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终结与知识的碎片

　　一、

　　20世纪出现了人类精神文化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哲学的终结。在尼采、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看来，这首先是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哲学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破产。但如果我们将视域放的更开阔一点的话，同样可以发现，即使我们不仅仅从形而上学哲学的意义来说，在中国和印度这样具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国家，哲学同样终结了。

　　如果说在西方的20世纪末，德里达、福柯、德勒兹、罗蒂等人还勉强可以作为最后一批哲学家的话，他们的任务是彻底摧毁西方哲学大厦的根基。而利奥塔、鲍德里亚、詹姆逊、伊格尔顿等人，就只能笼统的被称为思想家了。

　　中国哲学的终结，与西方几步是同时的。当第二代新儒家们，用西方近代的哲学方法和概念来重新阐释宋明理学的一些命题之后，他们实质上已经给中国哲学画上了完满的句号。第三代新儒家，很难说再能与哲学家有什么关系了。

　　当然，今天的各大学哲学院系里，哲学研究似乎比以往数千年更加的繁荣，但这只意味着，对过去的某种珍贵文化遗产的阐释和分析而已。我们今天拥有大量的专业研究者，而不再有真正的哲学家，哲学研究只是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而不再是一项事业了。哲学本身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从古到今，只有少数人从事的孤独而寂寞的事业。对于那些真正迷恋哲学的人来说，他们不但能耐得住寂寞，而且能抵御尘世间的一切诱惑。哲学的力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大多数人都不怎么关心哲学，甚至一辈子也不知道某个孤独的哲学家的名字，但却几乎没有人，真正能脱离与哲学的关系。至少，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生活在文明社会里的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在间接的被某种哲学思想统治着。在西方，自基督教取得正统地位之后，是奥古斯丁的教父神学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在东方，自儒家取得正统地位之后，是董仲舒的天人哲学和朱熹的天理哲学。

　　作为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这些哲学通过教权和皇权，对欧洲和中国宗法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集权控制。直到公元1500年前后，马丁•路德和王阳明的出现，才最初以异端的方式，打破了当时程朱道学和经院哲学的僵化教条，新的思想才在哲学古老的文化内部，为近代哲学的出现，打开了缺口。

　　二、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由此作为理性主体的“我”出现了，而我所“思”的一切都成为了客体。由此自我和理性，在近代成为哲学上具有决定性的关键词。

　　启蒙运动的结束和理性王国的破产，导致了哲学上以休谟为代表的新怀疑论的出现。自西方哲学开端就一直存在的实体观念彻底的被瓦解，正是实体和属性这对概念范畴一直支撑着西方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哲学的大厦。尤其是近代哲学理性和科学逻辑，一直都是以静态和机械的自然规律以及法则的因果律为认识基础。休谟的不可知论指出逻辑因果，只不过是经常的印象连结在想象中的归类而已。西方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由此结束。

　　但是在康德那里，理性又获得了更加牢固的地位，批判的功能为理性坚固自身的重要基石，道德律令取代了至善的上帝。尽管这一做法是隐蔽的，但却无疑表明了，具有理性的主体的人，取代了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而康德对欧洲哲学的巨大贡献在于，他重新为被不可知论摧毁的哲学大厦建立了基础，他以“先验形式”为理性的有限性划定了范畴，以“物自体”表示理性所不能认识的超验范畴。

　　笛卡尔和康德都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哲学家，在理性与信仰的问题上，带有二元论特征，但主导的倾向都是理性，尽管他们都承认了理性的有限性，并为信仰留下了空间。这两位哲学家的过渡性相当明显。笛卡尔标志着经验主义哲学向理性主义的过渡，“我思故我在”为经验论找到了理性的形而上学根基。

　　在费希特的哲学中，自我成为了自由的精神，而在谢林那里，精神泛化成为了自然，而到了黑格尔那里，自然膨胀为无所不包的绝对精神。理性就这样一变而再变，由精神主体变为精神客体。最后费尔巴哈无法忍受这一纯粹的精神形式，而将精神客体从天空拉向大地，精神主体变成物质主体，这样一来，上帝由绝对的最高存在者，变为绝对的理性，又变为理性的拥有者——人。

　　人就这样取代了上帝，但这还不能说，上帝就这样死了，最后一击来自叔本华。在叔本华看来，世界是我的意志的表象，理性不过是意志的虚幻产物，作为理性主体的人，这才跌落回其原点：个体化的意志，由欲望和痛苦主宰的存在者。叔本华认为人要摆脱生命的痛苦，就要泯灭意志，走向意志的虚无成为了主体最后的形式，“自我”最后成为了“无我”。感性和理性，主体和客体，这一切都来自于“我”，但我之所以会“思”，乃出于意志，在“我”的反思出现之前，意志就已经存在。叔本华以“意志”，取代了康德哲学中超验的“物自体”。

　　尼采将传统的形而上学倒置，并称传统的形而上学是虚无主义，他自己将最高价值设置为“强力意志”。但是尼采与传统的形而上学不同，他不再宣称“强力意志”是超验的存在，而是主观的创造，从存在论转向了生存论。可以说在尼采的哲学里，传统逻各斯中心所造成的二元对立已经不能成立，超验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的对立已经不存在，而价值是从“强力意志”的一元论出发的。

　　德里达对西方思想史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摧枯拉朽的解构，但是解构主义试图安置传统哲学中不平等的二元对立，实质上是以反逻各斯的形式，再一次重复了逻各斯。解构要求反中心和无中心，无休止的“延异和播散”，意义成了无底的棋盘上的自由嬉戏。

　　三、

　　西方哲学在解构哲学之后，无可避免的衰落了。其实，这是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整个形而上学文化衰落的必然，西方哲学彻底耗尽了其发展的可能性。因此，西方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就没有了新哲学的出现。或许，“哲学”真的在西方终结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的终结，一种新的思想方式，或许海德格尔所说的“思”，会取代传统西方的形而上学哲学。

　　我们说哲学的终结，形而上学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完结。其实意味着曾经在东西方占两千多年统治地位的主流知识形态的终结。这种主流知识形态在古代述求于本体论，在近代诉求于认识论。本体论通过确立一个超越的至高本源或本体，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严密的等级制体系，从此成为宗法社会等级制的合法性知识基础。认识论通过确立一个经验的主体，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严密的控制论体系，从而成为现代工业社会控制论的合法性知识基础。而这两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分别以超验本源和经验主体的先后失落而崩溃。这就是尼采所说的“上帝之死”和福柯所说的“人之死”。

　　本源和主体是古代和现代知识论的核心，也是权力的知识来源。而当整个形而上学大厦坍塌之后，知识和权力本质的合法性，也就被否定了。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当形而上学体系崩溃后，到处布满了零散的知识碎片，我们无法在这些知识碎片中找到作为文化基础的“真理”。这些知识碎片所折射出来的，只是真理的重重影像。曾经作为真理本源的逻各斯碎片被无限复制，每个碎片都具有真理性，也就意味着无所谓真理。

　　四、

　　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形而上学和所有宏大叙事的解体，曾经作为社会文化中心整合力量的上帝、理念、主体等纷纷消亡，以往层级分明的树形结构被连根拔起，一切深度模式被抹平，一切依附关系被解除，一切意义被消解。再也没有绝对、崇高、神圣的真理，只有形而上学大厦坍塌后，数不清的知识碎片。而每个碎片都代表了一种相对的意见。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

　　如果说形而上学的本质就是虚无主义，而当这种以绝对真理和宏大话语形式存在的虚无主义被解构之后，在形而上学坍塌的废墟上，所矗立的并不是曾经被虚无所占据的存在之家。而是充斥着各种后现代奇谈怪论的残垣断壁。形而上学的命运，就是虚无主义的命运，而形而上学的终结，也就是虚无主义的终结。但是，虚无主义终结之后，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混沌和无序的世界，是一个没有文化根基和精神家园的时代。

　　因此，我们需要在清理形而上学大厦废墟中的知识碎片，把他们分门别类的堆放整齐。在一片清洁空阔的澄明之域，重新建立文化的地基和存在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