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始末

2024-04-15 本文已影响0人紫湘Via

乌台诗案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简略地提过，时间一久就又忘了。为了加深印象，便于以后苏轼诗文的学习，就单独地做一次笔记吧。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苏轼与变法派政见不合，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温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

苏轼遭受排挤，自觉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本身就是名震京师的才子，没想到他却反对变法。真让宋神宗头疼，但神宗又不想埋没人才。

于是在神宗的直接干涉下，苏轼才任了杭州通判，据说王安石本来想把他弄到偏远的颍州（今安徽阜阳）去。

苏轼之后又分别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任职上，苏轼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比如变法中的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

但实际执行却出现偏差：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这样，青苗法就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

还有两浙路严苛的食盐专卖法、鼓励人告密的手实法等等苏轼都极为反感，于是便形诸吟咏，在其自己的文章和赠友人的诗中，不时提几句变法的弊病。

而在当时，王安石早于熙宁九年（1076年）二次罢相，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神宗本人。变法已经成为皇帝亲自部署的既定国策，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神宗的既定决策。

这不是往枪赶上撞吗？好嘛，在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后，他给神宗皇帝写了一道谢表——《湖州谢上表》。我读了一下，全文大意就是承蒙皇恩，臣无能，但皇上不嫌弃臣无才，把轼安排在这么好的地方。

总之就是极尽谦虚和自贬，但是还是没管住自己的嘴，在文章的后面说了一两句惹到新党的话。比如“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法令俱在，臣即使再勤劳也是于事无补。臣知道自己迂腐不识时务，难以与新进之人共同进步。皇上知道臣年老不会多生事端，或许能保全一方百姓，所以让臣到湖州任职。

苏轼这几句牢骚话，笔下的“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这些用语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窃据高位，谋取私利的“小人”。

这几句牢骚话便成为乌台诗案的导火索，元丰二年秋七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dan）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

他们认为苏轼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由于苏轼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

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乌鸦筑巢嬉戏，乃称乌台。

苏轼很快就被提审，御史台官员到处搜罗苏轼的罪证。牵连者众多，发展成一场可怕的文字狱。两个多月的“根勘”（彻底查究）审理，苏轼受尽非人的折磨。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供。

最后，李定等人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但奇妙的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出来劝谏，包括太皇太后曹氏。

最有意思的是连当时已经退休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儿子苏迈一直给他送饭，他们约定好平时送蔬菜、肉食，若是将要处死，就送鱼。有一次苏迈钱粮用尽，出去借钱了，就把送饭之事委托给一位远亲。

不巧，苏迈忘记跟这位远亲说平时不送鱼的约定，恰巧那天这位远亲送了一条熏鱼，可把苏轼吓得不轻。他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了两首诀别诗。

但天留才子，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最终躲过一劫，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有职无权，受当地官员监视。

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苏轼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这一年，苏轼已经43岁，四十不惑。我恰恰认为在这个年纪遇上这样的事，上天真的待他不薄。因为苏轼生性放达，底色是乐观的，面对人生中的黑暗肯定比爱钻牛角尖的人的思想转变的要快。

所以乌台诗案后他的诗词所寄托的思想已与案前的大不一样。案前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案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聊从造物游”，更加的关注自然。

我觉得苏轼吸引我的部分除了他的才气与乐观旷达的天性之外，还有他那直言不讳的个性。他明明知道那样有可能会得罪神宗皇帝（那么有才能的人不可能一点政治敏感没有），但他还是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