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的历史思想

读史过程中，除了读原始文本，历代名家的考据论述也不得不涉猎，其中比较佩服的是清代学者钱大昕，钱大昕被誉为“中国十八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我觉得他最专精的还是史学。

钱大昕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 进而将小学、天文、舆地、制度、金石、版本等原本经学的分支学科抽离出来，并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钱大昕的这一做法，极大地丰富了史学的研究手段，提升了史学的研究层次。 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一一校勘，详为考证。萃其平生之学，历时近五十年，撰成《廿二史考异》，纠举疏漏，校订讹误，驳正舛错，无论是研究广度和深度都优于同时期其他考史著作。  他还完成了《元史氏族表》《补唐学士年表》《十驾斋养新录》等示范性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即构成了史学考据的狭义“范式”。并且他带动了邵晋涵、洪亮吉、孙星衍等学者同治史学，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重经轻史的风气。

通过自身的考据实践，钱大昕探寻出了诸多史学考据的具体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求源法、钩稽法、归纳法以及专题研究法等等。其最重大贡献是运用实证的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历代史籍。以前学者，撰史者多而评史者少，评史者又多议论体例、书法或褒贬古人，对已有史书作考证、补遗、纠谬者更少。宋明理学家的流弊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视史部著作为畏途。而钱大昕则开启了近代历史学考证的先河，而钱大昕的著作尤其博洽精当。《廿二史考异》对历代正史作了全面的考证、辨异、校勘、补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尤详于《新唐书》《宋史》《元史》。

钱大昕坚持历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据事直书，是非自见”，不必画蛇添足，多加褒贬议论。他说：“良好史官的职责虽然是书写善恶，但是必须服从事实，如果连是非都不能自圆其说，那就轮不到再作褒贬之词了”  。他批评欧阳修的《新唐书》和朱熹的《通鉴纲目》两部著作掺杂了主观解释，混淆了历史事实和评价。他指出“《新唐书·宰相表》记载宰相之死时有薨、卒、死的区别，本想要表达善恶的区分，但同样开启了后世争端。朱熹的《通鉴纲目》效仿欧阳修，设例更加繁琐，在记叙有的官员时，为了表达其贬斥态度，要么削去其官职，要么削去其爵位，要么褫夺其谥号。表达方式稍微有些不整齐，后世读史的人判断这些就等同于刑部判决案件一样艰难”  。

钱大昕认为“纪传正史凡是官方编纂的都出于不同人之手，而且受时间限制，纰漏较多，尤其是《宋史》《元史》。《宋史》冗杂无章，编次失当，北宋部分因有根据，质量尚且较好，南宋部分最差，宋宁宗以后的四朝又不如高宗、孝宗、光朝三朝详细，大概是因为史官迫于期限而草草结束修史，没来得及讨论和润色” [129] 。至于元史仅331天成书，“古往今来修史速度之快没有比得上《元史》的，而文字的浅陋拙劣也没有像《元史》一样的”，主编宋濂皆“词华之士”，不谙史法，“征辟修史的人都来自于民间，刻板而不熟悉典故史实” 。钱大昕颇有志重新编撰元史，已有部分成稿，但迄未完竣。 

钱大昕虽然博通全史，却也有所侧重，从而形成了舆地、官制、氏族等三个具体的研究领域。正是钱大昕所谓的：“我好读乙部（史部）书，涉猎三十年，认为史家应当讨论的有三端：舆地、官制、氏族。”  从此以后，上述“三端”便成为了史学研究的三把钥匙。如论晋南迁后，侨置州郡，初不加“南”字。至刘宋禅代后，始加“南”字。而唐人不察，修《晋书·地理志》，否加“南”字，使得许多地名都弄混了。钱大昕认为：“史家不通晓地理，随意创作，没有比晋志还过分的。”  又如汉代分封同姓与异姓侯王甚多，《汉书》称侯国，但仅能指名。钱大昕作《侯国考》，列举其封邑所在和始封姓氏，又补充《汉书》失载者25人。又《廿二史考异》指出《汉书》中年代、封号、郡望之错误16处，北宋景本《汉书》证明钱大昕的考证都是正确的。又如研究历史人物必须弄清他的出身、氏族，否则便会张冠李戴，历代史书中的舛误不一而足，“有的一个人却有两个传记，比如唐朝的杨朝晟，宋朝的程师孟，元朝的速不台、完者都、石抹也先、重喜等；有些强行搞混历史人物关系，比如《宋纪》将余晦视作余天锡的儿子（实际上为从子），《元史》将李伯温作为李守贤的亲兄。至于耶律、移剌本为一个部族，史书将其分开；回回、回鹘本为两个部族，史书将其混淆。不讲求氏族，导致读者想要了解这方面的真实情况却充满障碍”  。钱大昕花费了大量精力，以文献和碑刻资料纠正补充了历代史书中关于人物世系的许多舛误和遗漏。

钱大昕在挖掘历史文献方面，也有很多贡献。《蒙古秘史》一书为记载成吉思汗时代的第一手资料，本为蒙古文，汉译俚俗，人多不识其价值，四库馆臣称其“传闻之词，辗转失真”。钱大昕却独具慧眼，盛赞此书“叙次颇得其实”，“谈论太祖太宗两朝事迹的人必须要参照这本书！” 此后《元秘史》便为治元史者所必读的书籍。他又从苏州玄妙观的道藏中，抄录出《长春真人西游记》。此书记述长春真人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西行至中亚细亚之事，由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撰述。当时的人不识此书，甚至以为是吴承恩所作小说《西游记》。钱大昕加以纠正，认为该书在西域风俗上足以值得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