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自由与秩序失范 ——影片《死亡实验》观感
文/王永刚
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是用来研究事物本质的想象工具。思想实验体现了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富有幻想的能力。科学和哲学都与运用思想实验有关。在科学史上，我们可以列举许多这样重要且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思想实验，如牛顿的水桶、麦克斯韦的恶魔、爱因斯坦的升降机，薛定谔的猫。同样，它们在哲学上也很重要。伦理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中的有些内容都是基于思想实验的结果。如塞尔的中文房间、普特南的孪生地球等。当代哲学、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它们。
想想小时候，如果和关系好的朋友一起玩，如果游戏分组和他不是一伙的，结果肯定会因为一些阵营的利益产生矛盾，虽然我们都知道那只是游戏，但是人就是这样，丑陋和虚伪的天性会让我们迷失，甚至抹杀友情。在单位上班，当我们刚刚步入社会，同时进单位的朋友会共同抱怨查岗的那些人，埋怨着他们的刻薄与刁钻，可当ta进入办公室拥有了查岗的权利以后，就会格外刻薄，你有事ta明明知道也要问你以彰显自己无上的权利，这就是权利作用。哪怕是在最底层，零星的权利都会让人膨胀，临时的阵营也能让人感情倾斜。
近日感冒刚好，读书总是不在状态，看了一部电影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片名是《死亡实验》，是由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改编而成。该片是由保罗·舒尔灵执导，福里斯特·惠特克、阿德里安·布洛迪等主演的一部影片。这部影片改编自德国导演Oliver Hirschbiegel的同名原作，在故事设定上基本上与原作相同，讲述一群生活环境，性格特点各不相同的普通人参加了一个实验。实验要求把他们随机分为两组，关在一个模拟监狱中，一组是狱警，而剩下的则是犯人。在整个实验中，犯人必须听从狱警，狱警有权利对犯人实行一定程度的“管教”。如果实验过程中任何一人无法坚持下去，就表示实验失败，大家都是白忙一场。若是所有人都坚持下来，则可获得巨额奖金，这种对于模拟状态下人性的发展趋向的拷问的影片。几年前的一部《浪潮》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反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于人性和社会秩序等等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而且最终的失控而血腥结局也带来震撼效果。这些，也许与德国人在经历过去一个世纪的政治变乱后对于自身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这一部《死亡实验》也有着深刻而沉重的人性反思在内，而其过程和结果都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从实验一开始，负责人就很多时候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的暗示性的向参与人表达了他们的角色意义。首先，他们的数量不对等，狱警人少、囚犯人多，这也符合现实，而狱警却获得了天然的权威和统治权，一如社会金字塔结构，决定力量的不是单纯的人数。那是最原始的社会，一个建立了等级秩序的社会，所处的等级才是关键，而其中狱警便被置于这也的优势地位中。其次，负责人一再向狱警强调他们的权威，就如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或者各类媒介的影响，警察该干什么，官员该搞什么，囚犯该犯什么等等，社会各个角色都有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为设定，选择了或者被选择了这个角色，就必须与这套守则匹配。第三，秩序需要维持，就如一个刚成为经理的年轻人，你与这个角色的匹配度是起初不稳定的，你可能受到比你职级低的老资格员工的质疑，所以你需要利用你被赋以的职权，来强化你与你的角色的匹配度。片中，起初，大家都把它当游戏，尽管被分成两组，大家相互开始还打闹玩乐，但是角色的暗示已经形成，加上外力的强化，他们渐渐开始产生分界线，就如做游戏一样，既然分成了两边，你就总想“赢”下对方，于是，狱警一方开始了自身角色的强化，起初采用变相的暴力侮辱囚犯，愈加强势。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方的囚犯扮演者也开始“入戏”，逐渐认同自身的囚犯地位，开始变得弱势，一场游戏般的实验短短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角色权力落差形成的秩序，它在稳定的表象中蕴含着太多不稳定的因素，以或者激烈的方式形成秩序再造，或者渐进的方式形成改革。在片中，莫瑞茨作为囚犯一方，是一个刺头儿式的搅局者角色，他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也开始了最激烈的反抗，他显得更加清醒，也显得更加迷茫。实际上，每个团体中都很可能有这样的刺头儿，他们最先被权力压制，也同时促使人反思。
影片的最后，男主角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成长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恶魔尤其在权力，欲望的支配下甚至在影片的中间我都开始在怀疑人生当今社会的契约究竟是不是正确的是否也有人为一个真正公平的意识形态而斗争我们从一出生就受到道德，法律的约束被教育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可是对错的标准是否真的有意义？我甚至开始怀疑当面对权力压制当自我价值被社会契约所束缚时我可否会抗争是否有人在抗争？屈于这样的意识形态，是对还是错？宗教又能拯救我们什么？是否信仰可以改变世界？在他们的世界里或许暴力，杀戮才是正确的解决事情的方式我们又有什么谴责的权利？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要过的生活的权利包括信仰一开始为了钱就可以丧失人权那么乞丐可否还有尊严？一个连尊严都不要的人凭什么得到我的，甚至社会的救助？在犯人，所谓的犯人受到虐待的时候，那种泪意止不住是谁赋予施暴者伤害别人的权利？是我们自己。
整部影片看下来，感受颇多。一个比较直观的感觉就是在一种无秩序的状态下，获得权力一方野心膨胀和私欲膨胀的可怕。影片中以被随机分为狱卒的几个人为典型，来阐述这种变化之后复杂的人性，归根结底实在揭露人性中潜在的那一种劣根性和恶的一方面。在试验过程中，人物在担任狱卒过程中，心态开始慢慢起变化。如果说一开始的变化是因为他担心拿不到钱而有些被逼无奈的话，那么随着事态的发展，他越来越享受这种特权带来的快感，这种凌驾于别人尊严与生命之上的快感。他对于敢于反抗者的淫威最终完全演变成一个独裁和暴力主义者所表现的特征。而且对于狱卒内部其它反对他、与他不一致的人的打击，还有最终在事态恶化后选择的彻底暴力方式几乎将一个拥有特权却不受任何约束的野心者私欲的膨胀的特性发挥的淋漓尽致。在一定程度上，狱警角色在本片中起着核心的训诫意义，他的由一个普通人转变为一个独裁者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人类社会中不受约束的权力泛滥和滥用的体现。
最近几年也很受欢的另一部电影迎叫做《Die Welle》（中文译为《浪潮》），讲的是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美国中学的历史老师，他做了一个实验，跟学生们做，他怕学生不懂，为什么当年德国人会那么极端，支持纳粹党去屠杀犹太人。于是他就要求这个同学，这个班级里面开始组织一些的仪式、口号、手势，特别招呼方法，把人群分成内跟外，他跟我，我者跟他者，这时候，慢慢仇恨就在校园里面弥漫出来，一个非常独裁倾向的政治意识形态出来。这些原来很天真可爱的中学生就出现了一群非常残暴的，有狂热信念的一群人，然后这时候，这个老师宣布我们教学结束了，大家现在知道了吧，纳粹是怎么来的，纳粹就是这么来的。
《路西法效应》作者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也许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预警，它在提醒我们，警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不应该放纵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要尊重某种的权威与秩序，我们整个社会多多少少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实验室。
津巴多教授在这里面提出，我们人要怎么样改善跟强化自己的良知跟自主能力呢？必须注意我们一般处境里面有一个基本的二元性，就是抽离跟沉静的对立，犬儒式的怀疑跟投入式的参与之间的对立。并且津巴多教授后来研究认为，真正的英雄行为是指人应该对于邪恶情境具有抵抗力。这个抵抗力来自一个局外人的心态，除了能够常常的保持警觉的意识自己的环境，常常去抽离出这些局势之外，还要注意，其实他也是一个平凡人。他们的特点在于他们做了正确的事，却丝毫不以英雄自居，认为自己只是表现了何为正派，何以言行的共同感受，而这种人其实还是很多的，只是对于他的情境具有一种敏感，他不会那么容易被他的情境屈服，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有一天自己变成一个凶手，就要做的事是让我们随时对自己的情境身边的环境，秩序所身处的社会或者机构保持一个警觉。
好人与坏人的界限完全由拥有绝对权力的实验设计者决定。坏人（囚犯）被看做败类人渣，不配被当做人来看待。而好人（看守）则被授予武器和权力，“一旦你穿上制服，就好像开始扮演一个角色，你不再是你自己，你的所作所为要与这身制服所代表的职责相匹配。”而人们也终于开始正视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性格和行为：也许善恶并没有界限，只看你处于什么样的环境！
就像有句古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因此，电影中扮演狱警的人和扮演犯人的人都遵守着规则，进行这场看似真实的死亡实验。但是，随着被关押的时间的延长，所谓的“规则”却变味了。狱警盛气凌人的打压，咄咄逼人的羞辱，在身份上压制着犯人，最终却因为变了味的规则害了所有犯人团结一致，将所有狱警痛打一顿，其实，规则和人的行为之间，好的规则可以让人从事好的行为；坏的规则，则会为个人恶的行为提供一个发泄的平台。当一个反自然法的规则在控制人们的行为的时候，必然会造成矛盾的加剧。
西装革履包裹着的未必就是文明的真相，当身处社会最底层，习惯于卑微身份的人，一旦被赋予了权利，往往恶的一面爆发的更为纯粹彻底。
社会心理学著作《乌合之众》有这么一句话：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
权力和约束本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自由惯了，尺度和分寸难免也会走上“限制级”。囚徒在强大的狱警面前，自保的私权如果不“顺势而为”，很可能成为狱警翻云覆雨中的沉没成本，一闪念就会丧失了被打捞的可能。
监狱就像一面镜子，把人性最阴暗的一面照了出来。那些人进了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就好像拥有另外一种人格，仿佛之前的所做的种种都得到了救赎。从不承认自己做错了，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别人身上。
涂尔干指出：人们也许会提出问题说，人的自由和人格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倘若这些说法的意思是指，能够破坏因果关系原则的能力，以及通过把自身从社会环境中抽取出来从而设定自己为绝对的能力，那么，即使将这种能力牺牲掉，也不会带来任何损失，因为所有这些，都不过是空洞乏味的独立性和道德的瘟疫。人们惟一应坚持的事情是，在所有变化中选择我们认为最适合我们的本性的那种权利。能够毫无限制地从事专门活动的能力，才是惟一有价值的自由，惟有在社会中，这才是可能的。
人不自足，无法离开社会或国家而生存或获得自由，是一回事（这的确是个自明的道理），人在某一时刻把自身从社会环境中抽离出来，作为一个局外人，去思考自身的能力及其界限，则是另一回事。后者并不仅仅只是消极性的、无所谓的（indifferent），是自我主义或过分膨胀的个人主义，亦或者是“空洞乏味的独立性和道德的瘟疫”，只能创造虚无和忧郁。恰恰相反，只有持有这样一个能够暂时跳脱出政治和社会的局外人视角，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去反思政治生活或社会生活是否是我们最高的目标，才能够为政治或社会论证其各自的正当性，并划定各自的界限。这样一个维度，并不意味着必须向“古老的英国自由主义”折服。在柏拉图的洞穴攀升、亚里士多德的观瞻生活（theōria）中早已展示出这样的维度。笛卡尔的普遍怀疑、霍布斯的战争状态，甚至还有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所探讨的孤独的自然人，从某种程度上，仍然延续了这一努力。只有从那些“野蛮的自然人”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去理解现代个人、政治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划定各自的界限，而不至于在国家、社会（包括市场），以及个人自由之间茫然无所适从。
亨利·梭罗在Civil Disobedience一文中的这段话：“大多数人对于政府是这样一种情形：他们主要地不是作为人，而是把自己的肉体当作机器为政府效劳。他们是常备军，自卫队，狱卒和警察。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论价值判断如何，不论道德意义怎样，开动自己的脑筋是不行的。人们只能自己等同于泥土，木头和石块；也许，造一些木头人也同样能干好这些事。这意味着对人的尊重还不如对待草人或对待一堆垃圾。他们的价值跟马和狗相去无几。”狱卒在这场游戏中完全玩出了感觉、玩出了状态、玩出了创造力——倘若他们果真是木头人或者机器人，情况倒会好得多，不幸的是，在特定的压力下，他们沉湎入被暗示可以无限制获取权力的妄想中，规则的维护者以更凶险的方式扑灭了规则，即便是在真实世界中，这也不是孤证。显然，亨利·梭罗的观点，遮蒙于“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下。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一言以蔽之，可称作正义即公平的理论。得出这个理论的各项原则，首先需要说明一个前提，这就是社会契约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就必须做一个理性上或逻辑上的假设。罗尔斯把这个假设环境称作“原始状态”（original po- sition）。为了设定原始状态，罗尔斯进一步提出几个核心概念：（一）正义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类的合作是可能的和必需的，客观条件包括一个确定的地理区域，体质状态和精神状态相似，存在着中等程度的匮乏，主观条件包括各方都有大致相似的需求和利益，各方又有各自的生活计划，而且还存在哲学、宗教信仰、政治和社会理论上的分歧，这样人们就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因而需要有一些原则来指导人们决定利益划分（第22节）；（二）正当观念的形式限制。原始状态中的人们还得接受某些限制，这样他们才能有效地确定和选择原则，这些限制是，原则应当是一般性质的而不应是特指的，首要的原则必须能够作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共同蓝图；原则在应用中应对每个有道德人格的人起作用，限制的条件应当是公开的，让每个人知晓，还要赋予各种互相冲突的要求以一种次序，最后从原始状态推出的原则应当是决定性的，在它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标准（第23节）。这里规定了正义原则的性质；（三）无知之幕。这个概念是更为大胆的假设，以便能运用纯粹程序正义的概念。原始状态是一种假设，它要求人们摆脱现时现刻的各种感觉和知识，在现实社会面前拉上一道大幕，使人们纯粹从零点开始思考正义的原则。无知之幕假定各方不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阶级出身、天生资质、自然能力、理智和力量等情形，也没人知道他的关于善的观念，他的合理生活计划和心理特征，各方也不知道这一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况。因为每个人所据有的社会地位、条件或个人气质均会影响一个人对正义原则的判断，必须用无知之幕将它们全部隔开，这样原始状态才能成立（第24节）（四）推理的合理性。原始状态的方法要取得成功，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必须假定处在原始状态中的人是有理性的。所谓理性，就是人们在选择原则时都力图尽量推进自身的利益，他们的选择有前后相连的倾向，他们也具有建立正义感的能力，他们努力寻求一种尽可能高的绝对得分，而不计对方的得失如何（第25节）。当然，这样的人也是理论上假定的人，而非现实生活中的人。（《王沪宁：罗尔斯《正义论》中译本序》）
罗尔斯关于无知之幕的比喻，充分描述了一个人因为陷入特定的社会角色而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而克服的方法，朴素地说，就是最大限度地进行换位思考——假如这道幕布揭开，你发现自己是一个身着制服、手持警棍、腰别镣铐的狱卒，而你又确信自己是一个尽忠职守的好人，那么，当你面对着重刑犯的威胁和挑衅的时候，怎样的反应才不算是过分的？当你信息匮乏并且面临着不确定的危险的时候，你能否保证，你能够比伯瑞斯们保持更多的理性和克制？如果让你参与规则的制定，你希望你维护秩序的权力被限制到什么程度？
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在实验开始的时候，两组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不到两个星期之后，他们之间已经变得没有共同之处了。”好人变成了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成了坏人，他们要么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要么认为自己只是采用了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为自己采取的手段辩护，在他们的同仁眼里他们也是道德英雄。这根本上是不同的善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善和恶之间的冲突，已经超出了心理学的范畴。
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个体本身的品格与利益这种东西并非是被固定和给定的。……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的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成为的那种个人，以及他们所是的那种个人。社会结构还以不同的方式限制着人们的抱负和希望，因为他们有理由部分按照该社会结构内部的立场来看待他们自己，并有理由解释他们可以实际期待的手段和机遇。所以，一种经济制度不仅仅是一种满足人们现存欲望和抱负的制度图式，而且也是一种塑造着人们未来欲望和抱负的方式。更一般地说，基本结构塑造着社会制度持续生产再生产某种个人及其善观念共享的各种文化方式。”（(P285)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无知之幕”最好被看作一个用于检测社会安排的基本原则(或其设想)是否正义的理论机制，而不是一个用于发现的机制。它更多是通过一种假言判断而进行的思想试验，而不必是真实的历史场景。相应地，与“无知之幕”密切相关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概念，也应当在逻辑的意义上而不是在事实/历史的意义上得到理解。也就是说，“原初状态”只不过意味着一种生存状态的可能性——即，人们对自身的特殊禀赋、能力和身份处于无知的那种状态。“原初状态”的“原初”，只表示逻辑意义上的“最开始”(original)，而不是时间意义上的“在历史上”(historical)，更不等同于社会意义上的“人类的原始阶段”(primitive)。(Rawls, 1971, p.12.)只要人们意识到，“无知之幕”是对论证所施加一种逻辑限制，那么“任何时候我们都能进入原初状态”。(Rawls, 1971, p.19.)“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一道，共同构成了罗尔斯的一种虚拟、思辨但富有逻辑性的论证模型。作为社会契约论的继承者，罗尔斯的这种理解和论证方式，完全可以在洛克那里发现踪迹。因为洛克所说的“自然状态”，同样不是指人类历史上真的有某种毫无秩序的无政府岁月，而是指人类生存的一种可能状态。这种状态，与人类以建立政府的方式来生活的状态，是在逻辑上，而不是在事实上，更不是在时间上构成对应关系。所以洛克才说：只要人们没有可以向裁判者申诉的裁判权力，他们就仍然处于自然状态之中;只要统治者可以任意处置他的一切臣民，他们就处于自然状态之中。因此，“不论过去或将来，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处于自然状态之中”。(Locke, The Second Treati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25, 276.)
尽管社会契约论中的原初状态只是虚拟的状态，但却是我们随时能够通过抽象思维而进入的状态，并且状态所起的作用只是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我们的各种道德直觉，了解我们认为有证成作用的各种理念与观念，从而有助于我们总结这些观念与理念内在的逻辑蕴涵，明白其间是相互支持还是可能会出现直觉冲突，据此需要调整还是巩固我们已有的各种道德观念，据之得出应该具备的正义原则。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提供了一个平台以展示我们各种杂乱甚至会有内在冲突的道德观念与直觉，有利于我们认识和提出各种具体的公平正义原则，帮助我们从各种杂乱的道德直觉中寻找系统且一致的正义原则。因此，立基于以无知之幕为核心的原初状态之上的虚拟社会契约，实际上是一个展示各种理性观念与思想的平台，是我们建构正义原则的一个极有效的显示装置。并不是说社会契约或无知之幕在这里没有作用，实际上它们在罗尔斯的融贯观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是证成作用，正如我们利用纸与笔来进行计算，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并不是因为我们使用了纸与笔一样。即使因为过程太过复杂，没有纸与笔我们无法得出正确的答案，但答案的正确性依然不是由纸与笔所决定的。在开头提到的三种证成方法中，社会契约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作用只是使得“我们能够有意地遵循它所表达的各种约束以模拟参与方的审思”，而这种审思的作用就相当于在计算中纸与笔发挥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更清楚、更好地进行理性思考。尽管它们对于我们得到正确答案是很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但那个答案正确的理由并不在于它们是社会所订的虚拟契约，而是由于在契约中所假定的各种条件本身所具有的证成作用，且依据有证成的条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从而以融贯论来证成所选择的公平正义原则。（葛四友：论无知之幕和社会契约的作用）
《死亡实验》真实的展现可怕人性的缺陷，当规则法律不能很好约束拥有权利的人时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绝对的权利会使人改变。权力一旦失去约束，一旦有了权力，天使也会变成魔鬼！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在实验开始的时候，两组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不到两个星期之后，他们之间已经变得没有共同之处了。
实验结束之后，那扇象征权力和自由的大门开启的同时，也把人性的丑陋与良善暴露在阳光下。正如影片开始时快速切换的弱肉强食的镜头一样，其实，人类进化的或许只是自以为是的智慧和愈加强烈的私欲，骨子里的兽性一直未变，在监狱中的生活中可以看出：狱警折磨人的方式层出不穷，花样百出，让本相信人性本善的我们变得迷茫失措。其实，不只是在影片中那样，在生活中，我们相信人性本善，怀着一颗良善之心去对待身边的一切，但是得到的回报却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生而为人，总有不同，即使付出与回报总有不同，我们只要相信，未来也许荆棘遍布，我们仍可咬牙前行。
2018.4.10 兰州
