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王水照先生《宋代文学通论》

      宋代文化无疑是中华文明史上的高峰，陈寅恪先生于《<宋代职官志考>序》中说：“华夏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王国维先生于《宋代之金石学》中亦言：“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有宋一朝之文学也同样是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以其独具的时代特点和杰出成就成为中国文学史中的辉煌篇章。

      文学史类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宋朝断代文学史的编撰亦可谓丰赡，如程千帆先生《两宋文学史》、曾枣庄先生《宋代文学编年史》、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等，宋代分体文学史的撰写也可与之等量齐观，如许总《宋诗史》、陶尔夫《南宋词史》、傅宇斌《宋词史话》、诸葛忆兵《北宋词史》等。这些文学史的编撰体例无一不是以时间为轴展开叙述的。而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则打破了这一固有的文学史叙述模式，以大量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以文学史研究问题为串联，以宋型文化为切入点，以“连横”的方式贯通了有宋一代文学史。王水照先生这部书分为文体篇、体派篇、思想篇、题材体裁篇和学术史篇，将文化史研究中所提出的“宋型文化”引入到文学断代史的研究，并以此为刃，使宋代文学史的横断面显露无遗。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亦是一种心理学，是一个时代情绪的表达。文学是根植于时代的精神风貌之中的。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必然受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思潮的影响。王水照先生以宋代文化范式贯通全书，可谓独出手眼。王教授将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相对区界，对宋型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做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并着力阐释了宋型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王先生在绪论中指出：“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向单纯而收敛。”经历了唐代文化的大融合，中华民族本位文化的意识逐渐觉醒，韩愈等古文学家自觉地将儒家文化与佛道相区别，并吸收了佛道形而上的思考的特点，形成了所谓新儒家，即理学。宋代理学的形成是建立在与佛道对抗上的，儒家文化多关注社会伦理的构建，而少有形而上的追问，这很容易造成士人对佛老的追捧，如北宋初科举中便出现了提笔必言佛老的现象。于是王安石等人从儒家文化中生发出了具有民族本位文化特色的性命论。

      因为宋代诸儒对生命形而上的叩问而形成的新儒学构成了宋型文化中前无古人的哲思，如此一来，文道关系便成为了宋代文学难以规避的问题。王水照先生提到：“文道关系是宋代文学思想中的一个基准，远承《文心雕龙》的‘原道’、‘征圣’、‘宗经’等论题，近袭韩愈文道合一、以道为主的主张而有新的论述和展开。”刘彦和之《文心雕龙》虽标橥宗经，但魏晋南北朝毕竟还高喊“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对于文学艺术，魏晋时期的审美态度无疑是自觉的，将文与笔的混同从混沌中劈裂开来。而天水一朝承祧韩退之“文以明道”，发展为“文以载道”，竟将文学视作“道”的表现形式，此种观念于诗文中表现尤甚，使得诗文与审美竟然产生了扞格，发展到南宋而产生所谓的“理学诗派”。对于“主理”的追求使得诗歌原本“主情”的功能出现了空挡，于是“推尊词题”便势所必至了。苏轼变主张词“自是一家”，认为诗词同源，将诗言志的功能转接于词，词评家们也努力打通词与《雅》《骚》的壁垒，越来越强调“雅正”、“骚雅”的思想，遂造成了士人们原本不屑的词的繁荣。

      王水照先生在《通论》一书中还高屋建瓴地对宋代文学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把握，《文体篇》从“雅”与“俗”和“尊体”与“破体”两个角度展开了论述。王先生指出：“忌俗尚雅是宋代士人雅俗观念的核心，但它已不同于前辈士人那种远离现实生活的高蹈绝尘之心境……在雅与俗之间并非只有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而是打通雅俗、圆融二谛，才是最终的审美目标。因而，从宋代五类文体而言，固然可以大致区分为雅、俗两类文学，并可看出由雅而俗的历史动向，然而在文人文学的诗词文三体中，却又各自呈现出以俗为雅、俗中求雅、亦俗亦雅乃至大俗大雅的倾向。”有宋一代，文体意识被摆到一个突出的位置，一方面大呼“尊体”，一方面又主张“破体”，不同文体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雅与俗的互相影响亦是破体的表现，词作为街谈巷语、娱乐遣兴之作逐渐为文人所重视，将“雅”的因素注入到词体中去，使得词境大开，大大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使“诗余”真正成为了诗歌的变体。对于尊体与破体，王先生还谈到：“宋代以文为诗实在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经过的环节。”盛则变，变则衰，诗本主情，然而在宋人之前的盛唐诸公已经将主情之诗推上巅峰，所以宋人为自成一家只好寻求突破，宋诗之主理便势所必至了。

      当然，《宋代文学通论》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体派篇》对于宋代文学流派的论述便是千篇一律，缺乏撰者独到的思考和见解，对于一些问题的挖掘也不够深入，如将宋代散文流派分为五代派、复古派、西昆派、古文派、理学派、事功派、抗战派等，如此划分的合理性有欠推敲。当然，白玉微瑕，难掩其光，总得来说《宋代文学通论》对于一代之文学的把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其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