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冬天不需要压岁钱
我出生在90年代初，和其他孩子不同，我特别不喜欢过年讨压岁钱，甚至可以说深恶痛绝。
走马观花似的，鞠个躬，跟随大人喊一声，钱就到手了。还没捂热，人家的孩子也出来了，于是这钱又给了回去。有时候，明明孩子不在身边，大人见客人来了，也要赶忙去把孩子找回来。一个屋多个孩子的，这压岁钱也是一人一份，每份不少。
孩子们拿了钱，开心地一哄而散，只留大人们说着客套话，对我来说这场面简直恶俗至极。没办法，这压岁钱没一分是属于我的，穷绑架了我的灵魂，让我看什么都觉得不那么美好。
其实在1995年之前，我对拜年和讨压岁钱一点也不抵触。
那时的我还没满5岁，家里富裕，我是土豪小学生：足够多的压岁钱让我买得起整套的《安徒生童话》。
每到下雨天，学前班里一贯骚动，同学们带着渴望的眼神，挤在桌前，问我一个百问不厌的问题：“你中午回不回家呀？”
“不回，我带了午饭。”
“打开你的书包给我们看看吧！”
“哗啦”，美少女战士的书包一拉开，茫茫多的蛋糕和汽水：“哇啊……”感叹中，有口水滴在我的桌子上。
中午，好多小朋友会主动留下来给我做伴，我就用压岁钱给他们买吃的。放到现在，我应该会被很多人请求：“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01
然而，这种众心捧月的日子在1995年9月就到头了，爸爸因为计划生育被抓进牢里，我的压岁钱也一去不返。
那天来了个陌生男人后，家里的气氛陡然变了。妈妈嘱咐我中午不回家，晚上回家也要等到天黑。第三天，我失约了：教师食堂失火，我们提前放假。
一到家，就看见外面停着几辆小车，7、8个人围着抱着弟弟的妈妈。我刚过去，就被人抓住：“说，你是不是这家的娃儿？”我茫然地点点头。
“还说没超生，这就是证据！你家男人呢？”大汉推搡了我一把。
“他去外地干活去了，走了个把月了。”妈妈面无表情。
男人们继续逼问，妈妈却闭口不言了。
随即，有个男人，拿出个喇叭架在车顶：“别躲了！你被举报超生，再不出来，你的老婆孩子要被带走……”
喇叭喊了几遍，屋后平整的芝麻地渐渐起了一道褶子，这褶子慢慢向边上涌来。爸爸从里面走了出来，大汉们一拥而上，把爸爸扑到在地，铐上了手铐。
灰头土脸的爸爸被他们七手八脚地塞进小车。妈妈递进去一包衣服，也被一个男人扔了出来……
半个月后，爸爸被放了回来，套在身上的衣服空空荡荡，满脸胡子，像个野人。举报者是和爸爸一起出来打拼的同乡，他眼红爸爸的养殖生意，于是给老家的计生部门打了电话。
牢里，他们让爸爸睡在草上，每餐只给一个馒头，不让送饭、送衣。爸爸在饥寒交迫里熬了下来。为了赎人，家里2万多的积蓄被一点一滴榨得精光。
爸爸坐牢期间，存了一万块钱的信用社也倒闭了，血本无归。
爸爸出来后，决定打起干劲儿，重新开始。半年后，他借了8000多块钱，投给了一家名叫“希望农场”的公司。没想到，公司在骗了十几个像爸爸这样的有志青年后，跑路了。原本的承诺——两年内建好新鱼塘养殖系统的承诺，变成了空气。
02
爸爸在接连的打击下，变得沉默寡言。我开始整天整夜看不到他，他把自己埋在了赌博的牌桌上。
家里抽不出一分多的钱，为了贴补家用，妈妈把弟弟哄睡后，去田里拾荒，去铁路边捡瓶子。我的衣服不再飘着清香味，妈妈开始用当地产的劣质洗衣皂，8毛钱一块，大板砖似的，够用好几个月，就是味道冲人，朋友们渐渐远离我。
因为没有钱，我变成了“小偷”。
在街上，妈妈买菜，我跑去书摊上看书。等她招呼我的时候，我忘了给钱，直接拿着书准备跑过去。结果，被老板一把抓住。我掏了掏口袋，才惊恐地发现我的压岁钱已经用光了。老板见我毫无表示，断定我是小偷。
“这是谁家的娃儿？这么大了还偷东西，爹妈怎么教的？！”他像拎小鸡一样，把我拎到马路边。人群围拢过来，老板情绪激动、唾沫横飞地描述我偷东西的经过。
妈妈挤了进来，把满脸泪水的我护在身后。她涨着通红的脸，在嘈杂声中奋力解释：“谁说我们是偷了？我们是买！”百口莫辩，围观的人依然满眼嘲讽。
老板一听妈妈是外地口音，态度嚣张起来：“偷就是偷了，这是自由市场，偷东西要罚钱！”他把那本小人书往妈妈身上一甩：“10块钱，拿来！”要强的妈妈把卖废品的10块钱甩在了地上，拉着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第一次感到孤独无援，也忧伤地感到，从天堂跌到地狱，一切与穷有关。回家后，妈妈直接去了牌场。
烟雾缭绕里，她不顾情面，“哗”地掀翻了牌桌，爸爸觉得脸上无光，要动手。在众人的拦阻中，妈妈还是摔在了地上。牌友当中，有人劝妈妈：“他心里烦，闹够了总会回去。”
没有人在乎这样一个女人是否心里也烦。利益共同体面前，重要的永远只有个人利益。
妈妈从那天起变得喜怒无常，我和弟弟的一点小事都会引来她的打骂。当我们哇哇大哭的时候，她又会流着眼泪抱抱我们。我感觉心疼，也无奈地体味到家的支离破碎带给我们的创伤。
可我什么都做不了，除了每晚默默祈祷：如果爸爸能回来，我宁愿一辈子都不再要压岁钱了。
03
也许祈祷有用，爸爸浪子回头了，却是以一场家庭悲剧为代价。
有家长痴迷赌博，晚上把孩子安排睡了，两个人就去了牌场。高功率的灯泡亮着，不知怎地，有线路老化，失了火。孩子们被热醒时，一片火海。哥哥带着妹妹跑到门边，却怎么也打不开门。那个年代的门都是从外面挂锁的，又偏巧，他家住的偏远，哭喊声在噼里啪啦的燃烧声中渐渐熄灭。
报信儿的人冲进牌场大喊：“鱼塘上的失火啦……”爸爸喊了声“桂芳（我妈闺名）啊！”，扔了手里的麻将子儿，发了疯似地往外跑……
就像葛优演的电影《活着》，赌鬼福贵终于明白什么才是重要的。爸爸回归了，那种斗志昂扬也回来了。爸爸早上割草喂鱼，中午吃了饭就去粮食站搬麻袋，一包100来斤，干一下午可以有20多块的收入。他的身板结实了，背却弯了。
当冬天飘雪的时候，奶奶传来话：身体不好了，想老五带着娃儿回家看看。
04
我和爸爸赶了一天车，到了老家，板凳都没坐稳，奶奶就开始嘱咐爸爸要去给长辈们拜年。看来又到了我出场的时候了，只是这次，我却兴致勃勃。
我和爸爸把要去的人家一一列举出来，然后规划好拜年的顺序：先去没孩子或孩子少的人家，再去孩子多的人家。这样，就不至于钱一下子花光。在多子家庭，孩子还没来得及被叫回来的时候，我会主动哭闹，吵着回家，这样爸爸的损失就能少一点。
精打细算中，勉强实现了收支平衡。有大人背后指责我不懂事、娇惯，我略带忧伤地觉得，在这场游戏里，自己就像一只猴子，乞讨的猴子，博人一笑，带些狡诈地收人钱财。只是，再一想到，我这样做可以替爸爸分担一点，又觉得还算值。
05
初五我和爸爸坐车回来，准备陪妈妈过元宵。本以为要过一个极其贫寒的年，张伯伯却来雪中送炭了。
他一下吉普车，就跟爸爸说要定300斤鲫鱼。张伯伯是城里的大领导，喜欢钓鱼，于是常常寻到这清净的乡野之地。每次结账，他硬要按每斤高出市场价3块来算。
妈妈为了感谢他，会把自家的菜拔一些送给他。不过是些白菜萝卜，可王伯伯却十分高兴，他说乡下的菜总是比城里的香。
他夸爸妈是难得的老实人，每次他都问爸爸有没有难处，爸爸只是摇摇头。对待好人，除了感激，爸爸生不出别的想法。
张伯伯走后，爸爸就开始准备了。鱼塘被冰封得如镜面一般，爸爸竹篙撑船，妈妈铁锹碎冰。不停下网、收网、挑拣，忙碌到第二天，总算凑够了300斤。
下午，张伯伯来了，结账仍是高出市场一大截。末了，他牵着我，走到桌边：“娃儿懂事了，伯伯给你两个小玩意儿，就当新年礼物。”
他右手一甩，脱手而出一个银白色的小球，“咚”一声落到桌上，飞速旋转起来，发出“嗡嗡嗡”的声音，等落地停住时，原来是个扁平的“扣子”。
一面是端庄的牡丹，一面是庄严的天安门。爸爸告诉我，那是新版的1元硬币，乡下还没流通，是个稀奇货。
我以前收到过不少的东西，可这回却觉得很不一样。比起亲戚们给的压岁钱，这外人给的礼物却更让人感觉真实。它虽然买不了一包蛋糕，却是真真正正属于我的，带着温度的，而不像大多数的压岁钱，是冷冰冰的。
06
元宵节晚上，妈妈改善了伙食，炉子上炖着火锅。爸爸从外面回来，神秘兮兮地从背后拿出两张100元钞票，递给我和弟弟。
这钱好新呀，摸上去滑滑的、硬硬的。爸爸怎么突然给我们这么大的压岁钱？咦，不对，这个钱好像大一圈呀？“爸爸，钱又换版了吗？”我问。
妈妈也过来凑热闹，她一看立马明白了：“这不是钱，是爸爸送给你们的礼物。”对的，我不需要压岁钱。比起压岁钱，一家人的陪伴和这别具匠心的礼物更让我高兴。
后来，上学去，我看到好多小朋友拿着这种大一圈的“100元”玩。莫名的，曾经的落差感就消失了，我开始不那么抵触一些东西，也不那么执着于一些东西了。就好像，生活一直都是这样的。
很多年后，生活好了，可我还是经常想起那个元宵的晚上以及那个100元道具。屋外簌簌白雪，屋内暖炉生烟。一家人依偎在一起，什么都不缺的样子。
作者：清荷浅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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