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六百年》读书摘记_第九章 一座书城之《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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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乾隆时代，编纂大书的冲动并未消泯，建造“通天塔图书馆”的工程更加如火如荼。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上奏，要求各省搜集前朝刻本、抄本，认为过去朝代的书籍，有的濒危，有的绝版，有的变异，有的讹误，因此，搜集古本，进行整理、辨误、编辑、抄写（甚至重新刊刻），时不我待，用他的话说：“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体，而窥天地之纯”，乾隆觉得这事重要，批准了这个合理化建议，这一年，成立了四库全书馆。
根据张升先生考证，四库全书馆主要有两个办公地点，一处在翰林院，相当于在今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位置，主要负责勘阅编辑，另一处在紫禁城武英殿，主要负责缮写校正。
乾隆想象中的这部超级大书，志在囊括中国有史以来所有的文化成果，因此首先要展开的是全国规模的搜集旧书运动。之所以要搜书，是因为当时没有图书馆，留存于世间的古代书籍，除了宫廷收藏之外，亦有许多存于民间，尤其是私人藏书家手里。把它们统统搜集上来，才能进行“整理、辨误、编辑、抄写”，编成一部宏伟的《四库全书》。差不多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图书被运到四库全书馆。四库全书馆不仅负责编书，而且负责烧书，对于具有反清倾向的图书一律烧毁。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开始，在武英殿前立起了一个巨大的字纸炉，大量书籍被扔进其中烧毁，在世间永久消失了。章太炎先生在《哀焚书》中统计，武英殿前烧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总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lei”。吴晗先生感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武英殿里，《四库全书》正被静静地修成；武英殿外，相当于《四库全书》规模的书籍正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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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注定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四库”，是指它的内容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全书”就是说它是一套很全的书，内容几乎涵盖了古代中国所有的学术领域，全书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开，举凡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牧、医药良方、百家考工等无所不包，规模宏大、分类细密、纵横交错、图文并茂，成为查找古代资料文献十分重要的百科全书。
对于当时的世人来说，这无疑是一项纪念碑式的国家工程，因为这一浩大的工程，既空前，又很可能绝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无疑在一座历史的丰碑上刻写下自己的名字。这座纪念碑，对于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的士人们，构成了难以抵御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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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四库全书》编纂的进行，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就是《四库全书》的“副录本”。这些“副录本”源于“手抄本”，然后又被再抄，甚至刊印出版。四库全书馆的生产线上，明面上生产着《四库全书》的正文，暗地里却生产着《四库全书》的“副录本”。《四库全书》编到哪里，“副录本”就跟随到哪里，像双胞胎一样如影随形，不离不弃。当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历经十年而编纂、缮写完成，被郑重地安放在紫禁城文渊阁里，大量“副录本”也在皇城外的琉璃厂活跃招摇，待价而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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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完成。这一年，一座绿色宫殿，在紫禁城由黄色琉璃和朱红门墙组成的吉祥色彩中拔地而起，像一只有着碧绿羽毛的凤凰，栖落在遍地盛开的黄花中。它以冷色为主的油漆彩画显得尤其特立独行，显示出藏书楼静穆深邃的精神品质。它，就是文渊阁。
文渊阁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看到宁波范氏家族的天一阁受到启发而建成的。它面阔六间，这在紫禁城内也是绝无仅有的。因为紫金城内的宫殿，开间全为单数。这是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表明它以水压火、保护藏书的意图，而这样的开间数里，也暗含着它与“天一阁”的联系。
文渊阁从外面看是两层，里面实为三层。下层中央明间设宝座，是经筵赐茶的地方，《四库全书》主要藏在上下层的中间三间及中层的全层，其余地方放置《四库全书考证》和《古今图书集成》。如今文渊阁《四库全书》已去了台湾，空留那些金丝楠木书柜，在空空楼阁里发着幽暗的光。这些制作精致的书柜，依旧照原样摆放着，如今已成古物。
当年，中国古代三部皇家巨作——《永乐大典》（收录在《四库全书》内）、《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全部在文渊阁里贮齐。文渊阁也因此成为清宫最大的藏书处。这座貌似低调的楼阁，承载了一个帝国的光荣与梦想。那些在大火和灾变中消失的纸页，又随新王朝的建立而再生。一个王朝，不仅是在现实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也要通过纸页和文字来建立。……于是，在宋代“四大部书”、明代《永乐大典》之后，清朝又开始了全新的修纂事业，犹如兑现一个古老的诺言。而《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这类超大型书籍的最终完成，则无疑是为王朝的强盛而准备的盛大典礼。
乾隆编《四库全书》，历史上毁誉参半。为了编《四库全书》，就要搜集天下古籍，再按照统一体例校勘编订，对于“禁书”，则要统一销毁，自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开始，在武英殿前立起一座字纸炉，不分昼夜地销毁从民间搜来的“禁书”，总量达六七万卷之巨。因此章太炎说，乾隆修了一部《四库全书》，也烧了一部《四库全书》。没烧的古籍，也进行了删削、挖改，使得被编入《四库全书》的古书不复原貌。鲁迅对此痛切地写道：“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甚至认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但总的来说，《四库全书》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它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纪念碑品质——博大沉雄，穿透古今。乾隆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因此他无比看重这套书的编修，《四库全书》总纂修纪晓岚说他：
巨目鸿纲，皆由钦定，每乙夜亲观，厘定鲁鱼，典学之勤，实为自古帝王所未有。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与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
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第一套《四库全书》修成，全套三万六千册，被郑重放入文渊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欧力德（Mark C.Elliott）说：“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手写本丛书。”
这一刻，无疑是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一刻。乾隆在文渊阁设宴，犒赏参与《四库全书》编纂的全体人员。时隔两百多年，我们几乎可以听见他爽朗的笑声。
乾隆皇帝对古代书籍被焚的先例心有余悸，于是又下令为《四库全书》加抄了六个“备份”，心里才算踏实。到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前后七部《四库全书》全部抄完，分别藏在七座藏书阁内，其中四座，分别在北京紫禁城内的文渊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圆明园内的文源阁、盛京（沈阳）故宫的文溯阁，这“北四阁”，全部在皇家禁地，另有“南三阁”，分别是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孤山南麓的文澜阁，因为它们都在江苏、浙江，因此也被称为“江浙三阁”。
乾隆或许已经意识到这种宫廷藏书的缺憾，就是它虽然保存了古籍，却同时将知识固化，把它们像货物一样封存于仓库里，与整个社会相隔离。于是，乾隆将《古今图书集成》作为最高奖赏赠给了宁波范氏天一阁等四家藏书楼，“南三阁”也基本对民间士人开放，允许当地士子“就近观摩誊录”，成为公益性图书馆。于是有无数士子，如朝拜一般走进“南三阁”，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捻动书页。这些文人士子中，就有金世宗第二十四代后裔完颜麟庆。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他造访文汇阁的时候，满眼的“名花嘉树，掩映修廊”，让他有了一种梦幻般的恍惚感。很多年后，当他在《鸿雪因缘图记》里“回忆当年充检阅时”，仍“不胜今昔之感”。
由于《四库全书》规模过于宏大，翻检不便，乾隆四十三年，乾隆皇帝又命令挑选《四库全书》的精华，编定《四库全书荟要》，收书四百六十三种，共两万零八百二十八卷，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八册，一共抄写两部，一部贮藏在御花园的摛藻堂，另一部贮存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
当然，如同《永乐大典》一样，《四库全书》的未来旅程同样不会一帆风顺。尤其乾隆皇帝去世以后，虽有嘉庆皇帝苦心维持，但道光、咸丰以后，帝国的气运急转直下，日渐衰微，有太多的灾厄，等待着《四库全书》。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早春二月，镇江城破，太平军蜂拥而入，一把火把金山烧了。雕梁画栋的镇江，堆金砌玉的镇江，立刻就成了一片起伏的火海。文宗阁里那些美轮美奂的藏书和书盒，也被裹挟在火中，化作一缕缕的青烟。之后太平军挥师北向，剑指扬州，文汇阁在炮火与厮杀中化为乌有。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李秀成攻入杭州、破江南大营时，文澜阁还安然无恙。第二年，李秀成再破杭州，这一次，文澜阁劫数难逃。《扬州画舫录》里记载的藏书“千箱万帙”的江浙三阁，至此“全军覆没”。
“北四阁”中，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在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圆明园时被毁。联军的士兵们不懂汉字，当然也不懂这些汉字所承载的价值。在他们眼里，它们百无一用。书架被推倒，书册散落一地，乾隆皇帝曾经小心翻动的纸页，被纷至沓来的皮靴反复踩踏着，留下一道道凌乱的鞋印。也有人发现了它的“价值”，把纸页撕扯下来，在寒冷的秋夜里点燃烤火……
其余三套《四库全书》中，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占为己有，由伪满洲国政府封存，日本投降后，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回到中国政府手中，后来又藏入甘肃省博物馆；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1915年藏入京师图书馆，教育部佥事鲁迅参加了接收，历经颠沛之后，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而原藏紫禁城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则经历了抗战古物南迁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于1948年运去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除此，还有一套《四库全书》存在人间。
就在杭州文澜阁被李秀成的部队毁坏的第二年，在杭州城西的西溪避祸的丁申、丁丙兄弟，偶逛旧书店，赫然发现了用于包书的纸张竟是钤有皇家玺印的《四库全书》。他们出身书香门第，是八千卷楼（与皕宋楼、铁琴铜剑楼和海源阁合称“清末四大藏书楼”）的主人，一眼就看出那些包书纸，正是落难的《四库全书》。他们大惊失色，于是在书店里大肆翻找，发现店铺里成堆的包装用纸上，竟然一律盖有乾隆皇帝的玉玺。
在那一瞬间，他们意识到，文澜阁的藏书并没有彻底消失。他们决心一页一页地把它们找回来，雇人每天沿街收购散失的书页。半年后，他们共得到阁书八千六百八十九册，占全部文澜阁藏本的四分之一。
对于失踪的四分之三文澜阁藏本，他们决定进行抄补。这是没有皇帝发动，而全凭民间文人自觉进行的一次抄书行动。最多，他们取得了浙江巡抚谭钟麟的支持。他们当然知道那个黑洞有多么巨大——那无疑是在他们的天上戳了一个大窟窿，他们要像女娲一样，炼石补天。他们没有丝毫的犹豫，因为他们知道，此时不补，那个黑洞会变得更大，蔓延成伸手不见五指的长夜。丁氏兄弟于是“节衣缩食、朝蓄夕求”，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借书，招募一百多人抄写，组织抄书两万六千余册。《四库全书》在编撰过程中编撰官员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机会将其收录补齐。经过七年的努力，终于使文澜阁之“琳琅巨籍，几复旧观”。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文澜阁重修完成，丁氏兄弟将抄补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文澜阁。
这部《四库全书》（即《文澜阁四库全书》），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