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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内地,大学大不同

2019-02-24  本文已影响65人  江雪阁
香港和内地,大学大不同

芳妹:

春节期间,很遗憾你没能来家一聚,作为主政一方的你,为了地方发展,走访乡贤,慰问在岗职工,组织民俗文化活动,一直没能抽出时间过来,把儿子考大学这样的大事也放在了脑后。我知道你儿子纠结于选择国内的大学,还是选择香港的大学?你也为此烦恼,大年初二我的女儿回家,她既读过清华大学,又读过香港大学,我吩咐她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下来,供你参考。下面是她给我的文章。

香港与内地,大学大不同

“学分制”这种说法,内地高校与香港高校皆有,区别在于,对于内地高校来说,这真的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课程表会在开学的时候发到个人手中,选修课纯属点缀。课程仍然在主旋律下进行,想弄个副修或者转个专业,难如登天。

而香港高校师仿英美大学,施行正宗学分制。简单说来,只要上课时间不冲突,你一个学期上多少门课都没有问题,腾出一整年来实习或者旅游都可以。选课的自由度和课程的可选范围也大得多。在这样的制度设置中,你的专业生涯可能随时发生变奏,转专业易如反掌。所以常听说有人从生物转去学法律,或者学金融的辅修了艺术。

这样的客观后果就是,“班级”这样的建制彻底不存在了,而专业与年级的概念也被大大淡化。你会经常与不同专业(甚至跨文理)不同年级(甚至研究生)的人一起上同一门课。课堂里、宿舍中、考场上,举目四望皆是陌生人,与内地相比,少了一点轰轰烈烈,多了一丝鱼龙混杂的感受。

伴随变奏的自由而生的,是对自己负责的痛苦。香港高校学费昂贵,折合到每一次课(通常一次课为三小时)的费用大约是600~800元,打个小盹的代价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当然,这钱绝不仅仅是花在那三个小时的课堂上的。香港高校的学习过程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绝对会“痛苦”得让所有人都备感“物超所值”。在内地大多数高校里,一门课通常就由一两次考试或者一两篇论文决定,一咬牙一闭眼,再难熬都过去了。但是香港高校考核制度设计之细密(见TIPS-1),就像一架庞大得你看不懂操作规则的机器,进了学校就像被看不见的扳手当成了齿轮拧在了传动链上,一切都只能随着这机器轰轰隆隆学海无涯苦作舟了。

小组作业永远是香港无涯学海的主旋律。三五个同学要共同完成一个通常包括主题甄选、数据收集、问卷设计、调查采访、数据分析、图像和视频的采集与编辑、幻灯制作、现场演示、报告整合等环节的庞杂项目(该流程通常为商科学生作业所采用),工作量匪夷所思,小组成员之间的沟通、分工与合作更是巨大难题。于是香港大学生的一天通常就由上课与“倾Pro”(倾=粤语的讨论,Pro=“Project”=小组作业)组成。

香港高校的另一变奏曲,是源源不断的实习与交换。香港部分高校的暑假实在长得变态——四个月的暑假,怎么打发?学校不仅会安排大量暑期课程供学生选择(通常是各类小语种的学习班),还有大量的在公司实习、去海外游学以及领袖训练计划的机会提供——几乎没有人会闲着,几乎没有一天能闲着。

如果这还不够补充你的大学生活,别着急,还有交换生。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在欧美学习生活,这种在内地需要挤破头才能争得的机会,在香港高校里俯拾皆是。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每年有400多个各种不同时间长度的国际交流名额提供给本科生,与180多所著名的海内外学府开展学生交换计划,其中包括哈佛、耶鲁、康奈尔等世界顶级大学。香港大学、科技大学每年的学生交换计划也都不少于400个名额。

调查显示,这正是内地学子选择香港的最重要原因——81.7%的人看重香港的大学更为全球化的背景。国际化背景带来了多元文化,各种不同肤色、国籍的老师、同学频繁地出现在你的日常生活里,于是,全英教学成为这里的必然。

在香港,除了香港中文大学使用“两文三语”进行教学(两文=中文+英文,三语=英语+粤语+普通话),其余高校都施行全英教学。教材、讲课、作业、论文以及与老师私底下的交流都要求全部使用英语。对于老师来说这没什么难度——香港几乎所有的大学教授都具备欧美研究型大学的博士学位。而大学生毕业之前也必须通过雅思考试。于是香港大学生花在玩抒情、装忧郁、上甲课干乙事等事上的时间自然也少了许多。这样学下来,扎实是扎实,却也少了几分大学校园应有的惬意与诗意。

TIPS-1:

20% 某指定书目的书评报告(15页,全英文写作)

20% 随堂测验 (共三次,考试内容从厚达800页的全英阅读材料中选取)

50% 小组作业 (每组5个人)

20% 堂上演示 (演讲与幻灯片演示,其中20分钟演示,10分钟答问)

30% 学期论文 (25页,全英文写作)

10% 课堂参与及出勤 (网上论坛的讨论和课堂上的发言)?

注:最后得分若采取“Live

Curve”(动态曲线)方式,总分再高,也只有前10%的人能拿A。若采取静态方式,那就是90分以上才能拿A,考89分哪怕是第一名也无济于事。

——摘自香港中文大学某门研究生课程的课程提纲

文化:象牙塔VS试炼厂

大学男生趿着拖鞋、拎着破包往图书馆神游而去,大学女生在清晨的湖边默默朗读的情景,直到今天,还依然是中国内地高校的代表性风景。无论商业浪潮怎样席卷象牙塔,象牙塔始终是象牙塔;无论毕业就失业的命题多么严峻,内地的大学生,仍然愿意带着理想主义的自尊和高傲,和社会保持矜持的距离,尽管所剩不多。

香港的大学则不然。在香港的校园里,随处可以看见西装革履、鞋跟尖尖的白领男女们,他们不是师兄师姐,他们很可能只是大一大二的小朋友,为了一次“上庄”、一个presentation、或者一个High-table

Dinner,把自己装点得和社会零距离——抱歉使用了这么多洋文,在香港的大学文化里,这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住Hall几啊?我在Hall六”、“我在读French的Course”、“这是我们的friend”、“今天我们Lab的人集体出去relax”、“你book了房间没”。

相比内地大学高尚封闭的象牙塔形象,香港的大学,一切都是为你走进社会作准备,这里的校园文化,更像是务实开放的试炼厂。

在香港,校园和社会的界限非常模糊。这首先表现在地理上。沿袭了英美传统的香港校园,通常都没有围墙。例如香港大学,走在薄扶林山道上,你基本上很难辨清,依山而建的房子,哪些是居民楼,哪些是港大的校舍。而在心理概念上,由于大学里没有班级的概念,大家为选了同一门课坐在同一个教室里,课毕猢狲散;宿舍也不是安排的,而是自己根据价钱、条件申请,就像住宾馆一样,尽管舍堂(宿舍楼)会有各种活动,但半年一租的房子会让你不断变换室友。没有哪种牢固的集体关系会持续四年。

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就是社团。

不比从属于各种党团委的残疾社团,香港的大学社团、俱乐部绝大部分从属于学生会,而学生会,则是直接在香港特区政府注册的社团组织,财政、管理、运营均独立于学校,并且可以对学校管理层形成制衡。

以香港大学学生会为例,这个学生会自从1945年开始,就是一个只对香港政府负责的独立社团。他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每个会员每年缴纳的100元港币会费,以及日常的经营投资。学生会有2000万资产用于投资,每年投资回报大约有200万。他们有自己的大楼,并用这些资金开设自己的复印中心、合作社、雇佣8个全职员工,交付独立的电费,以及支持下属104个社团。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惊心动魄?这些大学生,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自己的社团。因为工作繁忙,一个学生会主席和两个副主席,都可以申请休学一年,专门料理学生会事务,并拿一定的工资。

如果你知道,2000年香港大学的校长曾因为学生会的抗议和弹劾下台;如果你知道,研究生每年多了十几天的假期、校园里的便宜巴士、新的咖啡馆可以因为学生会的提议增加,而一个让人讨厌的舍监(相当于宿舍主管)、学中医学生的英文考试可以在学生会的要求中消失——你可能会明白,自由民主的香港,在大学试炼厂里,就已经诞生了。

来自南京大学、在港大就读计算机博士的陆恒是香港大学研究生会的主席。他领导的这个社团与学生会拥有一样的权力,就是在学校的决策委员会里,占有一个至两个席位,对各类决策拥有支持权和否决权。作为来自内地的学生,陆恒说能深入参与香港的大学社团是一件幸事:“你会很快了解这个社会的体系、规则”,他最喜欢的,则是这里社团的“独立性”。

试炼厂文化的另一典型特点,就是社团的“上庄”。“庄”的概念,有点类似于政治上所说的“内阁”,“上庄”即是“内阁竞选”。香港的大学社团选举都采用这种方法,由一个领导组阁,以内阁整体参与竞选,每次换届,就是从会长到各部长的全部阁员大换血。前文所提到的白领男女们,就是当学生变身阁员、外出拉票的典型装扮。如果你能在九月十月来到香港的大学校园,可能经常会遇见课室门口、餐厅门口、教学楼门口乱蹦乱跳冲你说“Morning!”“A Happy Day!”的一群职业装男女,这就是“庄”在拉票了。课间,你甚至可以看见一些“庄”别出心裁地在教学楼道里大跳“小新舞”,或者上演超短话剧,穿正式的衣服化奇怪的妆,吸引你的注意和选票。

竞选的真意可能在孩子的搞怪里给掩埋了,但搞怪也需要管理能力,吸引眼球也是为了依赖民主,这样一想,香港的大学试炼厂,还真让人跃跃欲试。

服务:你是上帝VS我是上帝

从内地来香港城市大学交换的学生Connie说,初到香港校园,印象最深的,不是英文教学、不是学生社团,而是问路!

“我晚来了一天,没有赶上新生会,那天是周六,学生事务处关门了。我站在校园里真的很迷茫,不知道该找谁,因为没有班级,宿舍也是自己定的,离校园很远,据说要坐车。”Connie说她提着箱子很无奈地向一个负责车辆进出闸门的保安问路,没想到,这个保安立刻放下手头一切,四处帮她打电话。电话打到学生事务处,没人接,然后打到宿舍楼,又没人接。Connie说,就惊讶地看着这个毫不熟悉学校事务的保安一通电话,居然找到了她未来宿舍的舍监,舍监在电话里详细地给她指路,又在她到达的时候在楼下迎接,还给了她一个“warm hug”。

Connie讲起半年前的事情依然感慨万千。许多在香港的内地学生,都有同样的感慨。“这里的学生简直是上帝,太幸福了!”浸会大学三年级的内地生Vincent说。

很不厚道地设想另一个情景:办某事,找A,A说不归我们管,你找B;找到B,B很不耐烦:我们不知道,你找C;汗流浃背跑到十万八千里之外的C处,C笑眯眯地说,这事儿我们不管,还得A管——有没有崩溃但却似曾相识的感觉?

香港的大学,被内地学生一致好评的是他们的“问责机制”,姑且这样叫,意思就是在学校管理部门中,只要学生有事儿找你,你不能不管,即使不归你管,你也得帮他找一个具体的负责人出来,交到他手里,你的任务才算完成。而香港的大学行政机构设置之严密,权责之明晰,本身也规避了学生站立校园、茫然四顾却心下凄凉的可能性。尽管没有固定的集体制度,每个本科学生却都有配备导师,实在茫然四顾了,哪怕失恋了,打电话给导师吧,他会管你的。

香港的服务是公认的出色,大学里的教育服务也是一脉相承。在香港大学,国际标准泳池全天免费向学生开放,体育场馆只需要一张准入证,也随时对所有校友开放。学生的 医疗保险很健全,基本上全部报销。但是,态度良好归良好,服务毕竟不是白给的。

要不,内地在香港读书的本科生,每年12万港币的学费,难道白交了?

以上内容是我女儿上学时的情况,几年过去了,情况可能会有变化,她回港后会去趟母校,了解一下大学最新的情况。你若有需要,可以直接和你联系。

另:工作很重要,儿子更重要。人的一生关键的只有几步,在儿子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尽量满足,给他建设性的意见。

祝好!

                    姐江雪写于正月二十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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