britain at Work》所说：“在宗教、党派政治和社会团体消失的时候，工作是我们赋予生活意义的方式。”
历史上给人们生活赋予意义的都是宗教，对于当代人而言，工作便是其宗教。
实际上在美国还真就有一个“工作教”：“清教”，管理界曾经火过一本《清教徒的礼物》，就其对于工作的态度而言，称其为“工作教”毫不为过，其围绕着工作所建立起的一整套价值观，把工作烘托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如Hunnicutt所说，在此之前，“工作在所有文化里都被作为一种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但如今，工作已经逐渐成为目的本身，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没有工作来填满我们的时间，我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生活。
逐渐消失的工作
在之前的文章中，从优化到重构，笔者描述了在社会演变背景下“工作”自身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一大特征便是对于“工作”的消除，如哈默于《企业再造》中所描述的：
再造不仅去掉了无用功，而且还去掉了不产生价值的工作。
大多数检查、协调、等待、监控、跟踪（这些非生产性的工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公司内有各种边界，流程被认为分割），它们都被再造所消除了，这意味着人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做真正的工作。
在谈论这种消除的时候，哈默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工作的本质：
当单一任务转变为多层面工作后，也同样变得更接近工作的本质。
这一概念着实耐人寻味，而哈默对这一概念只是轻轻一点，并未清晰定义：
如果工作更令人满意，那么也就更有挑战性、更困难。
大多数陈旧、常规的工作都被取消了或者自动化了。
如果说旧模式是简单任务需要简单的人，那么新模式就是复杂任务需要聪明人，这也提高了工作的门槛。
再造后就无法发现多少简单、常规、固化的工作了。
这种模糊性更加让人浮想联翩。联系到上文笔者谈到的那种“不创造价值、甚至有害的”那种“工作”，我们真的能够称之为“工作”吗？
《没有工作的世界》中作者提到所谓“隐形失业”的概念：如今我们谈到就业率，却没有意识到很多职位其实是不必要存在的，即隐形失业。
也就是说，实际上很多工作本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但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惯性下，社会在强行维护那些工作的存在。
《没有工作的世界》
笔者在重构“重复性工作”：系统，从自动化到平台化描述了在系统视角下“工作”演化的大致过程，从中能够很清晰地看出“平台”对于人的取代。
自动化取代人力的问题已经被讨论太多了，这里笔者仅引用书中对于相关问题的论述。
书中对工作进行了抽象，将其拆解为具体的任务，之后将任务分为常规的流程化与非流程化的，前者的代表是在工业流水线上拧螺丝，后者的代表是撰写法律文书。
作者认为之前数轮的自动化浪潮，取代的都是前者；而如今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新拓展了“流程化工作”的范围，把那些原本被认为是无法被自动化的任务纳入到了“常规流程化”的范畴内。
为了描述这次自动化相对于前几次究竟有何不同，书中花了很大篇幅论证相关问题，最终给出的回答是：前几次的技术是互补型的，而这次的技术变革则是以替代型为主的。替代者不需要是某个强AI，只需要一个个在特定任务上做到极致的所谓“弱AI”就足矣。
问题在于，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面对越来越多对于经济系统而言完全无用的人。
我们亟需一整套系统方法，以应对所谓“后工作世界”。
个体如何应对“后工作世界”
笔者无力从政治、经济的宏观层面去思考相关的问题，这里仅从个体层面出发，试图给出有用的结论。
刚才笔者提到，现代教育即层层过滤机制，绝大多数的教育都是“职业培训”，而在“后工作世界”这种情况无疑会发生剧烈的转变。
很多公众号文章在提到AI取代人力时，最终都会归于“我们应该学习什么什么，以应对崭新的世界”，然而《没有工作的世界》则指出，无论加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技能还是推动文科教育，其实都无法解决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教育体系要教给大家的不是如何迈入工作的世界，而是如何使休闲具有生产力。
这是一种范式转变，是根本性的转型。作者指出，人类过去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古代的斯巴达，教育是展开战争训练而不是工作训练。在“后工作世界”，我们需要的不是工作训练，而是“意义训练”。当没有了工作，仅仅给人们发生活金是远远不够的，作者援引了大量耐人寻味的历史局面（20世纪30年代靠救济金过活的工厂工人、接受政府资助的美国原住民）以证明，仅仅给钱是行不通的——你还必须给他们意义。
作者强调要通过教育来实现价值观上的翻转，即让无用之人能够在不用工作的时光活出自己的价值，而不只是闲着。
几百年前，启蒙运动推翻了宗教，尼采惊呼“上帝死了”，并认为我们要“重估一切价值”，“我们要成为自己的上帝”。现如今，“工作教”同样岌岌可危，“上帝”可能又要“死了”，我们有必要重新拾起尼采的教诲，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后工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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